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苑从谈‖何光顺：南方诗学的建构——兼论中国当代诗歌的“现代性”维度与“城市精神”书写

文摘 2024-11-11 00:01 江苏

载于《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感谢作者授权本公众号发布！

“南方诗学”专题研究（3篇）

主持人语：自先秦以来，南、北之分，即多为人所谈论。北方《诗经》文学为诗人君子之歌，南方《楚辞》为骚人墨客之唱。南、北文学既分途异流，又争鸣融汇，遂成中国文学之丰富，而又生成中国诗学、美学之深邃博大。当今新时代提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我们提出重新阐释南方文学或诗学之真精神，其用意即在指明一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而有它特殊的起点与开端，它因为从晚清时期以广州作为唯一开埠通商口岸，而与西洋交通，传入西方的器物和文明，造成整个中华文明的振荡，中国之人从其卓识阶层专意学习西方，逐渐转向洋为中用，古为今用，逐渐走向中西会通、古今贯通。而南方诗学之提倡，即表明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自从以南方之一点开启之后，它就成为一种弥漫在整个华夏大地的变革求新的思想，而又在与北方文化之正统的争鸣中，逐渐调适自身，注意到现代性与古典性的有机结合。由此，中国近现代文学就从最初坚持守旧而拒新，而后激进求新而舍旧，再到既求异域之新声又于旧传统中求新声。于是，我们所谓的南方诗学，就既是提倡现代性、商业性、城市性、市民性、大众性的文学之精神，又是以此精神反观中国传统乡土、风俗、文学、文化，而于其中获得营养。此正如胡适梳理中国白话文学史以推进中国现代文学之进程。显然，我们提倡的南方诗学，就不再只是局限于地理的概念，而更多是一个精神性的概念，它与地理相关，但又超越了地理，它是地方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共同出场。本期“南方诗学”研究专题，集纳我本人和刘卫国教授、蓝善康副教授的三篇文章，希望有助于学界继续争鸣讨论该问题，欢迎学界同道多批评指正。（何光顺）

作者简介

何光顺（1974—），男，四川盐亭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魏晋玄言诗学、文艺美学、当代诗歌批评。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从物化到物感的中华美学时空思维结构演进研究”（18BZX136）。

南方诗学的建构

——兼论中国当代诗歌的“现代性”维度与“城市精神”书写

何光顺

摘要：南方诗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现代性”维度的观照，这种“现代性”可以看作是一种“城市精神”的书写，就是召唤“现代人”的出场。这种以“现代人”的此在生存为基础的现代性和城市精神，是在近代以来从以广东为起点的南方在与西方现代国家的交往与对话中生长出来的。这种精神也迥异于中国传统诗学的精神。中国传统诗学是以士君子和士大夫为写作主体的抒情言志诗学，是贵族化或精英化的，而中国现代诗学，是以从南方发端而逐渐渗透到中国整个现代文学内部的以平民或市民大众为写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城市诗学，我们将其命名为南方诗学。这个“南方”不同于传统的江南或地理的南方，而是一种精神的南方，或者说新南方。这些年来，个人对“南方诗学”的建构，包括了关于“南方”概念的重新界定、“南方诗歌”群落的梳理、“南方精神”谱系脉络的观照，而后进入“南方诗学”的理论建构。这样一个诗学建构所生长出的诸种可能性及其思想和艺术的实验，也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更具现场性的理论资源与研究方法。

关键词：南方诗学；南方诗歌；新南方；现代性；城市精神

南方诗学，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现代性”诗学，是对于“城市精神”的书写，它不断召唤着“现代人”出场。南方诗学，与个体在城市感性生活实践场域中的具体生存相关联，其写作主体和接受主体都是市民大众，它去精英化、去贵族化、去神圣化，因而呈现出一种日常化、生活化、平民化的特征。南方诗学提倡日常化的诗性，主张在平庸日常之物中萃取诗意，它淡化过于主体化和私人化的情感，而让生活中的周遭事物与风景都成为映照自我生命的镜子，让个体在群体中被安顿，且又只有在群体中才能被凸显。我个人对于南方诗学的自觉及建构，从2015年底介入当代诗歌批评后展开，并在2018年主编《南方诗选》的出版中得到确认，2022年出版的诗学批评专著《南方诗论》则进行了南方诗学的系统建构。这种南方诗学建构，也与我个人的现代诗歌写作实践相关联。在2015年，我有感于广州这座南方城市的现代精神的缺失而作长诗《广州印象》[1]304-311，又写了关于“城市精神”的随笔，2016年写作《城市里的水泥路》，2022年写成组诗《城市之花》。这种直接进入写作现场，并进而进行理论建构的尝试，与我自己所处身的从乡村到城市生活的场域转移相关联，也与我对于以广州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城市的命运的自觉与思考相关联。下面拟对南方诗学的建构作初步展开。

一、现代文学中的“群”：南方诗歌召唤“现代人”出场

一个现代文本，是由作为现代城市市民大众之成员的作者创造的，它涉及这个作者参与现代市民社会的“群”或“合群”的问题。《南方诗选》最初的编选和推出，就是一个“群”的结果。大约2015年底，我介入了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诗歌写作和批评现场，几位诗人朋友极力鼓动我主编一部诗选，以打破广东诗歌过于小圈子化的弊端，我感于这种信任，而后着手这项工作。当然，其实到现在，广东诗歌仍旧有不同的圈子，或小或大，或封闭或开放，要根本改变并非易事。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重要的是，不同“群”的竞争，无论开放抑或封闭，其成员在自组织化中是否适应的问题。现代文明的“现代性”，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群”，是进入城市的互不熟悉的个体的“自组织”形式的发展，这种“自组织”形式，我们可以命名为“群而党”。这种“群而党”缔造着“现代人”，它从根本上区别于古代士君子文化的“群而不党”。孔子曾谈到士君子的“群”，即所谓“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这句话也被后人转述为“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这种转述可以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来表达，就是说君子以道义相号召，小人只为着利益而结党营私。

《南方诗选》

实际上，“群而不党”和“群而党”就构成了古代士君子和现代人的根本分歧。在这里，我想先探讨“己”和“群”的关系问题。“己”就是作为生命主体的自我，这个生命主体有一种自我肯定与维护的天性，它是生命主体自我存在的法则，生命的自爱，是最根本的爱，此即“仁”之本体，是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为己”就是生命的自爱，是自我的完善和成就；由生命自爱而爱他人，此即“仁”之发用。“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实际就是讲“仁”之发用，而非“仁”之本体。“爱人”是从“为己”或“自爱”的本己之仁扩展出来的。于是，我们看到，儒家的“仁”并不否定小人的“利”的维度，“利”是生命自爱的基本的物质或生存需要，但生命自爱或自我成就，实际就是要在“己”与“群”的更宽广范围或更复杂关系中实现，“爱人”将有利于人的“自爱”或“为己”的更有效实现，而这就是“群”的根本。人不能孤立地实现自己，而只能在人群中实现自己。小人的问题就在于将自我利益或自爱孤立化，从而失去了个体的“合群”之义，也就是“爱人”之义。

孔子批评那种“今之学者为人”，即一个人的为学，不是为了自我完善，而只是夸耀于人，这就失去了自爱和爱人之义，也就失去了孔子说的“群”的道义切磋维度。现代城市文明或“现代性”的根本，就在于个体在规模巨大和关系复杂的人群中如何实现自爱与爱人的平衡的问题，即如何既强调个体之利，又实现爱人的道义，它可以被概括为“群而党”。“群而党”是一个矛盾的结合，它与现代社会的组织化及强调个体权利相关，即个体的权利必须在群体的互爱中实现。所以，诗人们汇聚成不同群体，以在思想和艺术上相互唱和，可谓自古而然，但在现代城市生活中，这种群落化或圈子化，却走出了古典士君子注重内在性的“群而不党”的“群”，而成为现代市民大众的更与日常生活相关也更走向实践化的“群”，而有点“群而党”的倾向了。

因此，可以说，“群而不党”，就是古典士君子重道义精神的体现，它注重思想教化，却不太关注个体自身权利。“群而党”，就是现代人为追求个体利益而聚集在一起，并进行一种群体化的组织建构，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联合。这种现代性的“群”，在近代以来，尤为学人所阐述，如严复翻译密尔《论自由》为《群己权界论》，这是明确现代文明中“群”（集体）与“己”（个人）的界限。康有为《大同书》强调破除“九界”，即所谓去国界、去级界、去种界、去形界、去家界、去产界、去乱界、去类界和去苦界[2]81-454，认为这些“等差和界限”导致了社会的隔离。谭嗣同强调人们在爱和同情中形成“万有统一体”[3]122。梁启超把“合群”看作一个“宇宙论的原则”。王国维谈到近世士大夫“日日言合群而终不能合群”，“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4]10,12中国近代学者合群艰难，在于其尚持传统士君子精英化思维，还未曾真正和现代市民大众结合起来。从本质上来说，现代市民大众之群乃至文学和诗人之群，都有“群而党”的性质，既有着志向和抱负共鸣，又注重个体权利。这种对于个体权利的看重，很大程度上就主导着现代诗人群体，他们在思想和精神上有其超越性，但对权利的看重又是大众化或市民化的。这种现代城市的诗歌群落，就不再是古代写作者入门门槛很高的士君子群体。

这里可以我个人诗作《城市之花》中的一句诗“花朵，是消灭虚空和铁链的见证”[5]36为例来予以说明。这句诗包含有两重含义，即一方面是对于现代人的虚空无力感的消解，另一方面是个体对于现代权力体制的抵抗。虚空，是指当资本侵蚀了个体的传统信仰之后，现代人趋向于存在的虚无与幻灭。《城市之花》谈到了现代城市文明对于乡土的远离所开展出的现代人的新的生存境域，“万物自有荣枯，当炊烟和鸡鸣远去/田园便早已荒芜，你可还曾看见南山的隐者/悠然远望，或者在月下独自归来？/菊花是寂寞，玫瑰是爱情，牡丹是富贵/又有哪一朵花为它们自己开放？”这是对虚空的书写，曾经与乡土和大地血肉相连的人，在来到城市后，就被抽去了其生存的地基。铁链，是指现代政治与现代技术高度结合而形成的体制化权力，它如铁链一样捆绑着每一个人。但人是不屈服的，它总能在不毛之地绽放自身，“你何尝不是一朵花呢？又何必去别处寻找花朵？/你在广场开放，你在市场开放，你在剧场开放/你开满了整个城市，绽放出一生的繁华和绚烂/歌声是花朵，哭泣是花朵，口号是花朵/花朵不在泥土开放，却向着天空开放”，花朵始终和泥土有着隐秘的生命联系，由此，“花朵，是消灭虚空和铁链的见证”，就隐含着文学或诗歌作为时代及其精神土壤中绽放的美丽花朵，就成为消解被资本侵蚀的存在之虚无与体制化权力之捆绑的象征，每一次文学或诗歌的写作，就是思想的冒险，是艺术对权力禁区的僭越。

这样，《城市之花》这首诗的主旨就是要指向城市，是希望表明一种现代城市生活带给我们个体和我们的文学有一些什么东西，以进而引发我们更多的人能够介入思考和写作城市主题。我早在2016年开始主编《南方诗选》时，就提出了“都市写作诗群”，以与“新乡土写作诗群”相对应。在当时，我划分出了九个诗群，都是希望对当代南方诗歌作以扫描，而其旨趣则在指向一个城市化时代的诗学建构问题。置身于现代城市文明语境，我们又当如何写作城市？在我看来，当代中国诗人还未写出真正有分量的城市诗歌的原因，就在于缺乏作为城市写作主体的自觉，以及对于作为市民大众之“群”的实践介入的自觉。我个人在2015年写了题为《广州印象》的长诗，就是有感于现代城市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失落而作。正是源于这样一个初衷，我以为，中国要走向真正的现代化，中国人要成为真正的“现代人”，首先就在于中国的诗人或文学人要成为“现代人”。《城市之花》中的“花朵是消灭虚空和铁链的见证”，就凸显了现代城市文明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在“花朵”“虚空”“铁链”等意象共同关联中，生成了颇具寓意和象征的诗意结构，并在一种具有强烈直观感知觉冲击中，彰显了一种文学的新的精神尺度，这也是另一首城市诗歌《人世从此》所言说的：“一朵桃花，是整个城市的欲望绽放/欲望，在高处盛开/开的红，开的白，开的鲜艳欲滴”[5]36的自觉。现代城市需要个体走出古代的自然、血缘的集体化联系之后，以新的组织形式予以集结，而这就是“党”，“群而党”，就可看作市民大众的组织化的自觉，它表明现代人必须在现代城市生活中重建一种基于内在生命关联的熟人社会，让生命相互间可以召唤、对话和应答。重建这种新的人与人的“群”，就是现代文学的使命。当代中国文学的使命和职责，就是将中国人置于这痛苦缠绕的城市、前现代的城市、被乡村所包围的夹生的城市，以揭示中国人在其所居住的城市或时代如何去实现自我与社会关联的建构。而这也是我致力于“南方诗歌”写作和“南方诗学”建构的用心和目的所在。正如我在《被遗弃的天使》中所写的，“一个现代人，把自己种在城市/在人群、车流、高楼和地铁中盛开/不再像羌寨少女，迷失于古老传说/羊群是否吃掉书卷，与现代人无关/在望江楼上，成为空心人/悠悠江水，与历史兴亡无关/一个现代人，只在人群中获得自由”。南方诗歌或南方诗学的指向，就在“人”处身于“人群”或“人群”关联于“人”的互动，在看似身处世外桃源的羌寨少女，却是迷失的，而看似失去了与神圣历史和鲜活大地关联的现代人，作为空心人，却可能生成着另一种拯救，那就是“一个现代人/只在人群中获得自由”[5]36。人不在他处得救，而却在人群中得救。而现代人，就只有在作为现代市民“合群”的自组织中实现其本质。

二、“南方”抑或“新南方”：现代文学南方传统的论争

在《南方诗论》封底的内容介绍中，我指出：

现代新诗的南方传统，是伴随着中华文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生成的，是在中西方文化激荡、古典与现代的裂变中发展的，它虽然是从中国南方珠三角这个地理空间发端，但却终究弥漫而形成中国文学和诗歌的一种新精神与新的艺术特质，这就是南方诗歌、南方诗学、南方精神、南方想象、南方传统。本书就着眼于现代新诗的这样一个值得关注的南方精神和艺术谱系。全书主要包括南方诗学的理论奠基、南方诗人群落的多元景观、南方诗人的个案分析、南方诗人的艺术缘域四个部分。这也是一部明确提出南方诗学的相关命题并进行专题研究的当代诗歌批评专著。

诗歌界对于“南方”的真正关注，是在我主编《南方诗选》之后开始的。比如诗人温远辉就曾经指出，“《南方诗选》是继《珠江诗派》之后的又一本有关广东诗歌选本的力作”，“虽然早前有诗人提出‘南方以南’的概念，但都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和宣传”，“何光顺教授主编的《南方诗选》则把这个‘南方’概念凸显出来了，他把以前很多人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给完成了。”[6]6这里说的“南方”，很多人容易理解成地理的南方，看作秦岭—淮河以南的地理分隔线所确定的那样一个空间之场。当然，自古以来，人们都习惯于实在性和实体化的关注、理解和思考，经验的感官总是先诉求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实在之物。但我们知道，从哲学上来看，这些所谓的具体实在，往往并不实在和可靠。这就是感官和思想的距离。这种距离，也就体现在我们常人理解的南方，与诗人所理解的南方的差异，或更准确地说，与我正在建构的南方的差异。

显然，作为《南方诗论》的内容简介，就是要从人们习常观念中的地理的南方或感官印象的南方，引向一个人们所不熟悉的精神领域，也是那样一个陌生之域。在这部诗学著作中，我们开展“南方诗学”的建构，就是将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和批评，放置到一个古今和中西冲突的大的时空结构和视野之中，以指出我本人为何会将中国南方珠三角作为南方诗学建构的一个起点，这涉及中国现代思想、现代艺术的一个起点问题，这个过程自其开展后，一直在持续推进中。在历史上，一种从政治边缘地带兴起的诗歌写作，往往突破着僵滞的政治传统和陈旧语言模式，并从而推动着中国文学的革新，近代以来，中国的新诗及其批评，同样是从边缘突破中心开始的。在《南方诗论》中，我指出：“诗歌中的南方是被建构的，正如古典文学中的江南也是被建构的。”[6]3南方诗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包括当代诗歌或当代文学）的“现代性”的观照，这种“现代性”可以看作是一种“城市精神”的书写，它展现城市生活的感性存在与理性秩序的冲突。

波德莱尔对“现代性”有一个经典表述：“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7]439这是一种现代性美学的时间性自觉，是强调在转瞬即逝中把握永恒性。费瑟斯通指出“波德莱尔为十九世纪中期巴黎生活中短暂飞逝的美与丑所迷恋”[8]105。美与丑都转瞬即逝，都只是一种感觉的偶然体验，在现代城市的繁杂中，每个人都无法深入了解他人内心，不断重复的场景令人厌倦。进步论的不可逆的时间让每个人都成为只朝着未来维度的单向度的人，而诗人的敏感就在于对这种单向度的时间产生疑惑，他震惊于现实中人的碎片化和偶然性存在，他沉浸于这种现代性的时间，也尝试从其中逃离。波德莱尔对于现代城市的写作就可看作是时间打在我们感觉上的烙印。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城市精神，就主要源起于以广东为起点的南方在与西方现代国家的交往与对话中所生长出的一种新的诗学精神维度，这种诗学精神，即迥异于以士君子为写作主体的传统抒情言志诗学，也不同于传统的江南或地理的南方，而是以从南方发端而逐渐渗透到中国整个现代文学内部的以平民或市民大众为写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城市诗学。

波德莱尔

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新南方”概念，如杨庆祥在2018年发表的《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是较早系统谈论“新南方”的代表性文章[9]49-53。杨庆祥指出其对于“新南方”的思考主要有三个动因：一是阅读到海外作家如黄锦树《伤逝》《南方之死》用语言的碎片拼接离散的经验，并以此解构大陆文学语境中的单一性元叙述，书写现代汉语与现代个人的共生同构性；二是从苏童和葛亮在《文学中的南方》的对话中苏童谈到“南方”相对于“北方”的不确定性，认为北方是政权和权力的隐喻，而南方意味着明天、野生、丛莽、百姓，葛亮则比喻北方为土的文化，南方是水的文化；三是从生活于新南方区域作家的写作引起，如海南作家林森小说《岛》写到海南岛人在时代大潮中的抵抗和失败，广西作家朱山坡《蛋镇电影院》以反讽、诙谐的方式对生活于中越边界的一个名为蛋镇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荒谬感予以揭示，广东作家王威廉从先前小说《听盐生长的声音》对西北地域的冷峻、肃杀气质的书写转向《后生命》《草原蓝鲸》对于科幻元素和风格以及更具未来感的新南方的书写，另一位广东作家陈崇正小说《黑镜分身术》《念彼观音力》等围绕南方小镇“半步村”建构一个融传统与当下为一体的叙事空间，福建小说家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竹峰寺》等不但在地理上具有南方性，同时在精神脉络上与世界文学中的“南方”有高度契合，虚构、想象、对边界的突破等构成了这些作品的关键词。

在叙述了自己关注“新南方”的三个动因后，杨庆祥归纳出了“新南方”所具有的四个理想特质：一是地理性，即将新南方写作的地理范围界定为中国的广东、广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二是海洋性，认为“新南方”最大特点是大部分地区都与海洋接壤，是一种摆脱“陆地”限制的叙事，海洋构成了写作的对象、背景（如林森的《岛》、葛亮的《浣熊》），同时也构成一种美学风格（如黄锦树的《雨》）和想象空间（如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从而带有泛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色彩；三是临界性，这包括地理的临界，如陆地与海洋的临界，文化上临界，如多种文化和南方方言的差异性和杂糅性的临界，美学风格的临界，如现实写作与现代主义的临界，具体文本中多种类型风格交织的临界；四是经典性，认为从文学史的经典谱系来看，现代汉语关于内陆的书写已经具有相对完整的经典性，关于江南的书写也具有了较为鲜明的经典性，但就新南方的广大区域来说，现代汉语书写的经典性还相对缺失，尤其是没有特别经典的粤语小说，提倡新南方写作就是对经典性的召唤。

2022年杨庆祥又发表了《“新南方”写作和“间离化”的历史》[10]36-39谈到了广西作家朱山坡的新南方写作之新在于两点：一是人物的无根性；二是与历史的间离姿态。人物的无根性，是指朱山坡这两部作品《风暴预警期》《蛋镇电影院》中的人物都是突然出现，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他们基本上不生活在家庭、家族以及家国的伦理关系中，而这与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以家族和家国为中心和重心的叙事传统区分了开来。历史的间离姿态，是指其写作的南方人物没有历史，只能活在当下性里，南方被卡在了中间，即前现代和现代在这一点上奇怪地融合在一起，并因此产生了极具创造力的“间离感”。

曾攀、蒋述卓、王德威等也都谈到了“新南方”写作。如曾攀《粤语方言与新南方写作》以林棹《潮汐图》为例谈到了粤方言与新南方写作的关系，谈到了粤语方言遗留的古音和融合的外来语元素及其投影出的革新精神、开放观念等。[11]32-40在另一篇文章《汉语书写、海洋景观与美学精神》中，曾攀又谈到了“新南方写作”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涵义，具有的新奇、新异与新变特征，及其生长出的向海、向粤港澳、向东南亚等的现象及形式，肯定“新南方”建构自身的地方性与世界性意义。[12]75-86蒋述卓《南方意象、倾偈与生命之极的抵达》谈到了“新南方写作”的几个维度，包括文学地理意义上的写作，包括中国的东南部乃至东南亚，即以海洋性特征为主；意象和风格上的南方气象，即南方意象、南方视角、南方叙事和南方风格等。[13]76-79其他一些学者也有沿袭杨庆祥对“南方”的界定，概括出“南方”或“新南方”所具有的边缘性、野性、多元、开放、融合的特征。

王德威谈到了南方的拓扑学（空间内在连续变化下维持不变的结构特质，及其形成的如几何、象征样态；环境的拓扑则纳入物质生态样貌）有四个关键词，即：潮汐、板块、走廊、风土。“潮汐论”以海洋潮汐韵律为灵感，想象岛屿（和岛群）文化非线性、反轴心、跨国境的开放律动，或以大海散布的岛屿的自成文化与社会以及岛与岛之间所形成的若即若离的脉络或关系为特征。“板块论”是从地质史来看，新南方位于欧亚大陆板块东缘，比起海域与陆地的千万年运动，这一地区的原住民及之后的垦殖者所主导的多民族文化史，就显得短浅而卑微，但千百年却带来前所未见的政治扰攘、文明兴替，有着国族、地域、族群、文化、意识形态的挤压冲撞，就有如地表下千百年来不得稍息的板块运动。“走廊论”是以费孝通在传统区块（如中原、青藏高原等）外提出的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三道走廊为依据，以打破过去以省份、板块、民族为单位的僵化模式，强调空间流动交往的有机性和互动性，即一种客观地理形势形成了独特的自成一体的历史人文的传承。“风土论”是指新南方所呈现的复杂的自然生态和人文风俗，它重视人的存有与空间的关系，它在主/客、物/我二元论述结构之外提醒人之存在的第三种可能，即人立身于天地之间的“结构时刻”，由此而有生发生命—技术—象征（bio-techno-sybolic）三者的联动关系[14]89-91。

王德威

在相关批评家关于“新南方”的界定中，我们看到其重心主要是先划定地理范围，再从这个地理范围的作家写作来谈其相关元素如思想和艺术特征等，而后上升到一种南方意象、风格或视角，其中重要的论断或研究如苏童谈到“北方”作为一个政权或者是权力的某种隐喻，而“南方”则意味着明天、野生、丛莽和百姓，王德威以潮汐、板块、走廊、风土概括出南方的自然和历史特征，杨庆祥以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概括作为地理南方的一些已存性特征，这些写作或研究大多将地理的南方和北方对立，都不是我从现代性和城市精神维度界定的“南方精神”“南方诗学”。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南方诗学”概念此前也有人提出，如向卫国《广东诗歌十年考察——并倡导建构“南方诗学”》[15]160-167纵览了其时近十年的广东诗歌并概括了其特点如开放性、包容性，重视物质生活和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背景，与网络和传媒的密切关系以及底层打工文学的崛起，在文章末尾倡导建构“南方诗学”，作者模糊感觉到了广东诗歌对于建构南方诗学的重要意义，但却未能就南方诗学如何建构进行具体研究，也未区分“广东”和“南方”两个概念。最近几年，“南方”问题虽成为热点，已有多位学者介入“南方诗学”研讨，但在我提出的“南方诗学”关涉的城市生活以及城市文明对于现代中国文学或诗学的影响方面则并未真正触及。

自2015年底介入当代诗歌批评以来，我个人凸显了“南方诗学”的“城市精神”维度，并将其视作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根本特征。这样，我这里所探讨的“南方”就只是以广东或中国东南沿海最早与西方海洋文明碰撞为起点所引发的更具普遍性的现代城市文明及其精神性的生长。我们以“城市精神”或“现代城市生活”作为“南方”或“新南方”的真正品质，就打破了传统的北方—南方、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叙事，也打破了那种静态的城市—乡村二元叙事，而呈现出在现代工业、商业、资本和技术所带来的整个中国现代社会的变革大潮中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在发生着哪些裂变以及其可能的发展方向。

这种新的精神维度，虽然部分学者将其命名为“新南方”，但却并未真正触及中国现代文学或诗歌的“现代性”品质，也未深入到我们所论及的“城市精神”。我从“现代性”及其关联的“城市精神”来界定“南方”概念或“南方诗学”，从精神气质上无疑是“新南方”的。这个“南方精神”或说“新南方”，我们将其置于近代以来以广东为起点而引起的现代城市生活及其造成的中国现代人的精神与艺术书写方式所造成的重大变革。这种以现代城市生活重视的是个体的自由独立及其与他人寻找合作形式的自组织建构，也即明确“己”与“群”的界限又如何消除其界限的问题。“己”与“群”必有界限，个体生命的权利与自由不能被群体侵犯，但个体生命又往往只能在群体或合群中才有其所谓权利和自由。这就是一个分与合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的问题。只有从“己”与“群”的关系中，我们才能理解南方诗歌，也才能实现南方诗学的建构。

三、现代文学的南方精神及其谱系脉络的形成

之所以重点谈“南方”，而较少谈“新南方”，就是要从常人的常识处开始，就是从面向现代城市生活中的他人和那些可感触之物出发，以在人们的日常理解中谈论一个概念本己的多义性和可能性。“南方”，就是这样一个常人都可以理解和可以感触，但又充满歧义和可能性的概念。南方和北方在地理上的分隔和对立并不是最重要的，而只有精神上的南方和北方概念才是重要的。理解现代中国，既要从地理的南方，更要从精神的南方开始。互文见义，设置这样一个参照系，或许，一般的读者，都逐渐能理解这样的一个南方的意义指向。

我们可以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为标志，那就是那场爆发在中国南方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可以放在古典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历史性冲突与精神性冲突的维度来观照。我们不仅仅把近代史讲述成中西方冲突和对立的历史，而是学会从个体的微观化角度来重新审视世界，避免个人被宏大叙事所捆绑和成为其工具，借助从广州开启的现代性，那样一个进入现代世界的城市化进程去关注作为市民化的现代人本身。

这样，我们提倡的南方诗学精神，就是与中国人去成为现代人的现代精神同步的，它不是一个既成性和已然性的存在，而是虽然有着一个大约19世纪中叶的模糊的起点而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生长，却又远未成熟，而不断朝向未来的可能性的开展。这种南方精神或说现代精神还远未成熟，它还难免被中世纪的阴影所纠缠。就从诗歌来说，以现代汉语为媒介的现代汉诗，还未赢得其广大受众。普通国民还习惯于欣赏唐诗宋词之美，还主要停留于以格律和押韵来辨认诗歌，这种诗歌的趣味还是古人的，没有看到这种古体的形式已难以容纳丰富的现代社会生活与个体化的感知和审美方式。再延伸到现在的小说、散文和影视文学作品，很多在精神和审美方式上都还是停留于古代的，那种帝王将相的作品或机诈权谋之术的作品，充斥于小说和影视作品领域，还有一些就是各种小趣味的东西，而对一些实际具有真正现代性特质的作品，又缺少汉语世界原创性的文学或诗学理论介入关注和批评。

南方诗学，就是呼应近代以来真正关注中国人从古代社会走出以成为现代人的那样一个现代文学潮流，就是鲁迅、沈从文、余华、莫言等对乡土社会被卷入现代城市进程但却仍旧停留于古代状态的反思和批判性写作，在这种反思和批判中，中国现代诗人或作家，都引入了从欧洲近代发端的启蒙思想和现代意识，都强化了文学的哲学化维度，都在这种反思和批判性写作中呼吁现代自我主体的建构。南方诗学，就是在近代以来的东西方冲突也实际是古今冲突中开启的。在那样一场持久的冲突中，有一种精神在真正孕育和生成。我们所提倡和强调的“南方精神”“南方传统”“南方写作”“南方想象”“南方诗学”，就是在这冲突和裂变中，以具有探索性的语言方式、思维方式、修辞方式和诗学观念，去促成整个华夏文明新的改变。中国现代诗歌之不能振兴，就在于这种精神的缺失，即未能实现个体精神、民族精神与世界精神的融合。我们提倡南方诗学及其南方精神，就是要让这个民族的写作者及其所指向的现代读者摆脱一种蒙昧状态，以实现现代自我主体的自觉。

我们虽因为这种精神的最初起点在南方珠三角，而将其命名为南方精神，但这种精神既不仅限于岭南，也当然不只是江南，同样不是秦岭淮河以南，不是那样一个地理的分隔线。精神的文学的南方，逾越了南北分界，它不断向着华夏文明古老的内陆突进，去改变这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以实现一种现代性的启蒙。这种南方精神在现代城市中将得到来自市场、广场和剧场这三个方面的支撑。从文学阅读来说，现代市场让作者更直接面对读者，市场成为作者和读者的中介物，市场的充分发展，也是南方精神的内在要素。我们这里所说的市场，既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但真正将每个人卷入市场，并让其独立判断自身或其自身劳动的等价物的，却和现代城市相关，现代城市还有广场和剧场两大元素。现代人，就是在城市的广场—剧场—市场中实现自我，它既承传着孔子所讲的人之“群”而不“党”的道义集结，也直接连通着现代文明从西方引入的现代市民的自组织意识，那就是同时要为自己的权利服务，而这就有了“党”的组织结构。现代城市公民就是由不同的“群”所组成的，是自发和自觉的，缺少了这个“群”以及“群而党”的组织化和结构化，就无以成为现代人。

因此，在《南方诗选》和《南方诗论》中，我在进行了诗学理论的初步讨论后，就迅速进入到了“南方诗人群落”的“多元景观”扫描和思考，只有在这些不同的生态群落中，才有现代诗人的出场，现代诗人的“个体”独立是在寻找他自己所属的“群落”中实现的，没有这群落的支持，个体就会落入古代士大夫那样的为少数知己的欣赏而写作中，就失去了唤醒普通民众的可能。一位现代诗人，就是从波德莱尔那里开启了他的现代之路的。波德莱尔是现代城市生活的浪子，也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人。“古老首都曲曲弯弯的褶皱里，/一切，甚至丑恶都变成了奇观，/我听命于改不了的秉性，窥伺/奇特的人物，衰老却惹人爱怜。”（《小老太婆》）[16]175现代城市生活已成为大熔炉，它点铁成金，让一切丑恶之物，都堂皇登场。而诗人就在这隐藏丑恶奇观的城市人群中彷徨和观望，漫游和流浪，他喜欢面对城市里那无限差异的个体。在诗人的笔下，城市里所有的人，都像森林里的花朵和树木，每天都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但也自然枯萎和零落，抑或被外力摧残与伤害。

一位现代诗人，就爱着这城市里的花朵和树木，那些在高楼里，在地铁上，在公交车上，也在商场和广场生长和开放的花朵和树木。他们面对着无限的人群，又往往陷入无尽的难以被无数陌生的他们理解的孤独中，一位现代城市诗人，就是要为这种现代市民的生存而写作。如庞德的《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这首诗书写了现代人的生存图景，揭示了现代都市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和变幻性，每个人既如花朵一样长在湿漉漉的枝条上，却又呈现出幽灵似的黑色基底，不再是自然的鲜亮光泽。在中国当代诗歌中，已经有了一些优秀的城市诗篇，如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就实际是以一个城市市民的视角，在消解历史、权威、英雄和偶像，那曾经关联着悠久历史和重大事件的伟大建筑，在诗人笔下，却成为现代市民生活中的庸常存在。欧阳江河的《傍晚穿过广场》，“我没想到这么多人会在一个明媚的早晨/穿过广场，避开孤独和永生/他们是幽闭时代的幸存者/我没想到他们会在傍晚时离去或倒下”，则写出了城市中被锁闭的灵魂和被封印的呐喊，写出了自然生命与一座城市广场之间难以跨越的距离，城市广场的幽闭和沉默，就是一座城市的沉默，是城市本质的幽然锁闭。

在《南方诗选》中，我单独划分出了都市写作诗群，如其中代表性诗人郑小琼关于女工系列的写作，就充分体现了城市现代工业对女性身体的严重伤害。另外，郑小琼的《人行天桥》作为当代中国城市写作的经典，更是深刻揭示了现代城市工业的冰冷机械对于血肉之躯的侵蚀，展示了城市里各种身份的人们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相互欺骗和侵害。另一个打工诗人许立志的《流水线上的兵马俑》，“沿线站着/夏丘/张子凤/肖朋/李孝定/唐秀猛/雷兰娇/许立志/朱正武/潘霞/苒雪梅/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穿戴好/静电衣/静电帽/静电鞋/静电手套/静电环/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功夫/悉数回到秦朝”，诗人将自己和流水线上的工人形容为兵马俑，一种被物化的麻木生命状态。我自己也写了《广州印象》《城市里的水泥路》等关于城市的诗作，从天河城广场、北京路、广州歌剧院、城市河涌等城市题材出发，写出了城市所缺失的本质及其对生命源头和精神故乡的远离。

许立志

在我看来，当前广东诗歌乃至中国诗坛，有关城市主题的写作仍旧严重匮乏，很多有关城市题材的写作还未真正进入现代性的视野，未能写出城市所具有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一些批评家所说的“新南方写作”，其实关注的还是非城市化的传统主题，或主要是对边缘化的生存状况或文化现象的猎奇，还未去书写城市大众生活及其精神世界。

南方诗学指向的就是人之生存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其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都与商品、技术、资本、大众密切关联的这样一个生存境况。这样，南方诗学，就不是单维度的，它实际包含了各种差异化的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式，如我在《南方诗选》序言中就将广东的诗人群落划分为底层打工诗群、完整性写作诗群、新女性写作诗群、纯技术写作诗群、口语写作诗群、都市写作诗群、学者型写作诗群、新乡土写作诗群、垃圾写作诗群这样九个诗歌群落，这些诗歌群落都与城市相关，与现代工业和资本相关。

四、南方诗学敞开现代都市生活的多重维度

在南方诗学的多重维度的写作中，有一个最激烈的争执，那就是神圣与世俗的冲突，自中国近代以来，城市生活的一个总体趋向是日常化、世俗化甚至低俗化，而体现在诗歌写作中，就是以郑小琼、许立志等为代表的底层打工写作，这是涉及题材的；以尚仲敏、喻言、老刀等为代表的口语化写作，这是涉及语言方式的；以凡斯、皮旦、典裘沽酒等为代表的垃圾化写作，这是涉及一种思潮的。就以垃圾写作为例，垃圾是现代城市文明的产物，在古代社会，万物都能在生命的自然状态中实现循环，故无所谓垃圾，或至少没有成为哲学或思想的论题。垃圾写作，可以看作是当代中国诗歌的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文学思潮和艺术实践。当然，它也并不是没有渊源。早在战国时期的庄子就可看作是中国最早开启垃圾化写作的鼻祖，他说道“在屎尿”（《庄子·知北游》），不是说屎尿中有神圣，而是万物都遵循其自然法则而各得其所。王梵志《城外土馒头》：“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这是古典时代的另一种垃圾化写作形式，它指明了每个人不过都是一座坟的馅草，其实也就是人最终要成为垃圾被扫入垃圾堆的。波德莱尔《恶之花》是西方垃圾写作的鼻祖，他写尸体，写肮脏的城市，写罪恶，都不是要将其当作真善美的反衬，而是要显现生存和生活的物性或垃圾化维度。庄子和禅宗，其实都是南方的，也都是极重视个体及其自由表达的，只不过那是在农耕文明时代，还缺乏现代城市诗歌的日常化全方位的突破。在庄子和禅宗那里，始终有一种雅意和纯粹，但现代城市诗歌的那种日常化、低俗化、生殖化、垃圾化，已经到了无深度、无高度、解构一切严肃和神圣的程度。

当代诗歌中以凡斯、皮旦、典裘沽酒、无聊人、丁伊目、野狼、管上、杨春光为代表的垃圾派诗人都描述了现代城市生活中的这种崇低、自弃、恶俗和垃圾化现象，展现了现代城市中人性具有的朝向低俗性的、遗忘神圣和崇高的侧面，这可看作是对现代市民社会中人性隐蔽的低处的正视和自我裸露。如典裘沽酒的《时代三部曲》（《看守所》《灵魂》《啪啪啪》）是垃圾派写作的代表。这几首诗让社会的各种角色特别是最卑下的角色出场说话。

这三首诗因为其扎根于底层、垃圾、粪土和大地的深处，从而使其具有了不断自我生成自我打开自我隐藏的力量，它本身就为自己设置了无限的谜题、陷阱、曲道、暗门，它是时代的巨大迷宫，没有一种阐释可以进入其幽邃和黑暗之中，它如源源不绝的隐秘之泉，向着未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凡斯的作品《在我余生里我对你的怀念还会继续》里面写到了性，写到了一些脏词，并以人在性方面的麻木来为自己在朋友的忌日没有想起朋友的逝去作辩解，这实际指向了人性的批判，但在清明节，诗人却想起了逝去的朋友，其内在感情被唤醒，只是诗人不愿意以那些崇高的方式来言说逝去的朋友。这种垃圾诗派对于友情的写作，在农民式的粗言秽语中却往往有着真诚的友谊，没有伪饰，扎根在邋遢的泥土中，却那样深沉。

当代诗歌的日常化、口语化、垃圾化写作都体现了南方诗学所重视的现代城市写作不断向下的那样一个维度，它也体现了“现代性”写作不再摒弃大众生活的日常和边缘的存在。但这种向下的写作方向也引出了一个反日常化和低俗化写作的方向，那就是仍旧坚持个体写作中的神圣和崇高，一种纯粹的精神性尺度，让人们在繁华喧嚣的城市中，透过雾霾看到星辰和苍穹。这个写作方向主要有以东荡子、世宾、黄礼孩为代表的完整性写作诗群，以海上、发星、欧阳江河、杨炼、梦亦非、蓝马、蝼冢、洛夫、骆一禾、孙谦、道辉等为代表的现代汉语史诗写作，另外还有将神性和日常熔为一炉的如向以鲜、孟原等的写作，这些都值得注意。如东荡子的《杜若之歌》、海上的《侘寂的魂影》就有在一个商业化和世俗化的时代为民族寻找古老根基的内在冲动，世宾的诗是在非神圣化的时代去书写神圣的实践，黄礼孩的《谁跑得比闪电还快》有着基督教神学的影响和中国道家与佛禅的光辉，梦亦非的《空：时间与神》在一个世俗化的时代展现一种神性和空灵的诗境，这几位诗人的诗都展现出当代中国诗歌或者向历史寻源，或向神圣超越，抑或向未来展望的某种可能性维度。向以鲜的《我的孔子》是向着华夏文明道统回归的神圣写作和意象重构，其《生命四重奏》则是物性、人性与神性交缠而终让神性脱颖而出的生命黎明之歌，孟原的《纸建筑》是在现代世俗社会中反思文明何以可能、主体如何确立的写作，是对生活的日常的直观呈现。

这样，中国当代诗歌就在其两个相反方即“物性的”和“神性的”的并行不悖中呈现出现代城市文明的矛盾运动，而在这种矛盾运动的相反相成的居间性中就有“人性的”文学。正是从这样一个物性、神性、人性的三维角度来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代诗歌的反本质化和去中心化特质，它既有口语诗和垃圾诗等对于边缘化、消极化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的肯定，让人们看清与美好、舒适、愉悦相共存的肮脏、恶臭和苦难，让人看清人生的另一半，也有神性写作的提倡人性朝向超越性的神圣化追求，强调对现代市民社会恶俗化和垃圾化的批判和针砭，而渴望在精神维度上承续一种古典性的神圣。因此，从《南方诗选》到《南方诗论》的南方诗学建构，就始终强调对现代中国诗歌及其大众化和都市化进程进行观察、研究和针砭，这也就是在《南方诗论》开篇，我们落脚于现代城市生活和市民社会首提“文学神性”的意义。探讨文学的神性，就是要确立在物性、人性、神性的三性混杂中人植根于物性之地基而必当朝向神性之超越，由此，文学也才成其为人性的文学。这样一个“文学神性”的提倡就旨在表明当现代城市文明将人引向世俗和日常的物欲化而神性日益坠落的时代，必得重建一种生命的新的平衡。人性作为物性之自然和神性之超越中的居间物或居间性存在，它在摇摆，下坠而为魔，上升而为佛，亦此亦彼而非此非彼，终独成其自己，这就是人性。[6]8-9

南方诗歌从地理版图上看，也有从身份上的一个自我建构与确认。广东作为南方精神的现代起点，其现代诗成熟则相对较晚。真正让诗歌走向现代都市日常生活写作的，却是从四川开始的。1980年代，四川“第三代诗”兴起。四川第三代诗包括了莽汉主义、整体主义、非非主义、净地诗群、巴蜀五君、大学生诗群等诸多诗群，而后发展为近年来影响颇大的“存在”诗群。我将四川从“第三代诗”崛起的各种新诗群的精神概括为“大陆精神”，它是华夏民族作为东亚唯一本原民族的历史精神的结晶，而且最终在与西方文明“海洋精神”的现代遭遇中形成其成熟形态。没有西方海洋文明中的“海洋精神”作为异己物的存在，就不会有华夏文明“大陆精神”的真正自觉。在我看来，南方诗学的南方精神，就不但具有近代以来广东等沿海地区在与西方文化遭遇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海洋精神或商业精神，又同时涵摄了四川新诗群体借鉴西方以植根于本土并重造传统中生成其先锋性的艺术精神和艺术追求。这种艺术精神及其追求影响到整个当代中国诗歌的发展，如广东的底层打工诗群、完整性写作诗群、口语诗群等都受到其影响。

南方诗学的建构，就是要充分关注到当代中国不同的诗歌群落及其多维度的艺术实践，而我们开展的工作主要是一个理论奠基的工作。为便于读者了解，这里我们仅将本文贯穿始终的置于现代城市生活中的南方精神的生长及其诗学建构的相关宗旨略作如下归纳：

1.文学的城市背景，当代诗歌是在工业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的市民大众生活中赢得其现代性本质的，其书写始终离不开城市化浪潮所带来的各种元素。

2.文学的神性尺度，一种至高的精神是文学的永恒的内在尺度。

3.文学的现实关照，一种对于当下生活的介入，说身边事，说当下事。

4.文学的民族情怀，文学往往是与民族历史的兴衰浮沉密切相关的，关心民族的命运，也是关心我们的当下和未来。

5.文学的世界视野，文学需要引入差异性的他者视角，而后成其大。

6.文学的自由本质，只有自由，才能让文学永远走在创造的道路上。

7.文学的生命本位，文学从个体生命出发，又将回到个体生命本身，那些虚假的敌视生命的口号式文学永远是文学的敌人。

在现代性生存境遇中，我们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应当坚持什么？又希望做些什么？南方诗学，就是从古典诗学向现代诗学的转向，是中国诗歌精神遭遇西方现代诗歌精神中的涅槃与重生，它从古典的士君子写作转向了现代都市的市民化写作，它愈来愈指向纷繁复杂人群中的个体本身。书写人本身，就是探讨人在天地中合适的位置，就是逆转近代以来另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倾向——即那种将人卷入工业、资本和技术的意识形态体系，将人变成齿轮和螺丝钉的倾向。这就是海德格尔说的近代以来的人被技术、工业和资本控制的命运，是被一种“袪自然化”（denaturiert）的陌异力量所主导的，它以一种“机器技术的数学化秩序的力量”把人贬降为“受造物”[17]237，它是从希腊形而上学第一开端发展而来的制作性与算计性垄断的结果，它导致了人的无历史化和平面化。从拯救人的角度出发，海氏将诗人视作半神，“在人类和诸神存有之间的在－中间－存在（In-der-Mitte-sein）”，“从这种在－中间－存在而来——半神方式的存有——荷尔德林领会了诗人的本质与天职。”[17]229我们基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而开展的南方诗学建构，既要避免海德格尔对于资本、技术的完全排斥，以肯定由资本和技术所推动的城市化对于现代人的塑造和本质成就，同时也汲取海氏对于诗人作为半神及其诗歌写作对于民族历史的创建性意义。这样，南方诗学所提倡的城市背景、神性尺度、现实关照、民族情怀、世界视野、自由本质、生命本位，就是强调文学始终是面向个体而后才成就其群体的存在的，是从现实性和生存基础出发又具有其超越性的。

正如海德格尔从西方文化的渊源看到其现代性的危机，中国的南方诗学建构，也可以从中国文化的渊源来得到一个追溯。战国时期从楚文化沃土中诞生的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文学，就已经蕴含着南方诗学的雏形，就已在生成其精神谱系，就已表现了其不同于北方宗法制文化与王权政治的精神特质，就已生成一种重视个体生存与自由的艺术精神。楚骚文化或楚辞诗学，就是南方诗学和南方精神的滥觞。当然，北方中原文化中同样蕴含着一种个体指向的维度，如孟子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即从重视个体生命本身而推展至社会。《大学》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路径，也隐藏着己—家—国—天下的由小观大、由近观远的渐进之路。但总体来说，中国古典诗学随着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和小农经济的禁锢，这种面向个体的写作，终究被压抑与剥夺，而逐渐丧失其个体性维度。同样，现代世界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也同样有面临资本和技术结盟的权力意识形态话语绑架而逐渐丧失其个体性维度的危险。

海德格尔

最后，我们可以对“南方诗学”作这样的界定：南方诗学，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现代性”维度的观照，是一种“城市精神”的书写，它召唤着“现代人”的出场，它是在近代以来从以广东为起点的南方在与西方现代国家的交往与对话中生长出来的。南方诗学的建构，就是要拯救城市里越来越无力的个体，是要让人从一种窒息状态浮出水面以得到呼吸，它也是现代城市生活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后产生的新的理论建构，它既与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传统的文学沙龙、讲座、学术会议相关，又特别与新的媒介密切关联，如互联网、微信群、微信朋友圈、微信公众号，它们都推进了这种具有个体化自由精神的诗学的发展。我们提倡的南方诗学建构，就是要确立现代城市生活中大众的书写方式和精神维度，以让每个人都能从过去时代走出，以在朝向他人的自由集结中去成为真正的现代人。

注释

［1］何光顺.南方诗选［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8.

［2］康有为.大同书［M］.上海：中华书局,1935.

［3］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M］.高力克、王跃、许殿才，译.李强，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4］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15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5］何光顺.城市之花［J］.浙江诗人,2022(06).

［6］何光顺.南方诗论——以广东新诗批评为中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7］夏尔·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M］//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8］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9］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J］.南方文坛,2021(03).

［10］杨庆祥.“新南方”写作和“间离化”的历史——以朱山坡近作为中心［J］.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03).

［11］曾攀.粤语方言与新南方写作——从林棹的《潮汐图》说起［J］.上海文化,2022(07).

［12］曾攀.汉语书写、海洋景观与美学精神——论新南方写作兼及文学的地方路径［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01).

［13］蒋述卓.南方意象、倾偈与生命之极的抵达——评林白的《北流》兼论新南方写作［J］.南方文坛,2022(02).

［14］王德威.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J］.南方文坛,2023(01).

［15］向卫国.广东诗歌十年考察——并倡导建构“南方诗学”［J］.中西诗歌,2005(09，10).

［16］夏尔·波德莱尔.恶之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17］海德格尔.荷尔德林的颂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M］.张振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图源：网络（侵删）

编辑：刘书伟

审阅：叶奕杉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jA5NTEwOA==&mid=2247652134&idx=1&sn=3ed6738ed5ecb6b86d479abe14dd4c44

现当代文学研究动态

聚焦古今文艺动态，深化中外文学研究。投稿邮箱:awzf1994@sina.com或drifting_bottle@163.com。来稿附个人简介100字左右，作者照片1-3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