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田，这片承载着人类生存与希望的广袤之地，自古以来便是自然与人类智慧交织的见证者。随着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农田的面貌也在悄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深刻影响着农民的生计，更折射出社会进步的轨迹。
小时候我听大哥讲，我家原来农田有3处，解放初我爸一个人扛了水车搬来搬去，有时候我哥哥帮爸爸一起踏水车，每年春播后我爸就要开始劳作，种上水稻，碰到干旱年就颗粒无收。解放以后，国家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实行土地改革，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再到成立人民公社。土地也从私有制变成集体所有制，从一家一户的零星土地变成整块的农田。从过去的七零八落、七高八低的农田，经过农民的挑灯夜战、大干苦干，平坟头、填浜斗，把高低不平的农田建设成平平整整的粮田。为了防旱抗涝，各个大队都建起了抽水机房，开挖引水渠道，通到各生产队农田。县里、公社也在各个河道口造起了水闸，做到取水和排涝两用。
往昔，农田是一幅幅辛勤耕耘的画卷。晨曦初露，农民们便踏着露水，手持简陋的工具，步入田间地头，开始了一天的劳作。那时的农田，依赖的是天然的气候条件，依赖的是农民世代相传的经验与智慧。春种秋收，四季轮回，每一粒粮食的收获都凝聚着汗水与希望。然而，这种生产方式效率低下，面对自然灾害时更是显得脆弱不堪。而今，科技的春风拂过了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设备，如联合收割机、无人机喷洒农药等，成为了农田上的新宠。我们全区都实行了农场化生产，现有家庭农场844家，每家经营面积1575亩。它们以高效、精准的作业方式，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智能灌溉系统、气候预测模型等科技手段的应用，让农业生产更加科学化、精细化，有效抵御了自然灾害的侵袭。绿色生态的回归 在追求高效的同时，人们也愈发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曾经，为了追求产量，农田里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壤污染、生态失衡。而今，绿色生态农业的理念深入人心，有机肥料、生物防治等环保措施得到广泛推广。农田不再是单一的粮食生产基地，而是成为了集生产、生态、观光于一体的多功能区域。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稻田养鱼、果园养鸡等生态循环农业的典范，它们不仅保障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还促进了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
互联网+农业的兴起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也为农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新兴业态的兴起，让农产品销售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农贸市场和超市。农民们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直接将自家的农产品销往全国乃至全球各地，极大地拓宽了销售渠道，提高了收入水平。同时，大数据分析、物联网技术等的应用，使得农业生产管理更加智能化、精准化。农民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种植结构，实现农产品的定制化生产，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乡村振兴的蓝图 、农田的变化，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实践。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投入，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一条条宽敞的道路通村入户，一座座崭新的农房拔地而起，一幅幅美丽的田园风光映入眼帘。农田不再只是农民谋生的场所，更是他们实现幸福生活的舞台。在这里，人们可以享受到与城市一样便捷的生活服务，同时也能感受到乡村独有的宁静与美好。总之，农田的变化是时代进步的缩影，是科技进步的见证。它让我们看到了农业生产的无限可能，也让我们对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充满了期待。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创新，定能绘就出一幅幅更加绚丽多彩的乡村画卷。
农场化农田经营
村里通了柏油公路
明渠灌水
最近一时期，每逢周六晚上，央视一台总会播放一档大型文化类节目，名字叫《大唐诗人传》。从最初的初唐四杰：王勃、卢照邻、杨炯、骆宾王，到目前，已经讲到盛唐的李白与杜甫了，二位都是唐朝最负盛名的大诗人，分别被誉为“诗仙”和“诗圣”。节目以穿越的表现手法，一个主持人，两位嘉宾，一会儿现代装，一会儿古装，频繁穿越在现代与唐代之间，全方位展示每个大唐诗人的生平、遭遇，或跌宕起伏，或平步青云，或艰难困苦的一生。节目到最后，主持人撒贝宁就会陪主人翁穿越时光隧道，来到他们的出生地或成长地探寻访问。当主持人陪杜甫来到成都的杜甫草堂景区参观，走到最后面，看见一栋茅屋在眼前时，杜甫忍不住叫出声：“啊！我的家。”
这一声真情的呼喊，一下子勾起我对上海出生地故居强烈的思念，可她现在已经找不到任何踪迹了，随着南外滩的开发，旧里的改造，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看到相隔一千多年的唐朝人杜甫，还能看到他当年搭建的茅屋，而我这个现代人却找不到自己曾经的家了，不由得惆怅绵绵，难以抑制。
这是一幢上海标准的石库门楼房，漆黑的大门，门上有两个铜环，还有一个信箱的投入口，推开大门，是一个长方形的天井，两边是厢房，推开朝南的八扇大玻璃门，是正方形的大客堂，在文革前，中间放着条案和八仙桌，两旁是茶几和太师椅，都是红木制成的。走上楼梯，中间是客堂楼，两边是房间，分前楼、后楼，还有一个晾衣服的晒台。那时，家里祖孙三代有八口人，后来姑姑结婚后也住在娘家，那就更热闹了，一张桌子都坐不下。整幢房子还有两家租客，一家姓童，一家姓张，关系都很好。
我从出生到下乡插队前，在老房子住了17年，后来结婚生儿都在老家内，还有每年的探亲，乘了十个小时的火车，一踏进家门是如何的亲切。曾经在天井里和小伙伴做游戏，跳橡皮筋，打乒乓，踢毽子；在客堂间里做作业，温功课；在晒台上乘凉赏月，听父亲讲《西游记》的故事。过年前，在灶头间炒花生、炒瓜子、做蛋饺，还用小石磨水磨糯米粉，然后包汤圆，连猪油芝麻馅都是自家做的。除夕夜，一张大圆桌摆满美酒佳肴，中间还有一只紫铜暖锅，放入炭火后，冒着热气，锅里放着各种只有过年才吃得到的好食材，全家人热热闹闹吃年夜饭。饭后放鞭炮，还能得到压岁钱和糖果零食。临睡前，在床头放好新衣服新鞋袜，到了第二天正月初一过新年，从头到脚都是新的，这是小时候一年中最开心快乐的时光。
可现在，这一切都烟消云散，只留在记忆里了。人生苦短，一眨眼，我已经从妙龄少女到如今的古稀老人，从一个大家庭围桌而坐的温馨热闹，到如今形单只影的独居生活。我幻想，什么时候也能像杜甫那样，穿越时光的隧道，回到童年，回到少年，回到石库门的老家故居，我一辈子魂牵梦绕的地方，这是我的根啊！
上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党的隐蔽战线初心所在、源头所在。1927年11月，由周恩来同志亲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情报保卫专门机构——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由此开启了党的隐蔽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崭新征程。
回顾走过路，不忘来时路，走好前行路。为纪念中央特科成立95周年，上海策划选取了一批上海地区隐蔽斗争遗址遗迹，通过与读者分享中央特科在上海战斗的英勇事迹，共同追忆隐蔽战线的英雄先烈，共同寻访隐蔽战线的上海印迹，共同纪念隐蔽战线的不朽功勋。
这是一支神秘的队伍，他们为人所不为、为人所不能，胜利了不能宣扬，受委屈无从解释。从1927年至1935年间，中央特科在极其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开展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的伟大也许就展现在某一个瞬间，通过某一份情报，影响一个战局，甚至改写一段历史。
在血雨腥风的上海，中央特科肩负保卫中央机关和党组织的安全、开展对敌斗争、惩办叛徒、获取情报、发展通讯联络工作的重任，锻造成为屹立于白色恐怖中的党的一座红色战斗堡垒。他们始终将保卫党中央安全作为核心职能，深入敌人营垒，建立了一批可资利用的工作关系，做到了敌动我知、未动先知，保卫党中央一次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他们承担了大量繁杂具体、周密细致的总务后勤工作，为掩护、保障党中央机关在上海的立足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他们根据党的要求惩叛锄奸、清除隐患，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研制了我党第一台收发报机，开创了党的无线电通信事业……短短八年，他们在隐蔽战线的对敌斗争中立下了彪炳史册、光照千秋的不朽功勋。
以周恩来、陈云、陈赓、潘汉年等为代表的中央特科前辈们，积极探索隐蔽斗争规律，在斗争实践中总结了一系列隐蔽斗争的基本原则、政策策略和方式方法。在斗争实践中，中央特科还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对党绝对忠诚的情报保卫干部。这些亲历中央特科战斗洗礼的革命战士，在此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成长为党的隐蔽战线以及其他各条战线的领导和骨干。
中央特科传承下来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深刻影响了一代代赤胆忠心的隐蔽战线无名英雄，他们用忠诚与信仰铸就了无名丰碑，用热血和生命锤炼出薪火相传的红色血脉，是新时代隐蔽战线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忠魂不泯，浩气长存。让我们走近中央特科留在上海的红色印迹，了解这段鲜为人知、波澜壮阔的隐蔽斗争历史，致敬这群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的隐蔽战线无名英雄！
1.中央特科机关武定路修德坊旧址（现址：静安区武定路930弄14号）1930年，中央特科在武定路修德坊6号设立机关。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在此召开，中央特科负责会场布置与会议保卫工作。
2.中央特科布置的中直机关——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现址：黄浦区云南中路171-173号）。周恩来曾在有关信笺上批示：“熊瑾玎、朱端绶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周恩来所说的那个“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即指1928年至1931年间，由时任中共中央主管会计的熊瑾玎根据组织安排设立在公共租界云南路447号二楼的中央政治局机关。这个机关外挂“福兴商号”招牌，以经营湖南纱布为名，由熊瑾玎和朱端绶假扮夫妻，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多次前来办公、开会。
3.中央特科布置的中直机关——中共中央秘书处旧址（现址：静安区江宁路673弄10号）。1927至1931年间，位于公共租界戈登路1141号的小楼是中共中央秘书处办公地之一，兼为文档库，即中央文库，专供中央领导阅办文电和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规定个人不许带文件回家，由文书科张唯一负责统一保管。
4.中央特科秘密联络点——三民照相馆和五洲药房遗址（现址：虹口区四川北路武进路口）。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口的三民照相馆，不仅是中央特科的秘密联络点，也是中央特科红队的武器储存库之一，存放了购自洋行的先进枪械，由情报科科长陈赓负责掌管，周恩来常来此处检查。
位于马路对面的五洲药房，也是中央特科的秘密联络点之一。中央特科成员柯麟，也曾在此药房的二楼挂牌行医，用以掩护中央特科的秘密活动。
5.中央特科成员钱壮飞在沪旧居（现址：徐汇区嘉善路117弄24号）。1928年，从北方回到上海的钱壮飞一家入住法租界甘世东路新兴顺里4号。1929年底，经周恩来批准，钱壮飞与李克农和胡底，一同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最高核心层。他们三人相互配合，为我党获取蒋介石亲自部署第一、二次“围剿”江西中央苏区的作战计划和徐恩曾的密码本等大量情报。其中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顾顺章叛变后及时发出警报，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6.中央特科无线电训练班旧址（现址：黄浦区巨鹿路391弄12号）。1930年9月，中央特科无线电通讯科从各地选调16名学员，以“上海福利电机公司工厂”名义，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开设无线电训练班旧址（现址：黄浦区巨鹿路391弄12号）。1930年9月，中央特科无线电通讯科从各地选调16名学员，以“上海福利电机公司工厂”名义，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开设无线电训练班进行集中培训。同年12月17日，集训班遭破坏，参与培训的张沈川等20多名同志当场被捕。无线电训练班虽然历时短暂，但为我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