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判的真迹?宋徽宗《写生翎毛图》卷现身

文化   2024-10-06 00:01   湖南  

在大英博物馆的线上馆藏检索系统中,观众可以在其官网免费“参观”近450万件珍贵藏品,图档共计190万张,搜索更直观,图像清晰度更高。其中有一幅宋徽宗名下的《写生翎毛图》(Gardenia and Lichee with Birds)格外吸引关注,这是该手卷首次以全图的方式呈现在世人眼前。

大英博物馆 宋徽宗《写生翎毛图》局部

真迹现身

事实上,《写生翎毛图》并不算新发现,早在十年前,就知道大英博物馆有这件东西,但仅一张局部小图,题签什么的完全没图,当时并不看好它,从画面看,章法不高明,杂乱得很,鸟儿身体很大,过于靠近边缘,应该被裁掉了很大一部分。于是,很多人当时认为是明画,且不知道如何被定为徽宗作品的。在大英博物馆官网介绍中标注为“明代作品,题签大概是20世纪所伪造”,在全图出来之前,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现在才知道是个3米的长卷,边缘是被裱边所遮盖,并没有被裁切,露出来的本幅大概25.5cm(被遮盖的部分应该还在),原高度应在26-27cm——又是一个全幅绢折半的例子。

大英博物馆 宋徽宗《写生翎毛图》局部

作品系绢本,纵约25.5cm,横281cm(含隔水),本幅横约267cm。后世裱边遮盖,应该不缺。钤盖双龙方印。用笔精到,气息非常熟悉!

题签直接题于隔水而不加签条,尚是早期装裱格式,大概在大观末政和初。而且“御画某某图”这样的格式从未见过,是新的发现,很有意思。金英秋禽应该也是这样的签题,可惜原隔水已经不见了,被换上了金章宗的签。《写生翎毛图》保留着宣和原装。

卷末题“御笔”,有御书印及花押。花押很长,是所见最大纵横比的花押了。形态上跟十八学士图很像,最后一笔拉到一大半还要特意扭一下再继续拉,也说明了创作时间大概在大观政和间。而且从目前的图来看,也没有任何清宫藏印,没有跋,只有一方伪“赵子昂氏”印及“袨豀”白文印。很多这种没有或很少有收藏印记的东西如六鹤图,却是真迹。

大英博物馆 宋徽宗《写生翎毛图》局部

卷子保存状态一般,破损很多,绢的变形较大,藏家加了很宽的上下裱边来保护,不像是中式装裱。从图片看,画被裱在了木板上。这样的保存方法有利有弊,有利的是不用经常舒卷,避免纤维的拉伸与磨损,颜料也不至于剥落;坏处是,若木板的湿度有所变化,绢面会跟着变化尺寸,可能造成伤害。

作品被装裱在木板上

本幅四角保留着原装的双龙、宣龢、政和、宣和印,卷首被裱边遮盖,不知葫芦印是否仍在,卷末也是被覆盖,政龢、内府图书印也不知是否存在。但前后隔水由于骑缝章的加持,可以确定为宣和原装,存世原装品已经很少了,印象中只有十几二十件。

互相印证的史实

由于赵佶几乎没有离开过开封,画中的荔枝、荔枝树又是如此真实,赵佶应是在开封亲眼见到了结实的荔枝树,荔枝又难以在闽北以北存活,据记载的几条进贡记录:

《画继》:“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又《墨庄漫录》:“政和初,闽中贡连株者,移植禁中,次年结实,不减土出。”又《老学庵笔记》:“宣和中,保和殿下种荔枝,成实。徽庙手摘,以赐燕帅王安中。且赐以诗曰: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蛮。思与廷臣同此味,红尘飞鞚过燕山。”又《淳熙三山志》:“宣和间,以小株结实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阙下,移植宣和殿。锡二府宴,赐御诗云:密移造化出闽山。禁御新栽荔子丹。玉液乍凝仙掌露。绛苞初结水晶丸。酒酣国艳非朱粉。风泛天香转蕙兰。何必红尘飞一骑。芬芳数本座中看。” 

大英博物馆 宋徽宗《写生翎毛图》局部

可以推论出,画上的季节是夏天,画的是从福建移植过来的即将结果的陈紫荔枝树,种在宣和殿前,没多久就结果了,赵佶还用荔枝赏赐大臣;宣和年间,起码又移植过一次在保和殿前,大概荔枝不耐寒,政和间的那批已经枯萎了吧。不过荔枝树种植在殿外,徽宗时又是历史上第三个小冰河期,冬季的开封如何让荔枝树存活?次年又如何能结果?除非到了冬季又移到殿内,火盆不间断地保温。

大英博物馆 宋徽宗《写生翎毛图》局部

图中还有栀子花(薝葡),花期3月至7月,据当地气候而有先后,最晚可到8月。

所以根据瘦金的演变风格,结合气候特征,和宣和作画的严谨态度,此画应作于政和初年的夏月,而且描绘的是福建移植过来的荔枝树,这件真迹坐实了这段史实,鲜活的荔枝宴仿佛就在昨天。

流传经过

都穆《寓意编》:“宋徽宗翎毛写意图横卷,长几一丈。”

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卷四:“予旧藏徽庙荔枝簷芍蔔蛱蝶杂鸟一卷绢画重着色精甚,意致亦雅秀而奇可爱。前后有徽庙题字并押及玺盖画院中人作。今在哲卿。”

吴其贞《书画记》卷三:“宋徽宗荔枝图绢画一卷,上有七禽一蝴蝶画法精细意思逼真入神。”

都穆(1458-1525)说,几乎有一丈长,上面估测的2.97米是符合的;

詹景凤(1532-1602)说,原先是他的收藏,后来给了哲卿,哲卿应指郭惟贤(1542-1601);

吴其贞(1607-1678)于甲午(1654年)七月十三日观于嘉兴李肇亨(1592-1664后)家(此版本误抄为李嘉会),李肇亨是著名收藏家李日华(1565-1635)的长子,味水轩日记还没去查,不知道李日华是怎么说的。

1926年英国遗传学家威廉·贝特森(William Bateson 1861-1926)的遗孀碧翠斯·贝特森(Beatrice Bateson)夫人捐赠给大英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 宋徽宗《写生翎毛图》局部

完美错过

有朋友说在网络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居然还出现了未被发现的博物馆藏宋画,难以想象。其实很简单,没有人整理上网,不给图片,谁也不知道你家的藏品是什么猫龙,故宫的那件赵伯驹残卷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件翎毛,不给全图,谁知道居然有赵佶的亲笔题签,十几年来也没人关心,完美错过。

网络信息是发达,但对于古代书画,并不发达,目前能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资料,宋画算是关注度较高了,但没有清晰图像的作品名单还是比较长,更别说战乱中下落不明的书画了。明清书画的数量数十百倍于宋画,更不可能有比较全面的数据库。对于宋画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什么时候欧洲和日本藏家库房里见不得人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才有可能望向研究的高峰。

《写生翎毛图》鉴定别论

温玉鹏(杭州博物馆馆员)表示:大英博物馆藏宋徽宗《写生翎毛图》,近来已有研究者从构图、笔墨、题签、落款、钤印、装潢乃至流传等,皆加以考辨,认为确系宋徽宗真迹。实际上,书画鉴定本就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尤其是真伪的鉴别,用徐邦达先生的话说“离奇变换,不太容易搞清楚”。在此并不打算,也没办法对其真伪提出任何意见,因为没看到实物,不仅是大英博物馆的那一件,没能拿在手中,几件同类的作品,也没有亲眼所见。

《写生翎毛图》中的青冠雀与《写生珍禽图》第一帧“杏苑春声”中的青冠雀比照

图像分析虽然是当代书画鉴定的重要方式,但仅凭图像分析,所得的只是一鳞半爪,不免有所缺憾。或者说,摄影本身即是一种艺术,当作品籍由镜头,经过摄影师及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操作”,而成为一幅照片时,已经从一种艺术形式(绘画)转码成另一种艺术形式(摄影),何况我们看到的照片,大多还经过后期裁剪、调色、修图等过程,最终呈现给我们的已经是崭新的“创作”了。大多数画册提供的照片,由于版权、出版等因素,都未能完整展现作品的装池,已经表明这种“再创作”是不能替代实物的。

大英博物馆 宋徽宗《写生翎毛图》局部

不过,有一则史料,倒是值得研究者关注。

1936年,傅振伦先生曾到大英博物馆的库房参观,有幸见到这件《写生翎毛图》,其在《英国博物院中国绘画观摩记》中写到“库中有宋徽宗所为花鸟图卷,长丈许。”还特意提到作品题“御画写生翎毛图”,末书“御笔”二字及署押,但“真伪未可知也”。文章载于《逸经》杂志第27期,1937年4月刊出,这可能是《写生翎毛图》入藏大英博物馆后,最早的中国人观看记录。

宋徽宗宋仿公红荔子绣香囊 大都会博物馆藏

这里还隐含着一则信息,即傅振伦可能是二十世纪最早鉴定《写生翎毛图》的中国专家之一。傅氏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任教于国学门,1934-1940年供职于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后长期任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虽然其研究领域偏重于博物馆学、方志学、档案学及古陶瓷等,但旧时代的博物馆专家大多有“博学君子”之风范,经眼既多,体悟亦深,师友交谊,也常以书画为主题,鉴定自然别有眼力。一句“真伪未可知也”,颇值得回味。当然,并没有直截了当提出是明清赝作,也没有确定是真迹。事实上,从1934年起,傅氏长期负责库房藏品及册簿。宋画作为清宫收藏之菁华,或多或少会引起注意。或许是意识到故宫博物院的册簿上已有《翎毛写生图》,甚至有过一眼之缘,才没有对大英博物馆藏本轻下结论吧。只是这则参观记,并没有引起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作品的图像流传和价值的再发现,则要归功于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傅申先生为代表的艺术史家们。

仿宋徽宗陈紫荔子绣香囊 大都会博物馆藏

此外,清宫旧藏的《写生翎毛图》,在1923年11月19日,由溥仪赏赐给溥杰,并携带出宫。杨仁恺先生在《国宝沉浮录》中指出“为绢本重彩工笔花鸟卷,乃明清之间的苏州片子,技法欠佳,连一般的复制本也不如。”还提出“乃明人赝作,《西清劄记》误以为真迹,实乃苏州片子一类,无多少艺术价值。”

至于台北故宫所藏《写生翎毛图》,亦出于清宫旧藏,著录于《石渠宝笈》。《故宫书画录》指出“疑伪”。可见清宫旧藏《写生翎毛图》不下二(或三)本,即便乾隆本人及他手下的诸多名臣,也是拿不准的,与《清明上河图》的情形倒是有些相似。

还有一点,就是从科技手段鉴定的可能,如绢的结构,又如肉眼不可见的修补及涂抹痕迹,从而揭示出其流传过程的中的变化。William Bateson及其夫人Beatrice Bateson得到作品的记述,大英博物馆的馆务档案及工作人员的手记等,也可能成为重要的追索资料。只是近代史料确实浩如烟海,资料的积累难以一蹴而就,即便当下的网络资源愈发丰富,但尚未实现数字化的文献仍然相当庞大,若从跨语种文献的角度考虑,这一数字更加难以估量。在此也只是就断篇残简,略加论述,或供资鉴。

来源 :宋徽宗赵佶研究、美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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