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天：才气纵横竞风流——忆刘克林
文摘
文化
2024-09-07 06:00
四川
《蜀光人物》 第一集
建校八十周年
暨张伯苓接办蜀光七十周年纪念文集
蜀光中学校 蜀光中学自贡校友会 编
1966年夏天,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揭幕了。首先被打倒的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在此之前他还说过: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刘克林1963年从大公报社调到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按说他只能算“鬼”,还够不上是“阎王”。但是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正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不怕跟上鬼,只怕鬼跟上。”刘克林不但没有得到解放,反而天天被造反派逼迫着,要他揭发中宣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姚溱和彭真(克林随同他访问过朝鲜)等人的问题，还要他交代家庭出身(克林的父亲是旧中国的海军将领)和自己的历史问题(1940年中共地下党组织实行隐蔽精干、保存实力政策,和他中断联系,1957年已审查清楚,无问题)。刘克林是一个胸怀坦荡,性格豪爽,长期出人头地,从未受过诬枉的人。这时候他陷人了极其痛苦、极其困惑的境地。他听说北京沙滩中宣部这个小院内,姚溱已经自杀身亡,全国各地被斗争、被打倒的干部不计其数。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再次投掷一颗重型炮弹《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说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镇压“文化大革命”,“何其毒也!"这一来,文化大革命”的恶浪更加汹涌澎湃,大有吞没整个中国之势。第二天,8月6日,刘克林从中宣部的五层楼坠落下来,就像黑夜里的一个亮星殒落到地上一样。他年仅42岁,风华正茂,壮志满怀,很想为党和人民多做贡献的时候,竟如此不幸地含冤逝世,难怪认识他、了解他的同志听到这个噩耗后,无不为之悲愤和痛惜。大公报社的老主笔王芸生先生就对克林的好友李中(现名李慎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离休,1945年曾在蜀光中学任教)非常惋惜地说过:“克林年富才雄,正大有作为,不知何以一时想不开……”1977年5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一个刘克林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参加这个仪式的几百人,其中有克林的清华中学、蜀光中学、西南联大、燕京大学的校友,大公报社的同事,中宣部的同志,以及他的亲属和生前好友。长长的、肃穆的队伍前头,他儿子刘自立捧着的是没有刘克林骨灰的骨灰盒。因为在1966年含冤去世时,中宣部的造反派说他对抗“文化大革命”运动,自杀叛党,就是敌我矛盾，不仅妻子儿女未能与克林遗体告别,连骨灰也不予保留。“四人帮”粉碎后。中宣部当权的人还没有改变刘克林的问题是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认识。我们以为这次仪式的举行与其说是为克林部份地恢复了政治名誉(骨灰能安放到革命公墓),毋宁说是对“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浩劫的沉痛抗议和控诉。我们参加这个仪式的许多人就是怀着这种心情与克林的家属同声一哭。1979年5月,彻底平反冤假错案,中宣部专门为在“文革”中不幸罹难的6个同志开了一个盛大的追悼会,刘克林是其中的一个。悼词说:刘克林是我们党的好党员、国际宣传战线上的好战士。1939年,他刚15岁在成都上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虽然由于白色恐怖党组织与他的联系中断,但他仍坚持参加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1942年到1945年,刘克林在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上学期间,曾任学生会主席,他积极地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罢课游、示威等活动,是当时进步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大学毕业后,他在重庆、香港的大公报任编辑,仍坚持从事我地下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在这段时间里,他曾启发和推动了他的一些青年朋友倾向并走向革命。解放后,他历任上海、天津、北京的大公报编辑部副主任、总编室主任、评论部主任和国际部主任等领导职务。1963年,调中宣部工作。悼词还说:刘克林同志长时间从事国际宣传工作,他忠实地宣传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革命外交路线,做了大量工作。他在工作上富有朝气,勇挑重担,一贯表现出饱满的革命热情。抗美援朝期间,他满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热情,不畏艰险,深入前线采访,及时地、大量地向国内外报道了中朝两国军队同美国侵略军英勇战斗的情况，对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做出了贡献。1963年,他作为工作人员,随同周总理出访亚非欧14国,他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积极地工作。他还积极参加了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对我党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事业,贡献了力量。悼词中最后说:1966年8月6日,由于林彪“四人帮”路线的迫害,刘克林同志含冤逝世,终年42岁。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四人帮”粉碎了,过去林彪“四人帮”强加于刘克林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已经全部推倒,多年沉冤已经得到昭雪。他的不幸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在新闻战线上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战士。这个悼词是由朱穆之宣读的。应该说它对刘克林同志革命一生的评价是公允的,也是恰如其份的。我和克林是蜀光中学同学,他是1941级,我是1942级。1941年夏,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被保送进昆明西南联大地质系。大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占香港前夕，国民党孔祥熙的二小姐要结婚，国民党用飞机从香港给她抢运嫁妆包括宠物洋狗在内，而对我国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要求搭乘飞机撤离香港置若罔闻。对此，昆明西南联大等校的学生发起了一次声讨孔祥熙的游行,刘克林是这次讨孔运动的积极分子之一。克林把这些情况及时函告蜀光中学1943级的欧阳渊和唐士场。他们很快就在同学中传播了这个激起公愤的消息。我们高中部很快就出了声讨孔祥熙的壁报,一些同学写了质问国民党当局的文章,还有人酝酿罢课游行,后因国民党实行高压政策,罢课游行未能实现。但这一次教育了很多蜀光中学在校的同学，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刘克林因为积极参与了反孔运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同时也因为的身体不适应云贵高原的气候,常流鼻血,乃于1942年秋转学到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二年级。据他的燕大同学唐振常回忆:克林在燕大时是著名的学生运动动分子,口才敏捷,善作激昂慷慨，富有鼓动性的讲演。他绝顶聪明,各门功课都念得很好,常得高分,又写得一手漂亮的好文章,因此,在学校里是个知名人物。燕大开学那天,学校举办晚会迎新,文娱节目中有类似今日常见的智力测验,克林以其才思敏捷,一举夺魁,引起同学倾慕。1944年国民党政府举行了国民参政会,在抗日大后方要求民主的呼声有所抬头,成都各大学学生联合邀请在成都的各党派与无党派的参政员在华西大学体育馆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国是座谈会，内容为由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多人评论国是,学生自由发言提问。最后是张澜先生发言,他高扬民主大旗,指斥时弊,赢得全场掌声。此次会议成为成都学生运动的先声,奠定了此后大规模学生运动的基础。会议的主席就是刘克林。他以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被各校同学推举出来主持大会。他井井有条,发言精辟,偶插话,或一语破的,或画龙点睛,充分显示了他的才能,大大提高了同学们对政治的关心。刘克林在燕大和一些同学发起组织了未名团契。这是一个打着教会团契牌,团结进步同学的群众性组织。他还与几个同学组织过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在此基础上又发起组织了中国青年民主协会。成都解放前夕,这个地下组织已展壮大到上千人,其成员分布在四川各县。由于有地下党的领导,它在四川学生运动中起了巨大作用。1943年暑假前,我和蜀光校友侯朝疆写信约克林利用假期回自贡市共同举办为期一月的蜀光学生夏令营。他欣然答应参加。他和参加这个夏令营工作的其他校友一起,热情积极地工作。夏令营的营歌是他作词谱曲的,夏令营的营报是由他按期编写油印出版的,他讲过多次课,还主持过“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的辩论会,特别是在传播民主自由的思想方面,他起过很好的作用。1945年秋;克林在燕大毕业后,即应大公报社之聘到重庆工作。当时他还未结婚,而且十分关心学生运动,所以周末常来沙坪坝中央大学我的宿舍活动。他介绍燕大未名团契的情况,我们觉得这样的组织形式很好。于是由他和中大的侯朝疆、王慧君、重庆大学的张占鰲共同发起组织蓓蕾团契。中大、重大参加的同学共三四十人,在当时两校的学生运动中起过积极的作用。1946年夏,中大迁回南京,蓓蕾团契一分为二,且不断发展壮大,得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在重庆、南京的学生中起了骨干作用,解放后成为当地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基础。我还记得,1946年3月8日,中大进步同学举行“三八"晚会,国民党、三青团的反动分子冲进会场捣乱。次日,王慧君用义愤填膺的笔写了《中大“三八”晚会被捣记》一文,派人送到化龙桥大公报社,克林立即在他主持的大公晚报上刊用,及时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李慎之在克林逝世后给唐振常的信中,称赞克林:“才思敏捷,倚马成文,采写编论,无所不能。"李慎之说:燕大学生自治会出版墙报时,往往把克林反锁在自治会办公室内,留下几个锅盔(类似北方烧饼)夹肉当午饭,限时限刻完成。下午开锁,不但墙报编排抄写整齐,连刊头图案也都有了。最近我见到李慎之和克林另一大同学丁涪海,他们都说克林在大公报当编辑,不仅以才思敏捷见长,而且难就难在他写了不少又快又好的社论。唐振常在一篇回忆克林的文章中也说:“他对报纸工作的贡献,也就主要表现于他在编辑工作上的创造性和所写一篇篇能经考验的言论。"李慎之还对我说:抗美援朝时他自己在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工作,克林赴朝深入战地采访,所写报道,又快又好,回国后将他采访的遣俘问题报道汇集成册,题为《东场里的血债》,全国发行后,有力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罪行。1946年夏天,我和克林在重庆握别后,直到1948年夏天,我才知道克林到了香港办大公报。当时我在南京,中大学生自治会理事徐士平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只好流亡香港。我曾写一信让她带去投奔克林,请克林帮助她安排生活和工作。全国解放后,我和克林虽然都在北京工作,但大家都很忙,尤其是克林,夜里值夜班编报,白天要睡觉,所以我们聚谈的机会不多。有一次我们见面,他谈起1939年在成都清华中学读书时，赵世炎的侄子赵一鹤(时年16岁)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蜀光中学读书还由一个叫“陈先生"的人跟他联系。后来联系中断了。这件事一直影响他未能解决恢复党组织生活的问题,为此他很苦恼。我建议他积极请求组织寻找最后和他联系的那个“陈先生”,这个历史问题就可立刻弄清楚。同时我主动向大公报社的中共党组织写了证明,负责介绍我所知道的1940年以后这十多年刘克林的进步活动情况。我说他在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中实际上起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有些方面由于他工作环境的关系,可以说起了有的党员起不了的作用。1957年,一天晚上我接到他的电话,他很高兴地告诉我,组织上在成都找到了当年化名"陈先生”那个人，他的历史问题已弄清楚，重新入党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在祝贺他之后,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蜀光中学的语文老师王冶秋先生(1957年时任国务院文物局局长)。王老师说他本人的党组织关系也在1940年中断过，也是“陈先生”和他最后联系的。王老师要我向克林问明“陈先生"现在成都的住址，不久,王老师这段历史问题也弄清楚了。60年代初的一个星期天,克林同蜀光校友侯毅、郑诗亮来我家玩。克林风趣地对我说:“你应该得两个奖章,一是晚婚,一是少子女。我当年年幼无知,20岁出头就结了婚,如今已是五个子女的父亲。"我笑笑说:“你多子多福嘛!"谁知1966年8月克林不幸逝世后,却给他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女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痛苦!逝世时,夫人赵玲珠还在宁夏搞“四清运动”;大女儿刘中德还不满18岁,读高中三年级;大儿子刘自立16岁,读初三;二女儿刘偶14岁、二儿子刘双14岁,读初一;三女儿刘平才12岁,读小学。本来一个好端端的革命家庭,一夜之间成了自杀叛党分子的家属。当年我几次去看望玲珠和她的孩子们,玲珠以无比坚强的忍耐力,承受了这个家庭的巨大变化,克服了无数困难,好不容易才艰难地熬到了“文化大命”的尽头。而5个孩子历尽劫波,顽强拼搏,如今也终于成家立业了。假如克林还健在的话,今年才刚70岁。这28年呀,他会对祖国和人民做出多少有益的贡献啊!编者注:此文为李公天校友以深情的笔触,为悼念亡友刘克林而作,并以翔实的材料,刻画出刘克林在学生运动中,在朝鲜战场上“才气纵横竟风流”的精神风貌,深得广大校友好评。蜀光80周年校庆,刘克林之子刘自立又写有怀念其父的文章,题目摘自李慎之的悼诗“羡君应召天上去”。文章称“在父亲的两次追悼会期间(一次是叫做'骨灰安放仪式’,是所谓“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时隔数年,又有中宣部六位'文革’殉难者的正式追悼会,耀邦同志莅临以悼)都有送悼诗、悼文的。李慎之先生的两首诗含批判于悼念中,是十分所谓“热辣’的一种。一首为:莫论诗豪兼酒豪,昔日文坛抱旌旄;羡君应召天上去,胜似屠门握杀刀。’另一首为,‘十年无处哭孤坟,面对空棂揾泪痕;青山何处寻骸骨,可怜功狗党思深。’”文章还披露了其间所承受的所谓“家庭问题”、“历史问题”以及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直至“文革”风暴的巨大政治压力。前后两文,各具特色,互为补充,特将刘文全文载于书后之《附录材料》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