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现场||徐志伟：重构乡土文学与乡村现实的有效关系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诞生于“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它是乡村社会转型的产物，另一方面它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了对新型乡村的想象与建构之中。纵观一百余年的中国乡土文学发展史，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都对“乡村向何处去”这一问题贡献过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在表面上看形态各异，但都是对中国乡村社会危机的回应。但新世纪以来，乡土文学似乎日益丧失了它最初的功能，日益无法对社会现实产生积极的影响。尽管近十年乡土文学创作的数量逐年增长，但就其在整个文化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和所发挥的作用而言，却已经大大地下降了。因此，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构乡土文学与乡村现实的有效关系，强化乡土文学的现实介入能力，已是当务之急。

徐志伟

《发现另一个“乡土中国”——勾连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一种考察》

在我看来，重构乡土文学与乡村现实的有效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其一，及时把握当下乡村社会的新变化。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被推至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新境遇，那便是城镇化进程的急剧加快。这一进程的提速，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最为显见的事实是，中国已经从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的“乡土中国”过渡到城乡互动、产业共融的“城乡中国”^[1]，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日趋松动，乡村的空间界限随着农民的流动不断延展，“农二代”、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农业经理人、新乡贤、农村电商、农村网红、留守“三六九”等普通农民之外的新人物群体大量出现。今天的作家理应将乡村的这些巨大而深刻的变革纳入视野，重获一种新的美学动力，促成一种“新乡土写作”潮流。

首先，今天的作家应该摒弃城乡二元思维，重新定义乡土。长久以来，“乡土”一直被很多作家视为与城市对立的异质空间，或被呈现为中国通往现代化道路的绊脚石，或被呈现为没有具体历史内容的田园牧歌。毋庸讳言，这一“本质化”的认知模式已经严重损害了作家把握当下乡村复杂性的能力。我在阅读近年乡土文学的过程中，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作家与乡村现实之间的隔阂。今天的作家需要认识到，新世纪急速加剧的城镇化已经促成了“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转变。在“城乡中国”形态下，农民与土地关系以及“乡土”的空间界限，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已经不复存在。任何书写行为都不可能是非历史的存在，它的意义只能在特定的语境中生成。今天的作家只有走出传统的乡村观念，直面“新乡土”，揭示乡村社会转型背后隐含的文化政治及悖论逻辑，才能恢复写作的有效性，维持写作的活力。

其次，今天的作家应该将农民形象与土地松绑，重点关注农村的新人物群体。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经典的农民形象，一般都与土地捆绑在一起。土地为农民提供了身份和价值的规定性，一旦脱离土地，农民就有可能演化为二流子、游民或流氓无产者，成为被教育、改造的对象。但新世纪以来，随着城乡的深度融合，脱离土地的“非农”人群大量涌现，他们游走于城乡之间，谋生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都与传统的农民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作家要想全面介入乡村现实，离不开对乡村新人物群体的把握——在认知其主要类型、特征的同时，也要认知其之于乡村社会转型的作用与意义。在此基础上，作家才有可能更新乡土文学的人物画廊，拓展乡土故事，引领新的乡土美学。

再次，今天的作家应该拓宽眼界，把握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当下的很多作家，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形成的“纯文学”观念影响较深，更习惯于从人性、道德、信仰等维度切入乡村，重点关注当下农民的精神状况。因“纯文学”观念背后有某种价值体系作为支撑，故以此为价值预设的农民认知（如人性的光辉、人性的黑暗、精神麻木、思想愚昧等）只能是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无法对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尖锐性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观照。在今天这样一个学科交叉、知识融合的时代，作家需要走出自己的思维舒适区，拓宽眼界，将更广大的乡村社会纳入思考的范围，不但要呈现农民精神世界的困境，也要呈现“城乡中国”形态下乡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结构性变化，剖析在新的乡村结构中国家、市场与民间的互动及精英意识与草根力量的博弈，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为乡村的困局提供新的叙事空间。

其二，深入把握当下乡村社会的复杂性。乡村之于中国一直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被逐渐纳入到全球化市场之中，乡村被叙述为现代化的“他者”，其生产要素被城市大量攫取，日益空心化。面对新的乡村危机，很多作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复杂性，陷入了“传统/现代”“先进/落后”等二元对立的陷阱，简单地将“小农经济”视为“废物”，扫入了历史的垃圾箱。有的作家在作品中推销城市化的药方，将城市化或城镇化描述为乡村的出路。还有作家在作品中推销私有化的药方，力图为土地资本化提供话语支持。但这两个药方都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缺乏可操作性。首先，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城市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将其完全吸纳，大量涌入城市且无法就业的农民，极易转化为游民，在城市形成贫民窟，巴西和印度都是前车之鉴。其次，土地私有化会导致土地最终被资本控制，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将走向无产化，而被资本控制的土地一旦变更用途，将会威胁到中国的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在我看来，作家们之所以开出如此脱离中国实际的药方，与其对传统“小农经济”的简单化理解直接相关。吕新雨、贺雪峰、赵月枝等学者的研究显示，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小农经济”把大量人口稳定在了乡村，他们不但养活了自己，也保障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其次，“小农经济”在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输出廉价劳动力的同时，也为这些劳动力提供了退路与依托，使他们不至于沦为城市无产阶级，“避免了中国的城市发展进入被贫民窟包围的第三世界城市化模式”。^[2]

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小农经济”非但不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而且还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有其长期存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这一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构成我们今天反思乡土文学局限性的新视野。面对今天的城市化浪潮，很少有作家做出与主流社会历史逻辑不同的另类思考，比如：如何把最广大的人口稳定在乡村？如何让农民在不离乡的情况下获得可以安身立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空间？如何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抵御资本对乡村的剥夺？如何在社会生产和分配过程中实现公平与公正？这些问题看似与文学无关，实际上却可以决定文学的品质。今天的中国乡村，总体上已经被纳入到了市场化的轨道，“小农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资本和权力联合侵害乡村公共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乡村组织的匮乏。此时，调动各种资源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重构其主体性，增强其谈判能力，将有助于实现“小农经济”的升级换代。而只有“小农经济”与时俱进，重获新生，乡村才可能驾驭资本而不被资本驾驭，才可能重建与城市之间的良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只有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才算得上介入了乡村的复杂。这些思考带动的文学创作无疑将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对于乡村的复杂性，它不仅要贡献可感知的形象，而且也要贡献处理的智慧。

其三，积极探索与时代内容相匹配的文学形式。“文学高于现实”是大多数作家都认同的文学观念，但把这个观念绝对化是有问题的。文学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需要不断地获得具体的时代内容才能真正呈现自身。有些时代性内容是可以用已有的文学形式处理的，而有些时代内容则有可能比已有的文学形式之所能及更高，已有的文学形式无法很好地处理它。这时候，如果一个作家还是坚持一种旧有的文学观念，不去分析什么是这个时代的复杂性、具体性，靠虚构的生活来写作，他就极可能成为一种阻碍性的力量。

可以说，每当新的时代内容出现的时候，已有的文学形式往往无法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因为已有的文学形式已经不能界定我们的生活边界和范畴，已经无法穷尽我们生活的可能样式，它很可能已经沦为一种无效的形式。一个作家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仍然坚持旧有的形式，固守所谓的“纯文学”观念，他其实是选择了一种最不文学的方式在进行写作。他所完成的只是一种比时代的内容更低的形式，无法把握这个时代的“文学”内容。这样的写作最终无法摆脱被某种意识形态所吸纳的命运。所以，一个有眼光的作家必须要意识到既定文学形式的有限性，自主地进行形式创造。如果暂时无法完成形式的创造，那么选择一种客观记录与白描的方式，也比那种旧文学理念下的创作有价值。也就是说，如果旧的形式已经无法承载新时代的真实，那么取消自身倒是获得自身的一种理想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讲，包含着自觉形式创造因素的鲁迅的杂文、瞿秋白的报告文学等反倒可能是一种更“文学”的存在。以既有的文学观念看，这些文本或许不是“真正”的文学，但其中却包含着某种大于“真正”文学的东西。

如前所述，今天的乡村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作家要想重新把握乡村，就需要发明与新的乡土现实相匹配的文学形式。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下，具有形式自觉的作家并不多见，多数作家或沉醉于“纯文学”观念中，欲罢不能，或陷入“时尚写作”的陷阱，沾沾自喜。近十年兴起的“非虚构”乡土写作是少有的通过形式的革新重新介入乡村的努力。尽管目前还没有诞生标志性作品，但其对新的写作技术的探索与发明却特别值得肯定，它不但强化了文学的“文化政治”属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文学”的定义。和“虚构文学”相比，“非虚构”乡土写作可能在“文学性”等方面还略显粗糙。但我却觉得，这种粗糙与乡村生活本身的质感保持着一种同步，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形式的自觉，因此无须把这种粗糙精致化。

总体而言，今天的乡土文学要想持续成为一种有意义的话语行为，就必须重建其与乡村现实的有效关系。当然，这种重建不是回到“庸俗社会学”的老路，而是要确立一种“能动性”的写作观念。今天的作家只有通过“能动性”的工作才能激活乡土文学与乡村具体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形式创新，更好地实现文学与历史的双重启发与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