丹道秘传：四川名医张觉人

先父张觉人(18902~198111)，字梦禅，四川广安县人，4岁发蒙，入私塾5年，9岁时先祖父患肺痨病逝，因家贫而辍学放牧，13岁先祖母去世，遂随伯父张义泰学医，继拜倪静庵先生为师。

倪系当地名医，精研岐黄，以内、外、妇科见长。在倪师教诲下，先父精思穷究，博参医籍，历时数年，医术遂有根底。

我国医家有一流派叫“丹道医家”，又称“丹医”。此类人物多是道家，他们专用丹药治病，不索取报酬，且大多隐姓埋名，浪迹江湖，行踪秘密，故许多中医尚不知有此流派。

倪师早年曾向一些丹医求教丹药奥秘，对丹道也颇有研究，临床治病常用丹药收功。先父从师数年中，亲眼目睹倪师运用丹药治病之效力，遂酷爱此道，潜心研究。倪师曾对先父言，丹道医家因过于保守，授徒不多，几乎已成绝迹。此道向有南北两派，北派没有接触不甚了解，而知南派中现已仅存贵州廖复阳一人矣。

先父为探求这一济世活人之良术，于1911年只身一人，步行一千余里，到贵州平越福泉山高真观，拜道士廖复阳为师，求学丹道秘方。廖师鉴于先父千里求师之诚心，遂破例收为门徒，悉心传授以丹医秘药“玄门四大丹”，并赠丹医方书《青囊秘录》一册。

辛亥革命后，先父回到四川，投身戎伍，后见杀戮之惨，而谋遁世之心，曾一度削发为僧于峨眉山，后思佛家度人，终属空谈，莫如医药救人为实，乃毅然下山，先后在成都、重庆、上海等地悬壶行医，以善治肺痨瘰疬、流痰著称，享行“虚劳专家”之名。

解放后，先后在成都市卫生局中医科、成都市中医医院工作，1959年调成都中医学校任教。

先父致力于中医临床教学工作70余年，在中医外科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对丹药的研究尤具心得。此外，在药物、方剂、气功、养生等方面亦有较深的研究。著有《外科十三方考》(1957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五禽气功》(196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炼丹术与丹药》(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主编中医学校内部教材《外科学讲义》、《方剂学讲义》、《本草学讲义》，并在上海、江苏、广州、浙江等医刊上发表医学论文20余篇。遗留有《马钱子的临床运用》、《灵药秘方注释》、《临床经验选》等手稿数十万言为了更好地学习和继承，现将先父的学术思想总结介绍如下。

一、重视基础理论，讲究读书方法

先父通晓中医经典著作，精研中医外科名篇，主张学习外科必须先学好内科，他说：“中医外科与内科同出一理。外症虽有肿痛痒脓，然温清消补之法，与内科无异，断不可厚此薄彼，习外而弃内，只仗刀针膏丹而不遣方药。”他非常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提倡刻苦读书以通达理论。

   中医书籍浩如烟海，与医学有关的资料更是难以胜数。先父认为，读书应讲究方法，他曾教曰：学内科应从伤寒起步，伤寒注家几百种，可先以柯琴的《伤寒来苏集》、陆渊雷氏的《伤寒今释》为蓝本，外科则以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为蓝本，先将这几本书读熟，再博览群书，寻源溯流，上寻内经灵素，难经千金，探究理论之源，下涉历代各家学派，取诸家之长，丰富自己。

   先父提倡读书要手读，即抄书，他认为看一遍书不如读一遍书，读一遍书不如抄一遍书，手读能加深记忆。虽家藏众多书籍，但他对书中某些精彩之说或效验之方，皆手抄一遍，另置案头，随时翻阅。晚年虽年岁已高，而读书劲头不减当年，凡医刊、报章，有益则必录。

二、重视实践，勇于探索

治学谨严，一丝不苟先父除重视理论学习外，更重视临床实践，他曾说：“学医务必做到三多，即多读、多想、多做，其中尤以多做最为重要。古人说的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他反对单纯的为理而理论，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不经过实践的理论是经不起敲打的，而只从书本得到的知识不经过实践的验证，也不一定是可靠的。因此，他读书虽多，从不迷信书本，对书中介绍的各种治疗经验和方药，大多亲手制作，并在临床实践中运用，观察疗效，加以检验，凡有疑问之处，则亲身尝试，辨别真伪。

   例如，本草书籍上载有“十八反”之说，但历代方书中又有甘草与昆布、海藻同用，乌附与半夏、瓜蒌配伍的记载。为考查“十八反”之真伪，先父将药物按十八反的原则配伍，分别煎汤，并一一亲口尝服(服用后，他认为十八反之说不甚确实)。

       1960年，中医学校、中医医院、第一工人医院、市工人疗养院联合开展对祖国医学的汽浴疗法的研究，委托先父整理学术报告，为要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不顾自己70岁高龄，亲身参加试验，体会汽浴的作用。

又如，在研究中药麻醉剂的作用时，为了解曼陀罗花的作用，他不顾危险，将曼陀罗花全草一株煎服以体验药效。类似事例非常多。

先父在对待学术问题上，一丝不苟，极为严谨，每个问题都要反复研究，字字推敲，一事一论，都要亲自精细考查，证之以理。

   他在撰写《中国炼丹术与丹药》一书时，曾向北京、重庆、武汉及成都中医学院等地的同道好友求教，查证资料，征询意见。历时十余年，数易其稿。1981年该书出版，他审阅之后，感删裁不当，谬误较多，又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亲自整理修订，直至病逝前夕，尚伏案编著修订本。先父这种锲而不舍、一丝不苟的求实精神，深受中医同道的赞叹。

三、临症用药别开生面，胆识过人

先父临症最善于运用丹药，尤其对炉火制炼丹药更是得心应手，精思妙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说：“中医的丹药多用水银、朱砂、白矾、硝石等矿物药材，经炉火制炼，使其发生化学变化而制成，它类似现代的化学药品，作用广泛，力量强大，治病范围广，远非一般草木之品所能比拟，运用得当，确有枪响鸟落之效。”丹药的使用历来是外用者多，内服者少，先父不仅用丹药外治，更多的是以丹药内服，治疗奇疴顽症。如家母早年因妊娠而呕吐，水米不进，中西药物皆不能止，先父用水银、硫黄制成“丹砂”，以米汤送服，一剂即止。其止呕之效验如神，而又不伤胎孕。又如，先父遗稿《临床经验选》中记有这样一病案：一18岁少年面部生疔，瘙痒，抓破后半日许，头面肿大如瓜，神识昏迷，乃以馒头包裹陈年白降丹(即放置10年以上的白降丹)3粒服之，仅2小时即神识清爽。虽然此案叙说简略，亦可见先父用药之别致。

先父除善用丹药外，又喜用毒药治病。他曾说：“药以毒治病，大毒治大病，小毒治小病，无毒不治病。”他临症喜用马钱子、蜈蚣、砒石、雄黄等毒品。对这些毒药的炮制和服用量，他均曾亲身操作，亲口尝试过，故能在临症时胸有定见，运用自如。

先父临症用药喜用大剂量，他曾说：“痈疽之症，皆属有毒，非量大力专而不能除。”他曾治一患肾囊风的病人，患者阴囊皮肤增厚，瘙痒不止。以麻黄附子细辛汤3剂收效，药味虽简单，但用量却大得惊人：麻黄4两，细辛1两，附片半斤。他曾教曰:“此证因寒湿困扰阴器而成，麻黄、细辛能宣通脉络，疏达关节，行孔窍而直达肌肤，用细辛直入少阴，以麻黄开鬼门，逐寒湿，病在阴位，非重用阳药不可，故再以附子助阳。麻黄用量虽大，然无桂枝配合，断无汗出亡阳之理。”他认为治外症若轻描淡写，则无济于事，只要辨证精当，用药准确，量大而力专，收效则甚速。

四、博采众长，无门户之见

先父善从前辈医家的经验中，吸取精华，融冶自己的学识。他认为，中医学浩博如烟海，中医界内学派众多，内容广泛，然各有特点，对各家学说，务必综合归纳，分析对比，取各家之长，丰富自己的技艺。只有摒却门户之见方能窥中医学之全豹。他对前贤的经验及方药，凡属临床有效者，皆取而用之，并能集各家之长为己见。例如治破伤风症的玉真散，它来源于宋朝许叔微的《本事方》，许方由南虽、防风二味组成。明代陈实功在许方的基础上增加白芷、天麻、羌活、白附子4药以加强熄风止痉的作用，后世医籍如《医家金鉴》、《外科大成》等也多采用陈氏之方。先父早年治破伤风也常用陈氏方，后见明·龚信《古今医鉴》中有治破伤风症的脱凡散，只用蝉衣一味。又见余无言《金匮要略新义》中也有用蝉衣治破伤风之说，遂查阅方书，知蝉衣有止痉作用，乃将两方合用，即在陈氏玉真散方中，每料加入蝉衣90克，内服外敷，获效非浅。又如贵州廖复阳老师传授的丹道秘药——青龙丸，由马钱子、穿山甲、僵蚕3味药组成，用治瘰疬、流痰。《外科全生集》载有治手足不仁，风寒湿痹的祛风逐湿散，系由马钱子、穿山甲和附片组成。先父思忖，瘰疬、流痰皆属外科之阴症，附子能逐寒湿而回阳，行十二经走而不守。两方差别仅僵蚕、附片的不同，遂将两方合用，在青龙丸中加入附子一味，用治瘰疬流痰，功效甚宏。先父除好读书求教古人外，也向同道朋友学习。他经常和朋友在一起研究问题，切磋技艺，若因工作关系，各在一方者，也常鸿雁往来，交流学习心得。他对别人一方一药的经验均不放过，即使是简单的民间验方，也从不轻视。重庆陈源生老师系先父好友，来蓉讲述使用葎草的经验，先父闻听后即用于临床，果然获效，甚是欣慰，特著《葎草谈》一文以记之。

先父在中西医问题上，一向主张汇通中西，他认为中西医之间应该互相学习，相互交流，逐断沟通。他曾说：“中医界内不能有门户之争，中西医之间也不应相互抵牾，中西医各有特点，中医应当吸取西医的特长为己所用，使中医学术发扬而光大。”他从不排斥使用西药和现代的诊疗手段，在他的诊所里，就设有无线电诊疗机，日本化学吸入蒸疗器，他使用西药锌氧粉、碘片、硼酸、醋酸，也采用酒精消毒，总之是唯善是从，择效而用。他在临床上还小有一些创见，如治舌体溃疡，中药锡类散、冰硼散等皆为良药，但药末吹在舌上，由于唾液的冲洗，很快就脱落掉，而舌体上又不能敷贴胶布或膏药，先父将酒精与松香配合，使松香溶于酒精之中，用喷枪将溶液喷在舌上，舌面上很快就生出一层薄膜，它能防止唾液冲洗，保护药粉，又无毒性。先父将此药命曰“人造皮肤”，记录在《外科十三方考》中，公之于世，其他如用硝酸制升丹，以升汞做灸药等，事例众多，不胜枚举。

五、矢志中医事业，为之奋斗一生

先父自13岁学医以来，运用中医中药治愈了不少病症，通过实践，他认识到中医中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丰富的理论，有极其可靠的治疗方药。他曾说：“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有责使之发扬光大。”他立志献身中医事业，曾拟“识得真吾成大觉，好凭仁术度痨人”之句，以表其志。

   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一贯歧视中医。1929年，国民党反动政府通过“废止旧医”的提案，妄图消灭中医。全国中医闻此消息，群情震愤。先父和全国中医同道一样，义愤填膺，他团结组织一些有志于中医事业的同道，积极从事救亡活动。同年3月，上海中医界发出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的号召，先父被推选为四川省代表，赴沪参加大会，并被选为大会督导委员。他一面四处奔走，呼吁请愿，一面创办刊物，宣传中医。他曾和任应秋、文琢之、余律笙、周复生等创办了《医声通讯》、《华西医药杂志》、《医学导报》等刊物，介绍当时中医各家的学术经验，报道各地中医活动消息，对当时的中医事业起到了一定的挽救和促进作用。

解放后，中医事业在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得到了空前发展，先父对此大好形势，深感鼓舞，干劲十足，只要一谈起中医前途，总是笑口常开，信心百倍。他在工作中任劳任怨。1959年，他由成都市中医医院调成都中医学校，当时学校尚在初创之中，先父与其他同事一起，积极组织编写教材，拟定教学大纲，又亲自担任中药、方剂、外科、按摩等课程的讲课任务，并抓紧时间，撰写医学著作，为繁荣中医事业，发展中医学术作出了贡献。

兹以拙劣文笔，追怀先父的治学经验，鞭策自己，勤奋刻苦，努力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