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狂想撕裂的命运：加菲尔德与吉特奥的悲剧交汇
（左）美国第二十届总统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就职4个月后遇刺，6个月后死亡。（右）刺客律师吉特奥（Charles J. Guiteau）
1881年夏天的巴尔的摩与波托马克火车站
晨光透过华盛顿特区的雾霭，逐渐揭开了巴尔的摩与波托马克火车站的身影。7月2日，周六，清晨的热气在石砖地面上翻滚，人们忙碌地奔走，等待着启程。总统詹姆斯·A·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轻松而愉快，他微笑着，与身边的朋友谈论即将到来的假期。他本打算前往新泽西，享受片刻的安宁。殊不知，一位早已沉浸在自己的狂想与仇恨中的男人正向他靠近。
那人名叫查尔斯·J·吉特奥（Charles J. Guiteau），一位瘦削的、衣衫褴褛的失败者。几个月以来，他的心智被一个荒唐的念头所占据：他是上帝选中的工具，肩负着“拯救国家”的使命。而要完成这个使命，他必须杀死加菲尔德——那个他认为背弃了他的人。
吉特奥曾是一名律师，但事业屡屡失败，生活陷入困境。他的脑海里，似乎从未停止过对“成功”的渴望：他曾幻想自己成为一位伟大的演说家、一位重要的外交官，甚至是加菲尔德的亲密盟友。但现实无情地撕碎了这些梦想，加菲尔德的冷漠更是将他推向绝望的边缘。于是，他决定，只有一件事能让他重新掌控命运——让加菲尔德的生命在他手中终结。
机会来了，吉特奥的手指紧握着藏在口袋里的那把左轮手枪，心跳与他步伐同步。加菲尔德刚刚跨入车站大厅，身边的随行人员还未察觉到危险的临近。四周的喧嚣让那短暂的寂静显得格外刺耳，一瞬间，子弹撕裂了空气。
第一枪打中了加菲尔德的右臂，另一颗子弹则深深嵌入了他的背部。加菲尔德踉跄了一下，仿佛仍未完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试图站稳，但随即重重倒在地上。大厅内的混乱瞬间蔓延，尖叫声、脚步声、呼救声交织在一起，而吉特奥，却在这混乱中露出了一丝满意的微笑。他被迅速制伏，嘴里不断念叨着：“我救了这个国家，上帝让我这么做的。”（"I saved this nation, and God directed me to do it."）
总统之路：一场充满妥协的胜利
加菲尔德成为总统的过程充满了波折和政治算计。在188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上，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一方面是由罗斯科·康克林（Roscoe Conkling）领导的“斯塔尔沃特派”（Stalwarts），他们坚持保留“分赃制”（spoils system），这一制度允许政党在赢得选举后，通过分配政府职位来回报支持者。另一方面是改革派（Half-Breeds），他们希望通过政治改革减少腐败，支持缅因州参议员詹姆斯·G·布莱恩（James G. Blaine）。
随着投票陷入僵局，俄亥俄州代表团意外地提出了詹姆斯·A·加菲尔德的名字，尽管他最初并非候选人。在经过36轮投票后，加菲尔德作为一个妥协的选择脱颖而出，赢得提名。他在竞选中打出了“反对分赃制”（opposing the spoils system）的旗号，并与副总统候选人切斯特·A·阿瑟（Chester A. Arthur）组成搭档，这一组合试图平衡党内的不同派系。
在1880年的总统大选中，加菲尔德最终以微弱优势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Winfield Scott Hancock）。他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模糊而宽泛的竞选承诺，以及对党内各派系的妥协。然而，这种妥协也使得加菲尔德在执政初期陷入困境，党内的争斗没有因为他的当选而结束，反而愈演愈烈。
点击👉被刺杀的总统知道更多
加菲尔德的挣扎与病痛
加菲尔德并没有立即死去。事实上，在接下来的80天里，他一直在死亡与生存的边缘挣扎。这位总统原本充满抱负，打算改变“分赃制”对美国政治的腐蚀，推动更公正的政策。然而，现在，他的每一个呼吸都变得痛苦不堪。医生们在他身上反复探查那颗无法取出的子弹，用手指和未消毒的探针，导致了致命的感染。他被安置在一间通风不良的房间里，饱受着19世纪医学技术的局限与无知的折磨。
与此同时，全国陷入了焦虑和哀悼之中。报纸每日更新总统的病情，公众祈祷、集会，希望奇迹降临。然而，9月19日，加菲尔德在他的病榻上最终停止了呼吸。他的死亡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象征着整个国家在政治腐败与社会动荡中的无力。
吉特奥的审判与疯癫
吉特奥被审判时，面对法庭和公众，他毫无悔意，甚至还充满自豪。他在法庭上声嘶力竭地宣扬自己是“上帝的工具”（"I am God’s man"），并高声诵读他自己编写的演讲稿，声称他是“美国的救世主”（"I am the savior of America"）。他的言辞让人不寒而栗，仿佛他真的相信这一切。
尽管辩护律师试图以精神错乱为由让他免于绞刑，但陪审团一致认为他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1882年6月30日，吉特奥被绞死，他的生命在一次孤独的、没有怜悯的行刑中结束。他的遗言依旧是“上帝指引了我。”（"God directed me to do it."）
改革的曙光：分赃制（The Spoils System）的终结
加菲尔德的死并未完全是徒劳。公众对这一事件的愤怒和悲痛促成了政治改革的呼声。1883年，《彭德尔顿公务员改革法》（Pendleton Civil Service Reform Act）正式通过，标志着“分赃制”的衰落。政府职位不再仅仅依据政治关系，而是通过考试和能力决定。这是美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步。
历史的余音
回顾这场刺杀，或许更为深刻的，是它展现了人性中脆弱与执念的交错。吉特奥的疯狂与加菲尔德的命运，犹如历史长河中的两个涡旋，互相纠缠，最终引发了一场悲剧。然而，这场悲剧也促使一个国家从腐败与动荡中寻求出路，迈向更公正的未来。
加菲尔德的背影渐渐远去，留下的却是一个时代的警示：当个人的欲望、社会的不公与制度的腐化碰撞在一起，历史的车轮便会碾碎无数生命。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与动机，最终铸成了决定国家命运的历史瞬间。
刺客查尔斯·J·吉特奥（Charles J. Guiteau）
吉特奥（Guiteau）和总统加菲尔德（Garfield）之间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个人交往或深厚的联系。吉特奥认为自己是加菲尔德竞选成功的重要功臣，但在现实中，他的贡献微不足道，几乎没有对竞选产生实质影响。
吉特奥是一个心理状态不稳定的边缘人物，常年游荡在社会边缘。他在加菲尔德竞选期间曾主动撰写了一篇名为《加菲尔德对汉考克》（"Garfield vs. Hancock"）的演讲稿，这篇稿件是他所谓的“贡献”。然而，这篇稿件只是简单地复制和拼凑了共和党报刊上的言论，并没有实际的原创见解或政治影响力。吉特奥自己也承认，演讲稿只是在共和党某些聚会中被他偶尔宣读过，并未得到广泛传播或认可。
尽管如此，吉特奥却坚信自己为加菲尔德的胜利立下了大功。他开始频繁出现在共和党的办公室和相关场所，试图向竞选团队推销自己。然而，他的努力并没有得到任何正式回应或认可。竞选结束后，加菲尔德当选总统，吉特奥开始幻想自己有资格获得重要的政府职位。
在加菲尔德当选后，吉特奥开始反复请求总统和政府官员给他一个驻外大使职位，想担任驻巴黎大使。他在几个月内多次到白宫递交自己的申请，还不断写信给加菲尔德、国务卿詹姆斯·G·布莱恩（James G. Blaine），请求得到任命。他自认为凭借竞选期间的那篇演讲稿，自己理应获得回报。
然而，布莱恩和其他政府官员对吉特奥的请求置之不理，甚至开始避开他。布莱恩最终明确告诉吉特奥，他的请求“永远不会被考虑”。（“Never speak to me again on the subject of the Paris consulship.”）这一回复让吉特奥大为震怒，他的愤怒逐渐转化为偏执的仇恨。他相信上帝指示他杀死加菲尔德，以此“拯救国家”并实现自己的“天命”。
分赃制（The Spoils System）
起源于19世纪早期，并在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担任总统期间（1829-1837）得到了广泛推广和制度化。分赃制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任用制度，根据该制度，选举获胜的政党会将政府职位和资源分配给支持他们的忠实党徒和政治盟友，而不是根据应聘者的能力或经验。这种做法在美国政坛盛行了几十年，成为当时政治腐败和权力滥用的主要表现形式。
早期实施
在美国独立后的早期，联邦政府规模相对较小，官员主要通过人际关系和个人推荐任命。随着19世纪美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政府规模扩大，联邦职位的数量也逐渐增多。尤其是在杰克逊时代，随着民选政治的兴起，政治任命逐渐变成了政党维系权力和回报支持者的重要工具。
杰克逊认为，将政府职位交给普通公民是对贵族化政府的打击，并符合美国民主精神。然而，这种理念的推行使得政府系统内部变得臃肿低效，官员换届频繁，政策延续性受到严重影响。
常态化
分赃制的概念并非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首创，但他在总统任期内大规模地推行这一制度，使其成为联邦政府的常态。杰克逊的拥护者认为，换掉前任政府的官员并以新的、忠于现任政府的人员取而代之，是民主的体现，因为它打破了官僚系统的长期垄断，给予普通公民进入政府工作的机会。杰克逊曾宣称：“政府职位属于胜利者。”（“To the victor belong the spoils.”）这一句话形象地概括了分赃制的核心理念。
在实际操作中，分赃制意味着政府官员的任命不再基于专业能力或公职资格，而是完全取决于他们对执政党的忠诚度。这种制度导致大量无经验、无能力的人被任命为重要职位，同时也滋生了广泛的贪污和腐败。
恶劣影响
随着分赃制在美国政府中的盛行，腐败问题日益严重。联邦政府中的许多职位变成了政治交易的筹码，政治贿赂和任人唯亲现象极为普遍。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分赃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使其更倾向于维护政党利益，而非公众利益。
19世纪后期，分赃制的弊端引发了广泛的公众不满，尤其是在詹姆斯·A·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总统遇刺后，这种制度的改革呼声达到了顶峰。加菲尔德被刺杀与分赃制有直接关系：刺客查尔斯·J·吉特奥（Charles J. Guiteau）就是因为未能获得他认为自己应得的政府职位而怀恨在心，最终行刺加菲尔德。
《彭德尔顿公务员改革法》（Pendleton Act）通过
1883年，加菲尔德遇刺事件后，国会通过了《彭德尔顿公务员改革法》（Pendleton Act），这项法案是对分赃制的直接回应。该法规定，联邦政府的某些职位必须通过公开考试来选拔合格人员，并设立了美国公务员委员会（United States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来监督这一过程。这一改革标志着美国逐渐从分赃制向更为公正、基于能力的公务员体系转变。
尽管分赃制并未在一夜之间完全消失，但《Pendleton Act》奠定了美国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基础，也标志着美国政治在向透明化和专业化方向迈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