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评介||杨光祖：考证与呈现：鲁迅西安讲学百年记——读王鹏程《1924：鲁迅长安行》

鲁迅辞世近90年了，但热度一直未见衰退。今年是鲁迅西安讲学一百年，王鹏程撰述的《1924：鲁迅长安行》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2024年7月隆重推出。此书装帧讲究，字数32万字，厚达378页，可以说，是目前关于鲁迅西安讲学的最扎实，最全面的著作了。

鲁迅一生辗转南北，大都为了“稻粱谋”，很少见他外出旅游，远游更是罕见。1924年7-8月之间的西安之行，大概是他留学回国之后，最远的旅行了。1926年之后的南行，先厦门、广州，后上海，不能算是远游，可以说是迁居。厦门、广州，都是大学教授，上海定居之后，权衡利弊，做了自由撰稿人。

1924年，鲁迅还在教育部任职，应国立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教育厅联办的暑期学校邀请，赴西安讲学。对鲁迅而言，此行还有一个目的，或者说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看看“唐朝的天空”，为创作长篇小说《杨贵妃》做准备。当然，结果是大为失望。不过，从7月7日离京，14日抵达西安，8月4日从西安返京，8月12日夜半到达北京，在西安居住了半个多月，确实也算不短了。对他后期的创作，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比如散文《说胡须》《看镜有感》《立论》，小说《出关》等。用王鹏程在引言中的话说：“长安行之于鲁迅，具有非常重要的‘中转’意义。”

（西北大学鲁迅雕塑）

王鹏程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他的视野是很开阔的，从他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不仅有对现代学者，比如王国维、陈寅恪的研究，而且，对清华简、古典诗文，皆有较深入的思考。本身又是陕西人，乡土情怀深厚。因此，此书体现出来的视野开阔、乡土情结，也就不奇怪了。比如，第六章，写刘镇华筹办国立西北大学，和祸害陕西的经过，第七章、第八章，简述西北大学暑期学校设立的初衷和预演，对我们了解鲁迅西安行，是很好的背景材料。第九章，讲述康有为到西安讲学，为刘镇华涂脂抹粉，包括“盗经”，颇为好玩，也为后面鲁迅的不卖刘镇华的账，依然讲自己小说史，作了极好的对比。第五章，排遣心中郁结：鲁迅长安行的其他意图揣测，比较详细地写了兄弟失和，观点平和，持论中正，其中写孙伏园和鲁迅一起赴陕，周作人一直暗中关注，也是有意思的闲笔，并考证了周作人的《苦雨》，其间的复杂情绪，包括孙伏园的《长安道上》，对周作人文章的含蓄回应，都让读者似乎身临一个大的时代现场。作者认为，1924年西安之行，让鲁迅从兄弟失和的大病中，缓了过来，恢复了写作的“力量”，“并在1925年达到了一生最为高产的时期”，（51页）《野草》的写作，就是从西安归来之后。

第十一章，“孔子西行不到秦”：促成鲁迅西安讲学的两个年轻人，主要介绍了北大学生王品青、王捷三如何促成陕西邀请鲁迅，并连带讲了他们的生平，尤其和鲁迅的关系。比如，王品青作为冯沅君的情人，或者说是恋人，推荐她的小说集《卷葹》让鲁迅编入“乌合丛书”出版，而只收入曾在《创造》发表的四篇小说。鲁迅明知是给自己挖坑，但依然予以提携。最后，他却把所有责任都推给鲁迅，让鲁迅陷入与创造社的纠纷之中。这一章，写到陆侃如关于冯沅君与王品青情爱的回忆，颇有意思，竟然可以张冠李戴。第十八章，写暑期学校开学仪式，征引了不少资料，比如1924年7月21日《新秦日报》的报道。第十六章，写孙伏园等人对西安的印象。当时的陕西，包括省会西安，还是比较落后的，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比较小。刘镇华这样的军阀主政，贪污腐败，民不聊生，加之陕西多年战乱，元气大伤，孙伏园认为“陕西人多是安静、沉默、和顺的”，虽然只是作为游客的印象，但也不是毫无道理。当时的陕甘真是太落后了。作者引用了孙伏园、陈必贶、严济宽、王鲁彦、王莹、李长之等人的文章，呈现了一个破败不堪、百业凋敝、教育落后、文苑荒芜的西安。鲁迅对于西安的印象，也很不好，他觉得“西安太荒凉太寂寞”，“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162页）

《1924：鲁迅长安行》通过三十六章的叙述，和讨论，最后得出结论：1924年鲁迅西安行，可以视其为鲁迅创作中的一次重要的休憩，‘中转’和过渡。长安行积蓄了鲁迅新的‘爆发’。作者还批评了很多鲁迅传记，不提及鲁迅西安行的疏漏。可以说，这不仅是作者出于乡土情结提出的观点，而且也是站得住脚的学术创见，是实事求是的。第三十五章，鲁迅长安行与后来的创作，集中思考了这个问题。

王鹏程的文章，向来以文献功夫过硬著称。他曾经给多位名家挑刺，惹得名家撰文反驳，但从文献说，错了就是错了，反驳也没有用。《1924：鲁迅长安行》虽然是兼顾学术性与趣味性，不是严格地学术著作，但他下语绝不含糊，行文很严谨。第二章，“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鲁迅长安行的主要意图，就列举了郁达夫、冯雪峰、孙伏园、许寿裳等诸家说法，对他写的究竟是长篇小说，还是剧本，做了较为详细地论证，认为单演义的解释比较合理：“依我的揣测，鲁迅先生在决定写出历史小说之前，曾有写成历史剧的计划，或者有人建议写成历史剧？因与孙先生等人谈及？”（17页）第三章，“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鲁迅对汉唐气魄的欣赏，材料搜罗齐备，排比出来，给读者比较清晰地认知。

《1924：鲁迅长安行》真正写到鲁迅西安行，已经到十二章了。前面基本都是背景铺垫。第十二章，主要写了鲁迅赴陕路上，那时候，从北京到西安，交通很不方便，鲁迅一行先乘火车，然后坐船，再换汽车、骡车，用时七天。尤其从陕州坐船，到潼关，遇大雨，危险至极。鲁迅日记，记载很简略，作者征引同行人陈钟凡、王桐龄、孙伏园、张辛南等人的日记，给我们再现了当时的情状。鲁迅说的“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终于不那么抽象了。十二章到十五章，文献钩索，复原了西安这次暑期学校的有关情况，从预告、师资阵容、讲演题目，都使用了第一手文献，殊为不易。第十五章，主要讲了鲁迅与其他讲师的关系，并不都是友朋。这些文献整理、叙述，虽皆为小事，但事过情迁，也不是容易做的。在前人的基础上，王鹏程都有自己的准备。

第十九章，颇有意思，作者写了西安当时报纸上的鲁迅，大家慢慢知道了课表上的“周树人”，原来就是“鲁迅”。根据《新秦日报》《建西报》《旭报》的几次报道，及鲁迅日记，描写了听众对鲁迅演讲的热情。这种文献的罗列，让人有如临其境之感。第二十章，钩玄提要与表里发挥：鲁迅的讲演与《中国小说史略》，属于介绍。《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在北京大学等校的讲义，1923年12月，鲁迅修订出版了上卷，1924年6月，出版了下卷，都是由新潮社出版的。胡适、郭沫若等人对此书都有很高的评价。胡适说：“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节省无数精力。”《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是1924年鲁迅在西北大学的系列讲演，从7月21日开始，到29日结束，总计八天，共十一场次，十二小时。7月30日，又在讲武堂对军官讲演半个小时。王鹏程认为，“鲁迅在暑期学校的讲演《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是《中国小说史略》的精缩版”，“将文言口语化，可谓学术普及的范本。”（186页）第二十一章，作者将鲁迅的讲演记录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与《中国小说史略》对比，详细讨论两者的差异，和对前者的深入阐释部分，颇显功夫。《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共六讲，王鹏程逐讲分解，和《中国小说史略》二十八篇对比，讨论两者的不同，可以看出，鲁迅的讲演，有很多部分是创造性的发挥，学术价值颇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细读此章，相信能得到很多的收获。

鲁迅西安行，历来学者都喜欢谈论他给易俗社的题词：“古调独弹”。但王鹏程经过严格地考证，认为这只是鲁迅的“所拟”，并非鲁迅亲笔所书。后来悬挂在易俗社的“古调独弹”匾额是集鲁迅书迹而成。第二十七章，“古调独弹”：是鲁迅所拟，还是鲁迅所拟并亲书？可以说凸显了王鹏程优秀的文献搜集、整理，和判断能力，和为了真理，而不避乡情的定力。王鹏程在后记中说：“为了全面了解鲁迅的长安行，我集中阅读了学界比较有影响的鲁迅传记，几乎穷尽了相关的研究文献，发现的问题实在不少。”（376页）这大概是实话。

作为文学评论家，王鹏程追求真理，敢于直言。此书也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王鹏程作为西安人，他撰述此书时，有冷静地客观态度，并不为乡邦讳。这是难得的学术操守。比如，对当时陕西的落后，他从不回避，更谈不上故意拔高。第二十三章，曲高和寡：暑期学校的成效，由于听众水平太低，听不懂请来的教授在讲什么，“暑期学校的筹划主办者傅铜也‘自认其失败’”。（233页）参加这次讲学的蒋廷黻事后回忆说：“在西北大学夏令营演讲是很辛苦的。那儿的学生比平津的年纪大，像人面狮身像似的坐在教室里，他们太没有礼貌，不是喧闹就是打盹。我简直弄不清楚，他们是否还知道有我这个人在。”（226页）不过，鲁迅因为大作家的名头，再加之所讲内容的平易幽默，演讲是成功的。关于这一点，作者论述颇详。虽然那些回忆文章难免因为时代的关系有拔高之嫌，但客观看待，鲁迅授课是比较成功的。

第二十四章、二十五章、二十六章，在讨论鲁迅与易俗社的关系时，既肯定了易俗社的成就、影响力，但也不讳言它存在的问题，包括人际纠葛。这也是难得的学术态度。第三十二章，写鲁迅在西安尝鸦片，挺有意趣。作者坦率地写出了当时陕西的鸦片泛滥，鲁迅与孙伏园相约尝一下。鲁迅的结果是：“有些苦味。”孙伏园也是大为失望。

（邓益民《鲁迅在西安》系列画作）

从二十八章，到三十二章，依次写了鲁迅在西安的业余活动，比如，看名胜古迹，搜购古玩文物，还有在西安参加的饭局，饮酒，尝鸦片等，从文献梳理入手，平实叙述，不拔高，不避讳，写出一个真实的立体的鲁迅。这是难能可贵的。以前关于鲁迅在西安的叙述，包括林辰、单演义等的论文、著作，由于时代局限，过度拔高或者神化的现象比较普遍，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甚至也有前后表述差异较大的问题。这放在那个特有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王鹏程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梳理，和独立思考，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体现了追求真理的学术态度。

王鹏程在写作的过程中，很在意一些历史瞬间。往往是这些瞬间，让历史丰富了起来。比如，鲁迅看到康有为书写的“国立西北大学”的牌匾，说：“不坏！”（178页）两个字，寓意深远。鲁迅也是书法大家，尤在碑学上功力甚深，康有为的书法，碑帖结合，更重碑学，两人在此是有共同点的。“不坏”两字可以看出对康有为书法的肯定。如今的“西北大学”校名，却是集鲁迅字而成，世事沧桑，颇为有趣。还如，陈钟凡回忆，1924年7月到达陕州，与鲁迅等人偕同西行，“次朝，苍蝇哄鸣，扰人清梦，鲁迅说：‘《毛诗¬齐风》所咏：‘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于今朝验之矣。’”（129页）由此可见鲁迅的旧学功底，和他的幽默风趣。

最后，本书编辑上，还有一点，值得肯定，就是保留民国时期引文原样。正文前有一段编辑说明：

这也看出编辑的眼光，和对历史的尊重。

王鹏程的《长安市上醉春风》是一册让我喜欢的书，序言《王鹏程印象》乃王彬彬所写，文字老辣，见识通达。他认为王鹏程坚守的价值观念正确，是一位素质全面的研究者，可以把资料性的考证与美学价值的阐释融会贯通。

《1924：鲁迅长安行》就是这样一册好书。

2024年7月31日写于兰州黄河之滨南书房

8月3日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