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斯导读
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中央银行(Sveriges Riksbank)于1968年设立。自1982年George J. Stigler教授获奖以来,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已先后有十位教授得此殊荣。目前,有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布斯商学院任教。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将于10月14日(周一)公布,借此机会,让我们一同回顾这四位杰出教授的非凡成就。
01
2022 Winner
现代银行理论的开创者
芝加哥大学是少数几个能让资深教授仍然保持年轻时研究效率的地方之一,因为我们总是支持着彼此。
——Douglas W. Diamond
金融机构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银行倒闭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们应该如何有效避免这类危机?Douglas W. Diamond教授在自己的研究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阐释,为现代银行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改变了人们对银行业务的看法。凭借在银行和金融危机方面的开创性研究,Diamond教授于202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早年,Diamond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分子生物学家。但在布朗大学就读期间,他却发现自己更喜欢经济学,Milton Friedman和Anna Schartz的著作《美国货币史》让他对大萧条时期银行持续倒闭的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耶鲁大学完成研究生学业后,Diamond继续投身于银行体系结构及其重要性的研究,特别关注20世纪30年代美国银行倒闭潮是如何令一场轻微的经济衰退演变为严重的大萧条。他认识到,Friedman和Schartz对银行倒闭所造成损失的描述似乎并不全面。
以此为出发点,Diamond与同是著名经济学家Stephen Ross学生的Philip H. Dybvig一道开展了一个研究项目,旨在了解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1983年,他们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开创性论文《银行挤兑、存款保险和流动性》,提出了拥有巨大影响力的Diamond-Dybvig模型,解释了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核心作用。这一模型帮助理解银行挤兑的机制,以及银行为何会需要外部支持或政府干预来维持稳定。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一经济模型成功帮助决策者将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降至最低。诺贝尔奖获得者Paul Krugman在专栏文章中写道:“Diamon-Dybvig模型对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决策者十分重视这些影响,从而帮助世界避免了大萧条的再次发生。”
1984年,Diamond在《经济研究评论》上发表了名为《金融中介和代理监督》的博士论文。该论文阐释了银行为何需要高杠杆结构、为何必须具备大规模大且多元化业务,是首篇深入探讨银行所采用的这一重要结构的论著。
Diamond的工作不仅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前沿发展,也为全球金融体系的实践和监管提供了依据。瑞典皇家科学院于2022年授予Diamond和Dybvig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讲道,他们的研究成果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了银行在经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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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017 Winner
经济学中的人性维度
我的座右铭是:如果你想让人们做某件事,就要让它变得简单,消除一切障碍。
——Richard H. Thaler
作为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Thaler的研究成果在推动行为经济学领域发展、影响公共政策以及改善全球人民生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填补了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空白。有趣的是,他还曾在讲述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热门电影《大空头》(The Big Shot)中以本人形象客串出演。
在就读经济学研究生时,Thaler不仅喜欢研究经济理论,还喜欢收集与理论相悖的现实情景。经济学的传统理论通常假设人们在做出决策时会理性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然而实际上,人们的行为常常表现出非理性的一面。这些观察促使Thaler在如今被称为行为经济学的领域中开创了崭新的学术成果。
受心理学家Daniel Kahneman和Amos Tversky的影响,Thaler运用心理学的见解来研究普通人如何作出经济决策。他的突破性研究涵盖了自我控制(self-control)、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以及消费者对公平性的关注如何影响商业行为等多个方面。
Thaler与法学教授Cass R. Sunstein合著了在全球范围内畅销的巨作《助推理论》(Nudge),在书中探讨了企业如何利用心理学,通过商业行为来引导人们作出更好的选择,同时也分析了那些令人们更难作出明智选择的“阻推”行为。
如今,世界各国和企业都在运用Thaler提出的理论来促进储蓄增长、改善生活。据2014年的一项研究统计,全球已有51个国家设立了国家级的政策项目,以应用行为科学的理念,其中就包括Thaler提出的概念。英国的Nudge Unit就通过采用Thaler的理论,将领取养老金的工人数量提高了20个百分点,并使将慈善机构纳入遗嘱的人数增加了两倍,并在一年内追缴了2.1亿英镑的未缴税款。此外,Thaler的「Save More Tomorrow」(简称SMarT)项目还影响了美国于2006年颁布的《养老金保护法案》,该法案鼓励公司自动为员工办理退休储蓄计划。据Thaler估算,到2013年,这一助推举措已使美国的年储蓄额增加了76亿美元。
诺贝尔委员会主席Per Strömberg在颁奖仪式上表示:“Thaler的研究成果对现实世界的政策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致力于推动人们的储蓄理念,帮助全世界普通人创造了数十亿美元的退休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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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2013 Winner
现代金融之父
如果主动型基金经理取得了成功,那必然来自于其他主动型基金经理的损失。在未考虑成本的情况下,所有经理的收益总和必定为零,但在实际扣除成本后,整体收益将是一个显著的负值。
——Eugene F. Fama
Eugene F. Fama教授的职业生涯已跨越近60年时间,在全球顶级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超过100篇文章,并撰写了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已成为经济学界被引用最多的研究者之一。他凭借具有革新意义的研究工作获得了数十个奖项,其中就包括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Fama曾在塔夫茨大学攻读罗曼语专业,当时他选修了一门经济学课程,这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在塔夫茨大学教授的鼓励下,Fama于1960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除了曾在比利时做过两年教育工作外,他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对Fama-Miller金融研究中心和证券价格研究中心的创立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Fama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时间非常巧妙,在同一时期,Merton H. Miller、Harry Roberts和 Lester Telser等世界顶级的金融和经济学者都在此任教。作为一名年轻学者,Fama有丰富的机会与真正的知识巨人讨论研究思想,并获取到他们的宝贵建议。
Miller教授对Fama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定期为Fama的早期研究提供反馈,其中一项还为Fama后于1970年发表的经典论文《有效资本市场:理论与实证研究回顾》奠定了基础。在这篇发表于《金融杂志》的论文中,Fama确定了市场在信息方面的有效性(informationally efficient)。该论文彻底颠覆了金融经济学领域,为未来的金融经济学家提供了全新的实证研究框架,激发许多人去验证Fama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 hypothesis)。1972年,这对师生还合著了《金融理论》一书。
1993年,Fama与Kenneth R. French合作提出了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挑战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有效性。CAPM认为股票回报率只能通过其Beta系数来解释,而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则指出还应该考虑另外两个因素:规模风险和价值风险。2015年,两位学者还在《金融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概述了他们最新的五因子资产定价模型。
诺贝尔委员会表示,Fama的学术成果“不仅对后续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改变了市场实践。全球股票市场上所谓的指数基金的出现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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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2013 Winner
拥抱不确定性
“从更广泛的角度思考不确定性,有助于我们以更理性的方式思考经济政策设计,并使公众能够接受经济学这样的学科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事实。”
——Lars Peter Hansen
Lars Peter Hansen教授是芝加哥大学Beck Friedman经济学院宏观金融研究项目主任。他致力于通过实证分析推动对资产价格的理解,并因此在2013年与Eugene F. Fama教授和耶鲁大学的Robert J. Shiller教授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Hansen的学术兴趣始于犹他州立大学本科期间,在教授的影响下,他将政治学、数学和经济学结合在一起。随后,他在明尼苏达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辅修了分析学、概率论和统计学等数学课程。作为一名研究人员,他利用自身数学和统计学的教育背景来加深人们对宏观经济的理解。他为探索宏观经济指标与金融市场资产之间相互联系的统计方法做出了贡献,而这些方法如今在金融经济学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Hansen开发的广义矩估计法(GMM)是一种计量经济学工具,允许在不指定全部细节的情况下分析复杂模型,从而彻底革新了该领域实证研究的方法。此外,他在《气候变化引发的不确定性定价》一文中运用资产定价理论,探讨了气候和气体排放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社会决策中的不确定性。他的研究在现代资产定价领域及金融市场建模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改进了风险和不确定性测量的模型,对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期,Hansen专注于不确定性及其与宏观经济长期风险的关系。他所在团队设计了一套方法,用于在难以量化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对经济决策进行建模。他说:“不确定性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可避免且无处不在,但在许多经济分析和政策讨论中,它却被放在了次要位置。我们应该将不确定性置于我们思考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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