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苑丛谈||高志：身份、革新及限度——论徐怀中《牵风记》的女性书写

人性底色是徐怀中创作的特质，从《无情的情人》《我们播种爱情》到《西线轶事》《底色》，无不贯穿着这一主旨，在《底色》中，他直接以赞赏的态度评价记者卡帕，“他摄取的是人类战争的底色，他留给世界的是一系列人的生命雕塑。”作者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参加“抗美援越”和“对越自卫反击战”，领悟到战争的底色就是人性本我展现，因此，在文革时期他因《无情的情人》还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由此可见，作者认为：战争底色就是人性。人性是什么呢？朱向前在《底色》跋中给出解释：“人性属于天性，它是永远向着真、善、美的，永远向着爱的，它是永远不可战胜的。”战争不可以隔断人性，否定人性。而在当代大多数军事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十七年文学，人性书写是缺位的，即使在个别作品中存在，它也处在小说的局部或边缘。如《林海雪原》对白茹和少剑波的爱情描写；在路翎《洼地上的战役》中，志愿军战士和朝鲜姑娘爱情萌芽被扼杀，这表明人性在极端条件下也是不可抹杀的存在。在抗越自卫还击战中，一个越南女俘给中方卫生员写字条传情，徐怀中就此总结道：“女俘的这种‘纯粹’感情属于天性，不是任何战争力量所能阻隔、所能改变得了的。”

徐怀中

徐怀中的《牵风记》以人性为写作焦点，围绕汪可逾结构故事。概括来说，主要写了三个人和一匹马的故事，它以女文化干事汪可逾为中心，链接起曹水儿、齐竞和军马“滩枣”。汪可逾被塑造成圣洁的标杆，成为不可逾越的高峰。其名字谐音“枉可逾”，透视了作者的喻指。徐怀中将女知识分子作为战争小说的主角，为战争小说的先例，实际上，作者在创作《底色》《西线轶事》时，就认识到了女性对战争的巨大贡献，但她们在中国当代战争作品中缺位是令人遗憾的，因此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写六姐、刘毛妹、女步话兵和女俘虏，女性知识分子进入徐怀中创作视野是有创作前史的，也可以说，徐怀中有意识地将女性知识分子作为创作的重要支撑。在《牵风记》中，徐怀中更是跨越性地将女性知识分子作为小说中心，以史传形式、记忆视角来审视汪可逾，反思女性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地位、价值、存在和哲学意义，所以傅逸尘称人物具有“超验”意义。

在小说序曲中，一张聚会上的老照片将焦点对准汪可逾，她独异众人“标志性的微笑”，以强化、神奇和新异的效果引燃全篇，它既是引子，又是纲领、题眼。“标志性的微笑”的独异性折射出人物本色，它是对类型化表情的反驳。汪可逾的独异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才艺突出、有创见、善良、乐于助人、毫无心机、勇敢无畏、个性独立，这些都是个性的组成部分，合力塑造全新的女性知识分子。最为关键的是，汪可逾身上没有封建传统文化的痕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理想女性，既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女性，如子君（仰视涓生、男女关系中的不平等），莎菲（犹疑、懦弱），章秋柳（风流无节操），又不同于延安时期以来的女性，如李双双（知识欠缺、性格粗糙），白茹（大气不足），小满（风流有余，优雅欠缺）。汪可逾的独异性有其来自，在“演出事件”中汪可逾以救场的方式出场，弹奏古琴《高山流水》，满足群众、士兵对坤角的期待。接着插入汪可逾家世介绍（书法世家，精通古琴，知识分子家庭），汪可逾具有优越的经济、文化、教育和成长环境。徐怀中纯化汪可逾，将之塑造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现代知识女性，古典和现代气质结合，使其承担了作者心中的文学理想和抱负。

汪可逾的独异性通过演出事件、刘春壶故事、渡河撤退、裸体摄影、跳崖被俘、躲避扫荡、滩枣故事和奇特死亡等铺展开来。汪可逾自荐弹奏古琴，大胆救场，保护和照顾地主出身的刘春壶，裸体睡觉，被拍后竟要求齐竞给自己留张相片，毫无害羞、恼怒、羞耻之感，汪可逾纯净、无邪，有国风之余韵，女性大胆、自主而无机心（这可由“流言事件”可知）。汪可逾有夜盲症和扁平足生理缺陷，加之第九独立旅旅长齐竞对汪可逾的爱慕和照顾，汪可逾可以享受骑滩枣的权利，因此军中有人散布关于汪可逾的黄色闲话，当汪可逾从曹水儿处知悉情况时，不仅没有“怒不可遏”，还“一笑了之”，曹水儿“敬慕畏怯”“心服口服”，称汪可逾是“尚未正式命名的自由天体”。汪可逾率领女兵裸体乘船撤退，被敌人包围时勇敢跳崖，面对齐竞追问贞操时，发出子君式地责问：“是谁赋予你这样的特权？凭什么我应该被你所笼罩？凭什么我只能受你的摆布？”仔细分析，汪可逾与子君的呼喊大有不同的，子君：“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对封建家庭婚姻专制的批判，而没有反对男女恋人之间的不平等，子君仰视涓生，由于男女经济、知识、话语权不对，最终以悲剧告终。而汪可逾并没有仰视齐竞，在二者关系中，齐竞一直是欣赏、爱慕的眼光看待汪可逾，汪可逾对齐竞也是自然的情欲迸发，心理上并没有不对等的依赖，她的责问完全针对两性不平等关系而发。

汪可逾的人性本色的凸显离不开齐竞、曹水儿和滩枣。滩枣作为汪可逾的知音，能听懂汪可逾的古琴弹奏，且与汪可逾心灵感应，这一神化行动元的设置具有多重涵义，既体现汪可逾的人性美及其古琴艺术的高超或跨种性，又彰显了女人、马在战争史中拥有同等的悲剧命运（汪可逾的悲剧结局，军马被全部枪杀），声名和价值失衡。汪可逾弹奏《关山月》送给滩枣，这首战曲不仅是献给战马，更是献给汪本人，也是徐怀中对战争中无名者、默默无闻者、边缘者和战争外无私奉献者的感谢或凭吊。汪可逾救滩枣，滩枣将汪可逾搬运到银杏树洞完成其夙愿（汪可逾生前经常以崇拜的口吻谈到“生物活化石”银杏树），这也象征了汪可逾高洁的人性必将超越时空。作者在这里不仅质疑男权政治，还深深思索本色人性与历史、女性与未来的关系，毋庸置疑，作者是站在人性本色和女性的一方。

小说中，知识分子齐竞弃文从军，成为汪可逾交往的重点对象，也是汪可逾人性体现的关键人物，他为汪可逾留在第九旅和展开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也成为曹水儿、滩枣和汪可逾连接的纽带，齐竞的设置串联起一系列故事。齐竞在仕途中一帆风顺，虽然裸体事件对其有重大影响，但政委的保护还是让其升迁顺风顺水，并且让女性受害者——汪可逾做出牺牲，欲让其离开军队去进修，这不仅没有损害汪的形象，反而凸显了汪纯净的人性本色。在这一层面上说，齐竞只是一个丑角，作为陪衬者出现。在后来的俘虏事件中，齐竞的封建意识和男权主义更是反衬了汪的高洁。在小说尾曲中，齐竞终于醒悟，觉得自己是一个“纸糊的人”，需要从汪可逾的遗体上汲取生命的源泉，作者在此不仅强化了女性主体意识，更是将女性和人类历史和未来结合起来，为战争史抑或历史上的女性正名和去污。

当然，这并不否定齐竞也有人性自然流露的时候。例如：他不管别人的议论，安排汪可逾在身边，并将坐骑让给她，不掩饰对美事物的喜欢。但他对汪的感情还是有所保留，裸体事件后，抛弃汪可逾，汪可逾被俘放回后，不再照顾汪可逾。相比较而言，曹水儿的人物本色流露更大胆、自然一些，但曹水儿的滥情、无节制是其走向流俗的根源，这一缺陷在汪可逾神圣人性的感召下得到一定的净化。曹水儿作为一个追随者和崇拜者，最终以圣徒的形象出现，向善、向美，得到净化，可以说，齐竞和曹水儿都有“灵”的缺陷，他们是汪可逾圣化、神化的中间物，但这并不是说汪可逾是神，是脱离实际生活的虚幻物。汪可逾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只是摒弃了外在的污染，纯化人性，升华人性。

人性底色如何表现出来的？《牵风记》如何突破军事文学概念化、公式化的范式？ 

在《底色》中，徐怀中以欣赏的口吻评价美国摄影家卡帕的艺术：“他摄取的是人类战争的底色，他留给世界的是一系列人的生命雕塑。”徐怀中塑造汪可逾形象，将之作为超越时空的生命来追寻，因此，他将汪可逾塑造成一个人类自我形象，使之回归生命的根本，犹如道家的“一”，是生命之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道，“道法自然”，汪可逾人性的自然流露，类似道家的“一”哲学。

徐怀中追求人生底色，寻找生命和人性的根本，并没有从基督教的超验性、佛教的轮回说出发，也没有执着于儒教的入世说，而是扎根于生活的沃土，将生活书写作为生命底色的基石，“徐怀中的小说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是他的一贯追求。”因此徐怀中对曹水儿的书写，没带审判的眼光，而以理解、同情甚至欣赏的眼光来设置。

曹水儿是小说的重要人物，他在小说中的比重较大，单单叙述曹水儿的篇章就占了四个章节，三个章节交代曹水儿的身世、婚姻和情史，一个章节交代曹水儿结局。而在其他章节中，曹水儿大多作为汪可逾的忠实护驾和欣赏者出现，他犹如《西游记》师徒结构图中的猪八戒，是世俗生活的代表。他的情史成为小说的一大亮点，也是最多、最直接和最大胆情事书写的焦点，如在《瑟瑟战栗的紫薇老树》中，曹水儿在妇女主任曹大姐性启蒙下醒悟，徐怀中以纯美的文学语言大胆地表现出来，“凭着一把鹤嘴锄，铲倒一簇簇蒿草，掘开板结的原始土层，一面荒坡开采完毕，连石头缝里也不曾遗留一块生土。”该书写在中国战争小说中是首例，但在当代文学史中并不新鲜，张贤亮在《男人一半是女人》中写道：“在黑黝黝的惊涛骇浪中游遍她全部的领海，波谷起伏，温暖的海洋。”徐怀中是否受到张贤亮的写作影响还没有史料记载，但从行文来看，二者的确有相似之处，“没有张贤亮的作品，中国作家大概还不敢理直气壮地谈情说爱”。语言建构主体，话语即政治，张贤亮以情爱叙事解构一体化的文学体制，同时，也建构起男权主义大厦，“男性心安理得地承受女性的奉献。毫无疑问，这种安排是男性地安排方式。”

徐怀中将曹水儿形象设置为一个到处留情的角色，而情人们没有怨言载道，反而默默承受后果，他们不求任何回报，并且愿意为他生养，徐怀中的这种人物设置不无张贤亮的影子。但不同的是，徐怀中并没有将曹水儿的情人们设置为善良、乐于奉献的具有传统文化烙印的妇女，她们而是现代层面上的妇女，妇女与曹水儿各取所需，“与子偕臧”既有享有爱情的快乐内因，又有哺育生命的自豪，也有真正的爱慕之情（保长女儿），总而言之，这些皆是现代社会妇女积极主动行为。曹水儿察言观色，以换饲料为借口，察看妇女们的主观意愿而见机行事，所以说，他们的情事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

情欲是生活欲望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曹水儿情史详细书写外，汪可逾与齐竞的爱情也是小说的重点，且爱情关系将整部小说贯穿起来；战争小说变成了爱情小说，而战争作为背景被推到舞台后面，这是徐怀中征求小说意见中提到的重点问题之一，实际上，这是徐怀中有意为之。徐怀中认为战争中也有爱情，并且爱情是生命的底色，是基本人性，不可或缺，甚至是人生的重点，因此，在徐怀中创作中，爱情一直是书写的焦点，以此牵动全书。如《我们播种爱情》《无情的情人》《松耳石》等小说，在战争小说中，爱情也不乏身影，《底色》写了越南军医六姐的悲惨婚姻，《西线轶事》刘毛妹和陶珂朦胧的爱恋，《阮氏丁香》中女俘虏对卫生员的爱慕，鸿雁传书。徐怀中将爱情作为《牵风记》的焦点，并贯穿始终。

徐怀中《牵风记》

在序曲中，汪可逾出场，女性身份成为欲望的对象，并且她纯净人性的自然美更是吸引男性无数目光，女性身体成为欲望的直接目标。在齐竞第二次见到汪可逾时，“丰满”“匀称”“白白净净”“双乳靠上几分”，对齐竞具有“最大杀伤力”，齐竞男性欲望获得满足，“被击中”；而在第一次会面时，即使有高超的古琴技艺和乐于救场的古道热肠，汪可逾的黑瘦形象，也没能真正征服作为男性的齐竞，被齐竞拒绝留在军队。而第二次见面，汪可逾身体美激发齐竞男性欲望，不顾汪可逾生理缺陷，留用、保护、照顾和迁就汪可逾；但在汪可逾被俘后，因贞操问题（身体欲望被压制），齐竞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嫌弃受辱的汪可逾；在裸体摄影事件中，虽然作者将齐竞行为设置为对裸体艺术的钟情，并插入齐竞曾在日本学过摄影的解释，但这一插叙并不能自圆其说，是个败笔，与小说前后是有矛盾的，身体欲望在是征服齐竞的根本原因，在这一层面上讲，齐竞并不是主要人物，他只是汪可逾的陪衬。虽然，尾曲齐竞在忏悔中升华，但并不能否定其一直以来的男性欲望和男权意识。

汪可逾认真对待生活，不做作，不伪饰。不随众：暴雨后，她打破女性靠身体烘干衣服的常态，裸体睡觉；讲究卫生：用肩膀和脚关门，床铺为“皇家禁地”，交团费用手帕；求真求正：坚决纠正颠倒的对联，鞋子摆得端端正正，不领受概指的“你好”；追求人生灿烂与辉煌，反对懒懒散散，追求完美，勤恳书写大字报，创新书写样式，自制书写工具，将宣传标语生活化，落地化。汪可逾不是高高在上的汪可逾，而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个体，这种个体意识不仅完善了生命，刷新了同事的认知，还为军中工作带来鲜活的生命力。徐怀中欣赏和赞扬她的生活态度。如在“你好”节中，汪可逾就质疑“你好”的虚指，反对这种不切实际，“表面一团和气”的问候语，归根结蒂，这是个性话语对大众话语和中心话语权的质疑。

认真生活和人性的自然流露赋予生命以活力，那么现实中这些活力存留是否可能？徐怀中《牵风记》给出了怎样的答案？

人格结构以自我为本位，才符合人本精神，才能调动机体的积极性，从而形成生命流。弗洛伊德认为心理结构有本我、自我和超我三种类型，本我是“力比多”释放，遵循“快乐原则”，自我“代表我们所谓的理性和常识的东西……可以是潜意识的……首先是一个身体的自我”。而超我“在权威、宗教教义、学校教育和读书的影响下……超我对自我的支配，愈到后来就愈加严厉，即以良心的形式或许以一种潜意识罪疚感的形式”。简而概之，本我结构就是对本能的无节制，自我借助常识和理性对本我的节制，这种自制是无意识的，且前提是肯定身体的自然需求，超我是一种道德、宗教和理想祛除本能的意志力，据此，我们在《牵风记》中可以找到类似的人物结构。曹水儿滥情，与本我人格结构类似；汪可逾人性的自然流露，且具有一定理性，一切都是潜意识的，也不否定情欲，吻合自我人格结构；而齐竞消除裸体事件影响，默认驱逐汪可逾，在封建道德意志力下，追问汪是否失节，希望爱人在结婚时见红，类似超我人格结构。

超我本位的人格结构不但在古代中国是普遍现象，而且在近百年来中国一直占据重要位置，鸦片战争以来的启蒙和救亡并存，救亡往往压倒启蒙，启蒙任务一拖再拖，并且启蒙不到位，到20世纪90年代，新启蒙还被提出来，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的重负让个人解放无法实现，超我本位的人格结构常常压制自我本位，从而产生严重问题，“一种超我本位的人格结构是一种没有活力和没有创造精神的结构。”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以人为本”治国理念，从政治、制法的高度确定人本精神。

在军事文学史中，超我本位的人格结构一直是优秀作品的标准，自我人格被清除干净，红色经典中爱情书写遭到批判，《苦菜花》《林海雪原》《红日》《青春之歌》等经典作品也受到苛责和批判。虽然这是时代建构宏大文学史的必然要求，但是过度强调或长时段禁锢于一体化文学理念，不仅会窄化文学生产，还会损害文学的多样需求。并且时代的进步，个人本位适应新的经济形态和所有制形式，国家提倡人本主义，保护个人自由，维护个人尊严，政治内容的变化在文学史书写上并不同步，作家很难从超我本位形象塑造中解脱出来。新时期以来，个人本位的作品开始出现，《一个和八个》《苦恋》《灵旗》《历史的天空》《士兵突击》等作品争奇斗艳。

徐怀中《底色》

徐怀中的战争小说一向关注小人物，从小事件审视战争，通过小人物的心理活动、人生经历、爱情婚姻和生活工作来反映战争，徐怀中以欣赏的口吻评价孙犁小说，“选定了他对现实生活所独有的采掘面……着意于饱浸了自己真性实感的平凡生活。”这也可以视为他的艺术追求。《底色》通过自己的采访经历，记录南方民族解放组织官兵的战争经历，从战争肌理和个人中获取战争真实信息和全貌，鲜活感人，避免了概念化、公式化的书写固态。徐怀中《牵风记》就是以知识分子为战争小说主角，从人本位出发，关注个人生活和婚恋。凭借史传笔法为汪可逾树碑立传，并且纯化和祛除她身上的超我人格质素，塑造了一个完美的生命个体，并将之向世界本源“道”靠拢。

从这一层面上讲，汪可逾是理想物，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在战争年代，她不可能在现实中存活，但作为文学人物，在后战争小说中，她的存在具有时代和文学价值。同时，小说也为社会未来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个体人格类型，并探索解决社会困境的多种可能性。

这种探索性的写作不可避免地出现逻辑上的矛盾，例如作者设置情节时，很多地方很突兀，作者解决办法就是加入戏剧化因素，使故事情节连贯起来。汪可逾故事多在偶然条件下生成，如汪可逾偶然遇上军队演出困境，三次裸体事件、被敌方包围等均出现戏剧化的场景。作者戏剧化的处理方式减少了现实的存在的概率，也可以说汪可逾就是作者的理想。

骑兵通信员曹水儿也有自己的特点，三条花式绑腿带，两条枪，随意释放情欲，沾花惹草，滥情，可以说在情欲中迷失了自我，后在汪可逾的感召下心灵得到一定程度的净化。曹水儿被汪可逾的天真无邪所感召，可以说，纯洁美感动了失足少年，使之终生追随，这种宗教启悟式的拯救在五四文学中已有先例，冰心的《微笑》《超人》，王统照《缀网劳蛛》等小说，将人性的善作为拯救的稻草，病有意夸大拯救的效果，这是廉价的善的拯救方式，遭到质疑。但它们的确为文学抑或社会提供了一种非现实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徐怀中无疑与此创作潮流有类似之处，不同在于，徐怀中无明确的宗教意识。

弗洛伊德认为超我人格会以忏悔的方式来赎罪，齐竞在对汪可逾的忏悔中离开世界，但却并不明白错的根源在哪里，一直认为汪可逾看不起他，实质上，汪可逾与齐竞是一种错位的爱恋关系，汪可逾自我本位和齐竞的超我人格（一大表征就是男权主义）是明显冲突的。汪可逾被俘归来后，齐竞怀疑其贞操，并在二者产生矛盾后，不再照顾她，将其放逐在国军的铁壁合围中；汪可逾逝世后，齐竟忏悔，但是他的忏悔并不是真正的忏悔，“真正意义上的忏悔，本质上是肯定性的行为，而不是否定性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年的齐竞在不断地回忆和深思，才悟到人生真谛，“人的一生，不外是沿着各自设计的一条直线向前延伸，步步为营，极力进取。而是以汪可逾却是刚刚起步，便已经踏上归途，直至回返零公里……”

汪可逾人性的自然流露是自我人格结构在起作用，独一无二，无法模仿，齐竞写就的《银杏碑》上说：“实则她一以贯之的人生姿态，在她本人纯属无意识，莫知其然而然。因此不可复制，别人永远学不会。”每个人都是一个迥异他人的个体，即使坚持自我，也不会成为汪可逾，但会成为一个个“汪可逾”式的生命体。但由于身份、经历、教育和性格内外条件的不同，汪可逾只能是汪可逾，这种独异性是与生俱来的。作者在此透露的信息是：人要想与汪可逾一样，只有摒弃外在的东西，自我演绎，“质本洁来还洁去”，飘荡着《红楼梦》大彻大悟的道佛思想的暗影，从汪可逾小名“纸团儿”可以明晓此理。当然，这种思索不是徐怀中在《牵风记》中首次提及，早在短篇小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题记中已经提到，可得知，这是徐怀中在经历人生波折后领悟的人生哲理，也是他对历史、个人和生命的终极思考。

徐怀中的《牵风记》五十年前就已经写就，却因文革焚之一炬，后又重写，那么作者对战争小说的理解前后有哪些差异？徐怀中做了哪些改动？重写与时代、社会是怎样的关系？

徐怀中在与张志忠的对话中谈及《牵风记》的创作波折，1962开始写，因文革，烧掉，1978年后，“对自己文艺思想来了一个彻底清理……不再以宣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空洞概念为己任。而是全力塑造两男一女和一匹老军马的艺术形象……不及其余。也不求有头有尾的紧密故事性……以至于多有残缺之处。”从中可以得知，徐怀中的《牵风记》50年前就有初本，为躲避文革而焚毁，再结合徐早期创作可知，徐怀中初本《牵风记》可能涉及个人抒情方面，但主要方面还是史诗叙述，宏大叙事为主，企图建构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革命史，概念化、公式化的东西较多。重写本不再关注战争过程和结局，不再思考战争正义与否，不再以塑造英雄人物为己任，而是从小人物、小事件入手，通过截取战争的横断面，关注小人物的生活、经历和心理，所以，“尽可能淡化战争背景，不拉到前景来。担心……回到以前军事战争题材作品那种老旧模式上去了。”但是，这样也会造成小说情节脱节，前后衔接不够自然，如战略撤退交代不够清楚，敌人扫荡具体情况较少，这就造成人物在那种坏境中的表现较为突兀，读者不容易与人物共情，以致不利于人物塑造。有利的一面是完全贯彻了作者的创作理念，从人本角度思考生命的终极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人是否应该追逐外在东西还是自我演绎？

归根结蒂，徐怀中从战争边缘入手，去书写战争。这是边缘对中心的抵抗，也是边缘替代中心的尝试。令人惊奇的是，在战争小说中，徐怀中迈的步子较大，直接将女知识分子作为主人公。且一出场，女知识分子的形象就固定下来，神圣到死，整个战争只是他展示的舞台，犹如一场时装秀，她的出场、中场、终场都是一幅幅各异的经典造像，它们组合起来共同完成汪可逾的塑造。延安时期和二十七年时期的战争小说以宏大叙事为主，塑造光明正大的工农兵英雄人物，并且个人情感书写明令禁止；新时期以来，战争小说突破写作禁区，新历史小说开始颠覆宏大叙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语言的聚合，历史是建构起来的，从思想史、价值史和精神史层面上讲，新历史小说合理合情。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以个人视角审视地方抗日历史，将贫民出身的土匪作为主角，补充了正史的某些疏漏和更正了某些偏颇。李洱的《花腔》以不同的叙述者展现不同的战争历史，历史成了迷宫。乔良的《灵旗》重新书写写湘江战役，以当地事实材料为依据，多角度地将红军惨烈和壮烈完整地表现出来，改变以往光明的革命史书写范式。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是一部战争成长小说。再来分析《牵风记》，徐怀中将女知识分子作为主角是战争小说的开山之作，人物结构（正反对比）和哲理内蕴有古典文学的影子，主要人物一出场就定型，这一点与红色经典类似；它不同于新时期以来的战争小说，它没有像正史那样在战争正义问题上纠缠，更没有怀疑正史，而是思考人的本位问题，也没有从成长史角度来写战争，因此，可以说《牵风记》是独一无二的。

徐怀中重新写作《牵风记》，用了4年时间，修修改改。作者将原稿发给朋友、相关学者征求意见，他先后发给周良沛、高平、王蒙和张志忠，王蒙写了一篇评论，其他通信和谈话已经发表，集中在以下两篇文章：《关于徐怀中长篇小说<牵风记>的通信》和《抒情体式、崭新人物、生命气象——关于长篇新作<牵风记>的对话》，通过比对建议和作者答复以及小说最终版本，可以发现徐怀中采取或否定了那些建议，从中可管窥作者写作的主旨和内在理路。在与周良沛通信中，可以得知小说出版前，徐怀中给周良沛发过两个版本，认为后者比前者更具文学特质，战争因素会更加弱化，齐竞娶妻生子结尾去掉，精炼齐竟殉情的唯美浪漫环节，修改了刘春壶故事（摆脱唯成分论）。针对第二个版本，周良沛提出修改意见：第一，代序太平。第二，第一章缓急不分，部队演出中，远处还有枪炮声，气氛被冲淡了，建议删去枪炮声；汪家世和古琴应该分散在后文以插叙形式交代。第三，将发现、拍摄汪可逾裸体的人设置为齐竞，并且要更人性化、夸张。第四，曹水儿执刑情节应删去。徐怀中在回信中，告知第三点遵循建议已修改，其他建议没有提及。依据最终版本，可知，第一、第二、第四点没有采用，家世等意见采用。周良沛的建议主要强调文学特质的加强，注意节奏，增强夸张效果，减弱政治和战争因素，留白，增强戏剧性和浪漫效果。而徐怀中从小说的整体考虑，重点是人的自我人格的塑造，无论战争和政治，汪可逾就是汪可逾，齐竞和曹水儿只是汪可逾的陪衬物，作者传达的是对人性原初“一”的理解，而非浪漫、传奇因素的追求，也非对政治和战争的排斥，所以，演出的枪炮声仍然保留，这种氛围更能将汪可逾不被环境所污染、干扰的自我人格表现出来。枪杀曹水儿场面仍然保留，说明徐怀中认为这很有必要，儿虽然曹水遇到汪可逾后，忠实追随，但其滥情，不负责任，不能得到徐怀中的认同，并且这从反面衬托了汪可逾，作者不会为曹水儿树碑立传，只有汪可逾（枉可逾）才配得上。徐怀中在第一版本中让齐竞娶妻生子，坐实了齐竞对汪可逾感情的不牢固，这更与齐竞责问汪可逾贞操事件遥相呼应，修改后，齐竞将汪可逾视为不可即的“神女”存在，最终死于维生素，表明维生素并不是拯救他的良药（维生素滋养生命，而齐竟却死于维生素），汪可逾的精神才是不老神药。

徐怀中《我们播种爱情》

徐怀中在与高平通信中，高平建议小说改名《空弦音》，而徐怀中最终没改，强调这是老名字，有感情，没有过多解释，可以看出，作者与高平通信时，对命名原因还没考虑好。在与与张志忠的对话时，他解释了《牵风记》的丰富内涵：“各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牵引了全国战争走向……本来就是一个借喻的虚辞，也可以适应于其它多种解释……”“牵风记”不仅预示我军战略转折，还有丰富的含义，从小说《野有蔓草》章节可看出，借用《诗经》“风”文体，书写民间世俗浪漫情事。它还有引领军事文学书写新风气的涵义，这层意思徐没有点明。“空弦音”虽然高雅空灵，但涵义较为单一，且与生命原小说表达的人类的源动力——“道”南辕北辙，可以看出，作者更注重生命本源和终极意义的探寻，而不是虚空的语词高蹈。

徐怀中在与张志忠的对话中，张志忠就小说人物是否有原型的问题询问。因为建国前后战争小说都是以工农兵英雄人物为主，给读者造成一些假象，《牵风记》人物是不是虚构的？徐怀中回复小说中人物是有原型的，“第二野战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有四个人”“宣传部长陈斐琴就是一位……加入左联……给刊物写稿子，排演莎士比亚的戏剧”“我读太行中学时，至少有从北平来的三个女同学，其中一人以后与某中央领导同志喜结良缘……有的女同学在日军大‘扫荡’中牺牲，被俘的女同学……在‘整风运动’中很难过得了关。”这一大段文字，透露两个信息，齐竞有多个原型，日本留学，参加左联，写稿子，又是领导，都在小说中有体现。汪可逾造型也源自徐怀中军中所见所闻，北平女同学，太行中学读书，与领导结婚，扫荡中被俘，审查，牺牲，这些因素都综合到汪可逾身上，当然，曹水儿也有原型，作者很熟悉，所以写得活灵活现。

总而言之，建国前后的军事文学遵循一体化的书写范式，而徐怀中突破军事文学的这种僵化模式，立体性地展示战争的角角落落落，更正和补充军事文学，为军事文学输入新的生命力。

（为适应新媒体阅读，注释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