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身份的焦虑。我们该如何定义自己，这也许是一个可以追问到死亡那一刻的问题。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大多数人对自我身份的定位依然依赖于工作或者消费，并且在这两者之间摇摆。
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定义自己的核心标准已从工作伦理转变为消费美学。
在现代化的开拓时代，人们被迫从传统的手艺人身份中“解放”了出来，进入了大工厂，他们的生老病死都要依靠这些大工厂。而彼时的理论家们，为了完成这一将人变为资本主义扩张所必须的大量而廉价的劳动力，用道德的美化来消解穷人的反抗心理。在“要么工作，要么死亡”的选择中，穷人只好心甘情愿地去工作。
工业时代因其对生产的需求，工作伦理要求生产者具有忠诚的品质，他们必须适应单调。到了现代性的第二个时代，即消费时代，需要的不再是忠诚的生产者，而是欲望永远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的消费者。在工业时代，人们通过自己的工作定义自己，到了消费时代，市场上永远充满琳琅满目的商品，媒体向大众灌输自由选择的概念，消费者们以为自己可以通过消费而定义自己。
消费时代的大企业不再以本地或本国为工厂，逐利的资本总是能找到更低廉的劳动力。在工业时代，穷人是那些没有工作的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是贫穷的，由于工作伦理的要求，他们更是在精神上也被认为贫穷的。而到了消费时代，新的穷人是那些无法紧跟潮流与热点、被消费排除在外的人。
无论是工业时代还是消费时代，与穷人这一概念相伴的，永远是污名化。穷人是有瑕疵的有缺陷的，是整个社会的病症，是需要被解决的。不同的是，工业时代的穷人尚且有被重新锻造为劳动力的可能，但消费时代的穷人由于被认为是先天不足的消费者，又因为消费时代劳动力早已饱和，新的穷人常常被认为是“被废弃的人”——“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也难以处理的结果，与现代化如影随形。”
在鲍曼所观察到的西方发达国家，工作伦理如今反而被用来赞颂富裕阶层，贬低不能消费的人。富裕阶层在创造形形色色的商品，用消费主义裹挟用消费定义自我的人们。回过头来看我们所处的现实，会发现我们既没有脱离工作伦理，同时消费美学也影响匪浅。我们会用工作伦理来赞颂苦难，也会用工作伦理来赞扬富豪。同时我们又深陷消费主义的陷阱，用消费来满足工作的空虚与压抑。这就像一个无法停止的循环，我们永远否定自己，也在不停地尝试重新定义自己。但在工作与消费的表象下面，我们的本质可能只会是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