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小平——
镇江谏壁电厂远景
一
1969年冬天，我们全家随父亲干部下放到镇江东郊谏壁公社长岗大队东湾村插队落户，刚把家安顿好，我父亲就病了。
社员们闻讯，纷纷前来探望，其中不少人送来蔬菜、粮食、鸡蛋及其它农副产品(当然大部分我们给了钱)。探望我父亲的社员们每天络绎不绝，白天来，晩上也来，在昏黄的罩子灯下，有事没事聊上一阵，名义上是探望，其实是好奇，也夹杂着对外来户的某种新鲜感。
我父亲抱病接待大家，和大家聊家常。闲聊中他慢慢了解到，原来这个生产队很穷，穷得叮当响。问到去年的劳动代价，社员们告诉我父亲：一毛二分钱。这还是一个甲字壮劳力一天挣10分工才挣到的报酬，那些乙字和丙字劳力挣不到10分工的，辛苦一天的劳动报酬只有几分钱。
我父亲听后，大吃一惊，随即眉头紧锁。他不顾大病初愈又开始抽烟。烟雾缭绕中，他陷入了沉思。他以前在机关搞过社教，知道农村穷，但没想到快七十年代还这么穷得不可思议：村里姑娘留不住，纷纷外嫁，三十好几的男人找不到老婆，打着光棍。社员们每天的主粮是山芋粯子粥……
附带说一句，这里滨临长江，水资源丰富，却因是贫瘠的丘陵地带，加上不通电，江水得不到利用，反而不出稻米，产量最高的农作物竟是旱粮山芋(北方叫地瓜)。山芋淀粉多，吃多了烧心，屁多屎多，对此社员也时常自嘲，说：“一斤山芋二斤屎，回头望望还不止。”“不止？难道肠子屙出一截来了？”听到有人如此说，边上人也不忘调侃一句，这是自嘲中的自嘲。社员们穷，却也幽默，他们会苦中作乐。
最让我父亲惊讶的是，生产队入冬以来就没有了队长。原来的队长因故撂挑子，队长阙如，一切都在空转。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没有队长，意味着生产队处于停摆状态，这就给冬季的田间管理和明年的春耕大生产带来了隐患，这岂非要让生产队来年雪上加霜，穷上加穷？
想到此，我父亲坐不住了，病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就开始了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他列出一份名单，让我找生产队的各式人等前来谈话。那架势，完全不像个倒霉摧的下放干部，俨然像是过去社教工作队的领导，亲莅生产队查问题、揭盖子。
父亲找人谈话，社员们并不拒绝。在谈话过程中，他们似乎还有点战战兢兢……可能在他们的心目中，下放干部仍然是干部，天然地有着某种权威和公信力。而且他们知道，我父亲是带薪下放，不拿工分，生产队生产的好坏和他关系不大，他这样做是纯粹为了大家。
看来甭管干什么，只要立党为公、大公无私，社员们还是从心底里拥护的。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那时候干部开展工作奉为的圭臬，我父亲也不例外。可是我父亲调查了半天，这村里既没有地主也没有富农，最高成份才是富裕中农；是有一个伪保长，却是一个规规矩矩的老农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看来，抓阶级斗争这条路走不通，只得另辟蹊径。
经过反复地权衡和抉择，我父亲决定还是动员撂挑子的老队长章常乐再次当队长，这叫轻车熟路，先结束生产队停摆，把生产抓起来再说。然而，陡然发生了一场两个家族之间的械斗让他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二
在王姓家族一系列捣乱、拆台、对抗加“磨洋工”出工不出力的运作下，章姓家族的代表人物章常乐队长终于忍无可忍，撂挑子不干了。生产队长成了烫手的山芋，谁都想干但谁都无法干，生产队便陷入了权力真空。
都说吃了枣子，核儿留在了肚里。章王两家的矛盾和仇恨至此越来越深。他们两家住得不远，就隔一条村中路，可以说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这天不知道为什么，两家的女人隔着路又开始对骂。
王家三个儿子偌大年纪了，还找不到老婆，章家女人便以此作为骂战的突破口，说王家儿子三十几岁了还找不到老婆，长着鸡巴没有逼肏，每天晚上只有把怂射在墙上……
章家其实也有两个儿子两个亲侄，一共四个大小伙子，有三个也到了结婚年龄，只不过年纪略小而已，和王家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王家“老疯子”立刻对章家女人反唇相讥：你家儿子也是几十岁的小伙子，他们也没有找老婆，也长着鸡巴，晚上不把怂射在墙上，难道肏你？“老疯子”久经战阵，骂人的艺术日臻完善，她不但回骂得迅速，还完全符合逻辑。
没想到章家女人早有准备，立刻指着站在一旁参与骂战的小女儿说：“他哥哥没有逼肏，把妹妹给他肏，你儿子没有逼肏，把你给他肏……”
骂人骂到这个份上，实在是节操全无，让人不忍直视。她的小女儿还是个小姑娘，听了娘的话又羞又气，立刻停止和王家人捉对厮骂，睁圆杏眼，对她娘喝斥说：“大白天日冒三光，你胡说什么？你疯了？”
她娘没疯，而“老疯子”已经疯了，她当着一大圈围观群众的面，立刻扒下裤子露出泛白苍老的肚皮，用手拍得啪啪响，然后用瘪着没几颗牙的嘴叫道：“有种现在就来肏我的老逼……”
“老疯子”的儿女见老娘玩下作，也停止和章家对骂，急赤白脸地跑过来，喝斥她说：“这样干嘛？搞这样算什么东西？”
他们的话音未落，就见王家的老大手拿二齿钉耙，嘴里喊一声：“冲啊！”旋风般冲了过来，抡圆胳膊，对准章家的红砖瓦屋外墙就是一钉耙。当他还想抡第二钉耙时，腰被人抱住了，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钉耙从他的手上夺了下来……
一霎时，拉架的拉架，抢钉耙的抢钉耙，吵架现场一阵兵荒马乱，就听有人大喊：“下放干部老吕，快出来！要打死人了！……”
我父亲身体不好，本来躺在床上休息，听到外面吵吵嚷嚷，以为社员之间妇姑勃豀，吵架是常态。当有人指名道姓喊他出来的时候，他情知不好，赶紧披衣下床，走出家门。
刚才还吵成一锅粥的人，看到我父亲，立刻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他……
我父亲知道，他的共产党员和干部的标签一旦贴上，是永远拿不掉了，那怕现在下放农村当农民也是如此。
章王两家仇结得很深，几乎势不两立。我父亲知道，他们两家任何一方当生产队长，对方都不会善罢甘休。既然如此，不如另动脑筋，看是否有第三股力量可堪担起生产队长的重任。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第三大姓朱家。
朱家也是三兄弟，江湖上称朱氏三雄。可是，老大朱有余，高中毕业落榜后不幸患上某种生理毛病，面黄肌瘦，一直“雄”不起来，做劳力也是乙字劳力，他的身体条件不可能当生产队长；老二朱有才，能说会写，是个全才，可是文革时期是造反派头头，因同村也有一个落榜生才子纪安富开玩笑说“领子袖子最容易坏”，暗含攻击伟大领袖，他便组织人游斗纪安富，双方结下了怨仇，现在一个生产队抬头不见低头见，他知道纪安富不会放过他，所以任我父亲怎么动员，他也不肯当生产队队长。
老三朱有喜，是大队基干民兵兼武装民兵，家里保管着一支半自动步枪。他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还在读初中的时候，他在课间去和住校支左解放军的哨兵攀谈，一时兴起，接过哨兵手中的钢枪把玩，没想到无意中把子弹推上了膛，扣动扳机，只听一声枪响，子弹击中了一个围观女同学的大腿，女同学看见裤腿流出鲜血，当时就晕了过去。好在送医院抢救后，大腿是穿皮伤，没伤着骨头。女同学的父亲是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的大厨，家境不错，见女儿无大碍，便没有为难他，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朱有喜初中毕业后，回到生产队担任了大队的武装民兵，继续玩枪，他的野心是想当大队民兵营长。他对当这夹在章王两姓夹缝中遭罪的生产队长不但不敢，也没有兴趣。
眼看到了年头岁尾，生产队的队长还没有物色好，我父亲不免有点焦虑。春节以后，春耕大生产就开始了，生产队还在停摆，队长之位虚悬，无人肯干或敢干。
有一天，大队章书记到我家小坐，我父亲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便如此这般地告诉了书记。大队书记听了，一拍大腿，爽朗地哈哈大笑，说：“好！就这么定了，我支持你干！”
书记走后，父亲让我去找生产队的另一位下放干部老卞，请他来家一叙。
老卞是无锡市某仓库的一个保管员，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国家干部，但还是以下放干部的身份回到原籍。他不知道我父亲请他有什么事，一路忐忑着，有点诚惶诚恐。
到了我家，我父亲向老卞敬烟递茶，坐下后寒暄了几句，便直奔主题，直接了当地向老卞和盘托出了酝酿已久的计划。老卞听了顿时目瞪口呆。
原来，我父亲要请老卞来当生产队的队长，他自己身体不好，当副队长，他俩下放干部临时把生产队的班子搭建起来，过渡一下。他还告诉老卞，他的方案已经得到了大队章书记的首肯和支持。
老卞坐在长凳上，腰弯成虾米状，两个手指捏着烟卷在抽。当他听说我父亲要请他当队长时，惊得差点从凳子上跌下来。他仰脸看着我父亲，摊开双手，苦笑着露出一颗包银的门齿，焦急而为难地说：“我在单位是保管员，我只会保管仓库，不会当队长呀！”
“从战争中学会战争。”我父亲说，俨然是老卞的领导。
他递一支烟给老卞接着抽，自己又抽一支，很熟炼地在指甲盖上弹了弹，然后点燃，接着猛吸一口，稍顷，将浓烟从口鼻喷吐出来，说：“我们都是党员和国家干部，现在生产队这个情况，我们要把担子挑起来。”
老卞苦笑着，脸上露出了尴尬又痛苦的表情。他搔着后脑勺，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半晌，才迟疑地问：“这真是党支部的意思？”
“刚才道远书记还在这里，这是我们共同研究决定的。”我父亲说。
老卞黑瘦的脸上露出了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他咽了一口唾沫，又叹一口气，才艰难地说：“既然大队决定了，我是党员，我服从组织安排。”
送走了老卞，我父亲吁了一口气，有点自得地说：“什么是党员？就是关键时刻拉得上、打得赢，勇于为党的事业作出牺牲的人。”
推出新队长和新的队委班子，必须经过社员大会，社员大会就在我家隔壁的仓库里召开。首先，由民兵朱有喜率领大家面对毛主席像，举行暂停了很长时间的“早请示晚汇报”仪式，读了“老三篇”；然后由我父亲主持会议并讲话。
当我父亲宣布生产队临时领导班子名单时，刚才还吵吵嚷嚷像翻了鸭子船的仓库顿时安静下来。当他宣读完毕，一屋子人面面相觑，但很快吵嚷声又起，就听见一个人压低声音愤怒地骂道：“妈了个逼，权被两个卵子不懂的下放干部夺走了……”
我父亲和老卞走马上任，很快就进入角色，居然干得有模有样，还挺像那么回事。老卞从小就到无锡工作，对农业生产一窍不通，好在这是他的原籍，有什么不懂的直接向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请教就是了，人家也很乐意向他这个本家提供咨询和指导。
老卞是队长，他每天要派工和检查工作。他人长得黑瘦，从卷起的裤腿可以看到，他的腿像麻秆一样细，可是他还和社员们一起挑粪挑肥料下地，汗水浸湿了他的旧中山装。一路上，他都板着面孔，脸上一丝笑容都没有，他把所有的心思都藏在肚子里了。但看得出来，他在努力地适应队长角色。他干这不拿工分吃力不讨好的队长是尽心尽力的，和那些拿工资不干活在生产队鬼混的其它下放干部相比，老卞无疑是个好同志。
我父亲有病，身体也单薄，挑不动粪桶，可他兼着现金保管员，便在家里办公，顺带着养病。但既然当了副队长，整天不下地也是不行的，有时需要应应景。在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他也会戴上草帽，穿上胶鞋，再把裤脚管卷起两道，还把旧中山装的扣子解开，肩上再扛上一把根本派不上用场的铁锹，然后煞有介事地顺着山坡往河畔和江湾梯田方向去巡视。
我父亲不懂农事，巡视也是装模作样。但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很多不能种粮食的秃山头，抛荒很可惜。便问社员们：能不能种树育林，以解决社员们的烧柴问题？
大家被他的想法逗笑了。是啊！几十年了，那些山头就荒在那里，没人想到还能封山育林，烧灶的柴草可由树林来提供一部分。
在我父亲的主导下，轰轰烈烈的植树造林活动开始了。树种就选择成活率较高又容易成林的刺槐树，这树苗渣泽苗圃有卖，很便宜。可当时生产队穷得叮当响，没钱买树苗，我父亲只有把他的工资先垫上。唉！谁让他毛遂自荐当副队长又兼现金保管员呢？现在是出钱出力的时候了。
我父亲对在山坡上挖坑种树苗有严格的规定：坑必须多深多宽，坑与坑的间距必须是几米，坑与坑之间必须横平竖直等距排列；必须有专门的人拉起绳子，用石灰打好点线，才能开挖……
我父亲为栽种这打不了家具做不了农具的刺槐树这么讲究，挖坑的社员们不高兴了。他们认为，烧柴的树，大概种下去，能成活，就行了，这么讲究纯属脱裤子放屁多余的手续。但我父亲不同意，坚持要按规矩办。
队长卞长友没办法，只好按他的要求分派社员挖坑，并规定：一天要挖多少坑，符合要求的，才能记多少工分。——这其实就有点像后来包产搞责任制的意思了。
王章两家吵架所祭出的那些粗俗下流连猪八戒听了都要脸红的骂人语言，深深地震撼了我父亲，同时也让他考虑到一个问题：村里为什么这么多光棍？归根结底，还不就是一个“穷”字吗？如果经济条件好，村里的姑娘不会纷纷外嫁，外村的姑娘也肯嫁进来，哪里会有这么多光棍找不到老婆？
一天，朱家老二突然造访我家，说要求我父亲帮忙。我父亲问他什么事？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有一个造反派朋友现在到了政府工作，给他介绍了一份文书的工作，他想请我父亲帮忙让生产队同意放行。
我父亲正在为生产队劳力过剩头痛，朱家老二的话顿时像一道闪电照亮了他的脑海：是啊！为什么不能把多余劳力放出去做工呢？
他立刻和老卞商量，同意朱有才的请求；同时积极地到周边工厂联系，看是否需要农民工。
朱有才一走，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村里的光棍人心浮动，个个都想出去做工挣钱找老婆。恰巧，东邻的谏壁砖瓦厂征用了生产队的荒山开土方，按规定可以安排一些人进厂当农民工。我父亲立刻和老卞研究，排出一份名单交给厂方。
没想到，上工的日子，村里的劳动力一窝蜂全部去了。他们还放出话来：要做一起做，要不做一起不做，否则逼上屙泡屎，大家玩不成！
我父亲立刻知会厂家按名单收人，同时劝慰大家将分期分批安排劳动力出去做工。大家吃了定心丸，这才作罢。
在那“农业学大寨、种双季稻、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头，把大量劳动力放出去做工是有风险的。可我父亲和老卞这两个下放干部就这么干了，似乎效果还不错。他们对出去做工者的要求是：工资必须交队上记工分，“双抢”时必须回家支农。大家也都一一答应了。
社员们有了钱，很多人开始盖房子找老婆，于是，光棍慢慢地在减少。午夜难眠，他们把怂射到墙上的日子估计也一去不复返了。
我父亲和老卞当生产队长满打满算也不过大半年时间，所干的工作也就几样：一、恢复生产；二、植树造林；三、安排剩余劳动力出去打工；四、挖了一口供全村人饮水的水井。
如果在我父亲和老卞之间有所比较，说句不谦虚的话，我父亲起的是灵魂和主导作用。当然，老卞也竭尽全力配合了我父亲，他也干了他应该干的工作，其表现可圈可点。我们也要为下放干部老卞的精彩表现喝一声彩。
我父亲一辈子寂寂无名，郁郁不得志，后来落实政策，活到了九十岁才驾鹤西去。
我父亲以前在机关的工作表现如何我不知道，但他下放以后在农村当生产队副队长的这段经历我是亲眼所见。仅凭此，我也要写一篇文章来纪念他，让他老人家含笑九泉。
我父亲名讳吕云。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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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楚江
统稿：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