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状况往往受以下不利因素的影响：人口迁入和迁出率偏低，到最终市场实际距离较远，农业企业数量较少。近年来，政策制定者力图通过发展农户个体和企业之间稳定的人际协作关系来解决这些不利因素，进一步推动规模经济或规模生产的实现，从而促进知识交流。《共同农业政策农村发展条例》（CEC，2011年）中第28条和第36条明确指出公民对生产者群体支持和合作的需要，2014年至2020年的《英格兰农村发展计划》也多次提及要加强合作以应对持续性的竞争挑战。《农村研究》同样研究了协作模式下的社会网络对实现发展目标的巨大作用，比如在内源性社区创立（Lorendahl，1996; Brunori和Rossi，2000; Fazzi，2010）农业环境行动小组（Franks和McGloin，2007; Taylor，2010）和小型企业集群（Phyne等，2006）。实际上，社会网络本身已被认为是农村地区人际活动的重要方式（Murdoch，2000; Kalantaridis和Bika，2006），该领域的众多研究者抽象概括出嵌入性和社会资本的概念并对这一现象进行动态解释。
迄今为止，学者已经对农户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关系进行了多方面实证研究，包括公共和私人行为者之间的关系（Taylor，2010; Wellbrock等，2013），公共治理的作用（Brunori和Rossi，2007），以及这种合作对新自由主义抵制的程度（Mooney，2004; Stock et al，2014）。嵌入性和社会资本的概念虽然在研究中频繁出现，但是解释与应用的过程都较为狭隘，不能完全捕获农村地区合作关系的复杂性。因此本文将采取更为广泛的观点来解释嵌入性和社会资本方的概念，这对于了解农村地区知识交换的动态过程十分有利。现有研究主要倾向于强调社会关系与学习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强调个体间通过互动而当场创建的默认共识与经验（Ingram，2008; Proctor et al，2011）。知识交流与共享取决于权力、互惠和信任的关系维度（Sligo和Massey，2007; Fisher，2013），这些将嵌入性和社会资本视为概念性的关注点。尽管知识交流与社会关系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农村合作领域尚未对参与者学习过程进行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1）调查农村合作集体中个体间关系的现实情况，探索个体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与合作的（2）调查合作中产生的知识类型，及其是否会在个体之间传播（3）给出嵌入性和社会资本的扩大性解释，将其与现有理论基础结合在一起，得出农村地区合作过程与知识交换的新视角。
本文所选案例是苏格兰的一家小型贝类养殖合作社，其成员位于该国偏远的沿海和岛屿边缘。生产性合作社在农业与自然资源部门的比例相对较高（例如在农场销售方面，欧盟所有生产性合作社的平均市场份额为40％，Bijman等，2012），现有研究合作社的概念主要出现在相关专业文献（例如“合作社杂志”，“合作研究杂志”），农业企业领域（Cook and Chaddad，2004; Chaddad和Iliopoulos，2013）以及组织和管理研究领域（Katz和Boland，2002; Hamstreet，2006; Boone and Ozcan，2014），合作形式本身很少成为农村地区的研究主题（Ortiz-Miranda等，2010），尽管Emery（2015）和Kasobov（2015）的最新研究给出了农民合作方面的深刻见解，但是仍未涉及合作社之间的联系方式与知识的传递过程。正如Mooney（2004）所言，合作社成员与管理者的经验有助于我们了解集体合作发生的动态过程。因此，通过对生产性合作社研究，一方面引起大家对这种组织形式的重视，另一方面则希望给农村小企业的合作方面带来新思路。本文先从农村地区社会网络、协作模式和知识交流几个方面进行了文献回顾，给出了嵌入性和社会资本的扩展性概念，分别解释了他们是如何对生产性合作社内部的知识交流产生影响的，随后介绍案例情况并给出调查结果，最后一部分是全文的讨论和结论。
二、农村地区的社会网络，协作和知识交流
近二十年，大量农村社会学和小企业发展领域的学者们都从社会网络角度来解释各自领域的发展过程。在农村社会学中，区域性被概念化为差异化（Marsden，1998）的混合空间（Taylor，2010），跨空间的行为者、团体和机构之间的复杂又多层次的相互作用会引发各种经济结果（Murdoch，2000; Brunori和Rossi，2007）。同样，在对小型企业成长的研究中，学者已经从自身特点导向型转向了以创业网络、集群或环境概念为基础的理论导向（Capello，1999; Hudson，1999; Kalantaridis和Bika，2006）。大多数学者的关注点都在自发性与主动性上，也就是一个地方的个体共同追求一个事业或目标的积极性，例如发展农业旅游线路（Brunori和Rossi，2000年）或创建一个协会解决当地的环境问题（Taylor，2010）。群众的自发性与积极性程度是从以下几方面得出的：内生发展的原则（Franks和McGloin，2007），文化经济的角度（Ray，1999），自身权力所能涉及的程度，以及个人对于当地资源和资产的动用程度，尤其是它们所嵌入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Lorendahl，1996）。许多作者强调现有社会关系以及社会资本的组成对于有效合作至关重要（Huggins，2000; Laschewski et al，2002; Phayne et al，2006），具体来说，学者认为社会网络密集程度越高的地方（Putnam，2000），个体之间的联系就越紧密（Granovetter，1973），这就是合作企业未来发展的“软平台”（Ring et al，2009）。在内生性经济发展的文献中，强大的社会资本通常与该地区人口稳定和长期居民相关，他们为社会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相互信任的机会（Laschewski et al，2002; Kalantaridis和Bika，2006）。而在其他研究中，社会资本更多地被概念化为个体所掌握的能力或技能，如听力、谈判、妥协和博弈能力（例如Proctor等人，2012; Klerkx和Proctor，2013）。综上所述，农村合作中的社会资本一方面源于个人技能与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源于当地社会特征以及合作本身所嵌入的社会网络。
除此之外，社会资本对农村地区的知识交流也至关重要。密集的社会网络关系更有利于成员之间的知识学习和经验分享（Lawson and Lorenz，1999; Johannisson et al，2002）。强有力的社会关系纽带会促进默认知识的交流（Polanyi，1966），这是因为互惠相容的社会关系促进了个体对这种非书面化知识的理解（Hassanein和Kloppenburg，1995; Oreszczyn等，2010; Morgan，1995;引用Hudson，1999）。正如Proctor等人（2011）表明，默认知识作为社会关系互动的结果，是在实践中创造的，反过来又体现出社会关系的特征。因此，社会关系、知识和学习之间彼此密切相关，并以动态的方式相互作用。
过于紧密的社会关系也可能对合作产生负面效用，不利于知识的流动。当合作过于紧密、资本过于联合时，成员将面临“过度嵌入”的挑战。Uzzi（1997）提出，在这种“过度嵌入”的情况下，个体倾向于过度依赖内部合作者，排斥那些拥有重要技能或战略信息的外部成员。因此，合作社内部新信息流动凝滞，导致成员思想的惯性停滞（Hakasson和Ford，2002）。换言之，过度嵌入往往带来“合作关系高度发达，成员头脑欠缺发达”（Weick and Roberts，1993）的矛盾，渐渐地成员会丧失学习的能力。因此，学者认为社会网络与紧密合作之间存在着利益权衡关系，一方面是紧密的内部关系与多样化外部关系的权衡（Fisher， 2013），另一方面是强弱关系之间的平衡（在Granovetter，1973年之后），即内部关系和社会资本之间的权衡（Putnam，2000; Klerkx和Proctor，2013）。这种平衡可以通过合作社内部的“边界跨越者”来调节，他们作为内部动员的代理人（Borgen，2001），会促进内部和外部社会网络的联系（Oreszczyn等人，2010; Wellbrock等人，2013）。许多存在弱关系的农村地区呈现高密度的社会网络（Atterton，2007）和社会资本（Ring et al，2009）。虽然这为农户个体提供了良好的“软平台”（Jack and Anderson，2002; Jack，2005; Sligo和Massey，2007），但是同时也面临较高的过度嵌入风险（Ring et al，2009）。
总体而言，现有文献给出了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对合作社成员之间内在关系产生的影响，以及成员内部的知识学习和经验交换，但尚未研究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现有研究多以局部区域化的方式来解释嵌入性：即通过当地的社会特征来解释该地农村合作关联的问题。这种区域化解释是否太过狭隘？合作社内部的社会关系和学习过程是否可以通过非区域性的嵌入形式更有力地解释？此外，农村合作的社会资本是否如文献所示仅仅为社会网络特征和个人社交技能的组合，是否还涉及其他方面？这些问题将通过案例一一揭示。
作为相对正式化（Varamaki，Versalainen，2003）的小企业合作形式，生产合作社被定义为“成员拥有，成员控制，成员受益的农业生产组织”（Cook，M. 1997）。合作形式多种多样，比如农机合作社、农资供应合作社等等，其主要目的是分摊资本密集型设备的成本，提高成员的生产效率。我们主要研究营销型合作社,该类型合作社通过单一的身份生产和销售成员的产品。在英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运营机制采用民主制，即最基本的“一人一票”制进行决策。治理权属于理事会（BoD），理事长和副理事长由成员选举产生。具体业务通常由BoD（Chadad和Iliopoulos，2013）任命的总裁（MD）或委托团队办理。会员通常需要支付一定的入会费用，即退社成本的现金估值，用来代替传统合作社所没有的股份（Nilsson，2001）。因此，合作社的管理运营与私营企业有很大差异，理事长作为合作社成员有特殊的地位，但在企业中不存在这种特权职位。社员可以获得交易权利（合作社有效地充当其商品的可靠买家，并以较高的价格支付给成员），并获得个人投资机会。但是成员的最终收益是无法预估的，退社不会返还入社费。
如上所述，加入合作社的好处十分明显。首先，成员可以通过合作实现更大的数量产出，进一步销售给规模更大、距离更远的购买者。第二，正式的组织运营结构对成员产出质量和产品的一致性有正向约束作用，这都可以促进成员收益的增加。第三，规模合作有利于合作社形成自己的文化品牌和口碑。第四，民主所有制结构促进了合作社成员的密切关系（Mooney，2004; Stock et al，2014）。除了上述优势，合作社对促进社员之间的知识交流也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具体来说，合作社这种非垂直化的决策结构有助于成员之间的对等交流（Oreszczyn等，2010; Goulet，2013），特别是有利于对默认经验与技术诀窍的交流。此外，通过外聘项目经理与管理团队，合作社可以有效内化相关的商业专业知识（例如业务战略、财务、市场营销）。最后，管理团队也可以作为成员之间的知识和信息纽带，促进成员间的交流，甚至有可能发挥“边界跨越者”的作用（Oreszczyn等人，2010），通过汇集外部成员的思想和知识（例如外出会议，实地考察），进而对内部成员有效传播。
然而，当考虑到有关社会资本和过度嵌入的问题时，成员联系紧密的合作社便暴露出一些缺陷。从本质上讲，紧密的成员关系与稳定的运营方式促进了合作社的长久发展，使得成员极少面临失业问题。虽然这种稳定性有利于形成强社会关系，但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因此面临着“过度嵌入效应”的风险（Borgen，2001），合作关系越稳定所面临风险越大，这是因为合作社的形式化运营（Hassanein 1999 ，Mooney 2004，Goulet 2013）容易导致成员产生壁垒心态，缺乏长远眼光，从而缺乏创新精神（Miranda等，2010）。因此，紧密内部联系可能使他们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Weick和Roberts，1993），固定的行动模式与不变的合作方式不利于知识学习和经验交流。在成员数量较多的合作组织（如英国农业许多部门Emery，2015; Kasobov，2015）中，这种负面影响更为显著，内部成员的知识交换意向会进一步削弱。但是外聘的管理团队（MD）则有助于减少这些问题，但这又取决于管理团队的技能与管理者的能力（即个人社会资本）（Nilsson，2001）。鉴于文献中提到的这些风险，需要有研究能够说明合作社成员和管理层之间的真实关系，以及合作社作为知识交流载体的参与程度。在进行调查时，我们用嵌入性和社会资本的扩大化概念来解释合作社内部关系与成员知识学习的问题。
三、研究方法
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一家位于苏格兰贝类养殖合作社（匿名保护）进行分析。所有类型的合作方式中，销售合作是合作社对成员做出的最高承诺，这要求合作社要拥有相当广泛的知识技能才能有效运行（例如在质量控制，财务和谈判中尤其需要Kasobov，2015），选取销售型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利于对社会关系及知识交流过程进行研究（这意味着我们在这里所确定的社会互动和知识交换的一些模式可能不会轻易地转移到其他形式的农村合作中。例如，我们在贝类养殖合作社认定的商业知识可能不适用于农业环境合作）。数据收集方面，我们通过与十位知情人进行访谈来获得，他们包括现在和过去主席，总经理（MD），合作社的六名成员，非执行董事会成员，以及与该合作社密切合作的相关行业协会机构负责人。这样便能获得合作社内部和外部信息（Johanson和Vahlne，2011）。面试持续了60-120分钟，通过半结构化的讨论方式，对受访者进行面对面访问。所有的访问记录都进行了完全转录。我们与现任主席、非执行董事会成员和一名普通成员进行了三次后续访谈，旨在确认我们提出的命题的可靠性，进一步加深对其中特定观点的理解。下面我们简要概述案例，然后再通过对分析过程的介绍说明主要发现和结论。
四、案例介绍
贝类养殖合作社是一家销售型农业生产合作社，它对成员生产的贝类进行收获、加工，并销售到英国的零售业。它于20世纪90年代初由苏格兰西海岸的几位贻贝和牡蛎种植者牵头成立，他们相互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在共同努力下收获与销售。贝类销售市场在当时属于新生市场，只能在有限的网点进行销售。之后的十年内合作社规模迅速扩大，到二十世纪初期，为了增加产量并延长产业链，规避生产的季节性，北莱茵河畔的贝类种植者被邀请加入到合作社，自此合作社的成员达到20位，其中约有一半的成员居住在北部岛屿附近的地区，而西海岸的成员分散在西部沿岸的岛屿和沿海地带。在该合作社的治理过程中遵循了一个传统的模式，即从社员中选出理事会，从中任命一名理事长和副理事长。此外按照惯例，合作社所有的业务活动都委托给由理事会外聘的MD及其管理团队。少数非社员在理事会担任咨询职位，负责其各自的专业领域，例如在金融、商业战略和协同合作方面（这种安排在北欧的合作社中相对较为普遍，但其他地方相对罕见（Chaddad和Iliopoulos，2013））。在结构上，贝类养殖合作社的突出特点是高度的垂直整合：销售方面，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合作社在苏格兰中部地区经营了一家工厂，对成员收获的贝类进行统一清理分级工作，一方面将其包装在网袋中进行现场销售，另一方面将产品用酱汁煮熟并真空包装，运往英国主要食品的配送中心，分拨到全国超市的鲜鱼柜台；生产方面，合作社所有的贻贝都是在绳索上生长的，成熟的贻贝在海水中释放微小的气体，并自主停留在种植者放置的绳索上，三年内将其养殖成熟。虽然饲养过程不涉及饲料或农药的使用，但维持一个健康的生产场所不仅对当地海洋条件和生物学（如潮汐，潮流，盐度，捕食者，毒素）情况有所要求，还对各种设备的持续性使用有所要求（如绳索，线条，漂浮物，筏子和采收套件）。合作社生产的贻贝使各方都很满意，贝类个头很大，不含砂砾，均在工厂测试方案的监控下生产产出，质量水平很高。
因此，贝类养殖合作社是一个非常适当的案例：在结构和管理上，它具有传统生产合作社的所有职能，同时也是营销协作的完美代表，政策制定者一直对他们提供各种支持。贝类养殖合作社的成员散布在比较偏僻的地区，在这种特殊的地理因素下该如何对合作社进行管理？合作社成员之间的联系有多强大？它的社会资本是什么样的？如何在合作社内部进行知识交流与经验共享？贝类养殖合作社的成员和MD团队十多年来一直非常稳定，这个案例揭示了嵌入性还是“过度嵌入”效应？接下来我们将根据农村合作中社会关系和知识交流方面的论据来解决这些问题。
五、案例结果
（一）贝类养殖合作社的成员与管理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
我们调查的第一个内容是成员对合作社的主观感知，包括合作社成员与整个合作社的关系，以及成员和管理层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共同的目标。实际上，所有成员都表示对合作社具有强烈的认同感，认为加入合作社明显存在利益优势。社会关系方面，受访者表示成员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但是现实中的生活方式影响了他们互动的频率和深度：
“每个人都了解彼此的想法，我们之间一直都有非正式的联系，而且自从加入了这个合作社以来，我们和西海岸的人进行了很多的接触。”（受访者4，北部岛屿）。
“事实上，我们仅仅在我们这个区域内生产生活，很少与北岸成员交流。不过我有点内疚，目前仅仅满足于跟上合作社发展的步伐就可以了，没有更多去尝试开发新的养殖技术。”（受访者11，西海岸）。
另外，根据区域差异来对西海岸成员和北部岛屿成员作了区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区分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划分，还包括两个地区地方监管和融资环境的区分（北部岛屿被认为更加适合现场开发）。此外，尽管合作社最早在西海岸成立，现在生产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北岛地区，现在北岛地区的成员在过去5-10年间一直追求高增长战略，西海岸成员则相反。对于一些受访者来说，这些差异性与各自面临的商业前景有关。虽然成员的个人利益和合作社目标并不总是一致的，但实际上这些问题是比较敏感的，需要加以重视：
“我认为让人们在一起合作…那你必须在这里工作。你必须协调不同的成员统一共同的目标才行。”（受访者10，西海岸）。
“在过去两年中只有有一两个成员新加入，所以我们早就过了与社员讨论工作方式、讨论面临什么困难的阶段了。”（受访者4，北岛）。
成员生产目标的差异还通过管理者的行动得到了进一步证明。理事会对不同成员的类型（规模与增长方向差异）十分清楚。为保证公平，过去几年中理事会已经制定了针对不同类型社员的投票方式：具体来说，每个人投票权的份额中有50％是由“一人一票”原则决定的，而剩余50%则由其产量决定。通过这种方式鼓励成员实现更多的共同目标。
在社员管理关系方面，受访者认为合作的关键是利益冲突如何解决，但会员和管理层之间存在的潜在对立关系却是难以避免的：
“合作社的原则应该是为农民带来更好的收益，但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原材料价格是经营成功的关键...这就存在这样的两难困境，合作社的管理人员试图给社员最好的收购价格，但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还要尽量降低原材料的成本价格。“（受访者10，西海岸）。
因此，理事会必须解决许多销售合作社的常见问题：如何在竞争利益的冲突下保持良好的成员管理关系（Mooney，2004年），特别是协调成员对自己与合作社之间贸易（例如处理价格和分级损失）的关注、管理层对生产工厂的关注（例如确保供应合同，最大限度地提高工厂的吞吐量效率）之间的关系。以英国为背景来看，研究表明这种矛盾十分难处理，一方面在于成员不了解管理层的作用，另一方面成员不愿意支付这一投入成本（Kasobov，2015）。然而在贝类养殖合作社，我们发现成员们充分认可MD及其团队所取得的成就，这是成员将现有团队的能力与过去已经离职的经理作比较而得出的结果。具体来说，这源于八年前在专业非执行董事的协助下对合作社和管理团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财务评估，这个评估是在合作社试图改变其商业环境的背景下进行的，尽管会员们最终选择不进行变革，但这件事却使得成员更为认可管理团队的货币计算与财务评估能力：
“这就像是非执行经理告诉我们，‘我知道你有一个长期的管理激励计划，但它一文不值’。”（受访者9，西海岸）。
“我们将合作社从农场转变为商业化组织，接受良好的外部管理，改变经营战略，改变业务目标，同时有长期激励计划资助社员。对于合作型企业来说，这是相当革命性的变革。“（受访者6，北部岛屿）。
“我们对管理团队都有非常高的评价。找到这些外聘的业务经理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存在很多需要权衡的利益者，有大生产者，有小生产者，有客户，有质量要求，有员工，确实需要一个特殊的人来平衡这么多的因素。“（受访者1，董事会成员）。
除去这个历史背景之外，受访者的证词还表明了近年来理事会在解决各种困难、处理成员关系等问题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总而言之，我们发现合作社虽然只有20个成员，其中绝大多数已经入社十多年，但是在合作社内部，成员之间利益和经营目标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异质性，甚至社员和管理层之间也存在不同的利益分割。理事会成员似乎试图利用他们个人的社会资本（例如人际关系技巧和能力）来处理这些紧张局势。然而，合作社成员间内部关系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信任的问题在成熟稳定的合作组织中依然不可避免。
（二）合作社的知识类型与知识流动
第二个研究的问题，包括受访者认为在合作社工作需要了解哪些知识，合作社中的学习过程是怎样的，以及如何在合作社内对学到的知识加以运用。通过我们的分析，发现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的知识：生产专业知识，商业销售知识和合作社内部共识，以下对其依次阐述。
1.生产专业知识
首先，合作社成员首先表达了关于生产专业知识的在合作社的情况，这些知识被用在所有需要生产技术的环节，包括从生产、收获到分配贝类，从选址、维护到洗涤及送往工厂前的分级工作。生产性专业知识是任何合作社都需要涉及的一个基本领域，没有必要的技术来指导生产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产品，联合就失去了意义。贝类养殖合作社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些生产性专业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验丰富的成员自主收集获得，而不是通过正式的课程或培训获得。受访者解释说，这是因为贝类养殖是一个年轻且高度专业化的行业，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英国从发展到现在，贝类养殖合作社的成员几乎都是从头开始的，他们大都是从不相关的工作（例如建设）或相关行业（捕鱼，鲑鱼养殖）转业过来的。因此，生产知识获取严重依赖于试错法（“...这些人通过努力工作获取知识，并不是直接接受任何科学结论”。观众3，贸易协会代表）。
“这是一个向别人、向杂志学习的过程。刚刚开始养殖贝类时，我去新西兰呆了一个月，花了几天时间和新西兰的贻贝农民在一起交流。“（受访者7，北部岛屿）。
“大多数人是通过一些贸易新闻，或者只是简单的互联网搜索...你可以看到视频，片段的剪辑....养殖绳索制造商会附带发送使用教程DVD，那都是在新西兰，西班牙，法国，智利这些地方拍摄的。“（观察者4，北部的小岛）。
贝类养殖合作社成员的生产专业知识的形成类似于Sligo和Massey（2007）提到的新西兰奶农利用外部网络积极进行环境搜寻而学习。然而有趣的是，受访者的证词却表明合作社成员之间很少分享生产知识。虽然在地理位置较近的成员之间确实进行过双边交流，临时的季节性工作人员也会在合作社分享一些技术，但是个别成员的小规模试验的经验似乎没有被广泛分享。到目前为止，理事会和管理团队都没有提供正式的平台来鼓励内部生产专长的交流。虽然近年来，在股东周年大会上设置了专门的“成员交流会议”，但社员和管理层仅仅是参与了这个论坛（讨论价格和收益的问题）而已，而没有进行生产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交流。
2.商业专业知识
第二类知识是商业专业知识，主要是指为了使合作社作为一个商业实体在市场上成功竞争，成员及管理者所需要了解的一些知识，包括商业战略，财务和营销知识。集体行动的发起者（Kasobov，2015）可以忽视这种知识，尤其是那些具有社会或环境责任的个体，因为商业销售知识是逐利的，这似乎与他们的理论目标相对立。我们认为，任何依赖外部环境产生收入的农村合作者，例如游客，零售商，政府代理机构等都需要这种形式的专业知识。从受访者对贝类养殖合作社历史发展状况的描述得知，合作社通过任命现任的MD及其团队而获得了商业专业知识，并成功将其内部化。他们拥有的这些商业知识来源于这几十年间在企业从事管理工作的经验。除此之外我们还了解到，在八年前的评估期间，理事会在会计管理和系统控制方面进行了严格的学习，其中在这方面有特殊技能的非执行董事更是帮助合作社开发出缜密的监督系统来对财务状况进行控制。因此，在商业专业领域，外聘的管理团队在贝类养殖合作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Ortiz-Miranda等也发现（2010年），现任与前任理事长的相关技能也分外重要，正是因为他们做到了人尽其才，才做出了这些正确的用人决策。关于合作社内部如何使用和分享商业专业知识，我们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成员都表示这些知识理所当然需要合作社管理团队来学习，而没有自主学习这方面知识的意愿。受访者认为管理团队在商业知识上的专业性能使他们更专注于农业生产活动：
“交给合作社的好处就在于省心，他们会统一租赁货车来装运收获的贝类。所以我们只需要把收好的贝类放在地上，等车来了装箱，关上车门，填写表格，这一切就都完成了。”（受访者11，西海岸）。
然而这并不代表在合作社成员就没有获得过商业营销知识。所有成员都可以将其一部分产出出售给本地直销或其他非竞争性市场，这是有增长目标的成员所努力的方向，合作社会为这些人提供发展和经营自己的业务的机会和技能。此外，所有成员都有很多机会参观相关工厂，与销售团队进行交流，查看产品测试流程等。不过对于那些有这种追求的社员来说，即使是商业专业知识，也不是以正式的方式传授的。
3.合作社内部共识
第三个领域是合作社内部共识，它是指所有社员都需要知道的合作社运营惯例。我们认为这是所有知识中最重要的一个，但却常常被大家所忽略。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具体还是用贝类养殖合作社的例子加以解释说明。首先，合作社应该让理事会来负责合作社的规则制度制定,这要求理事会有固定合作规则和正式的章程。贝类养殖合作社的做法是任命一名在法律制度与管理领域拥有专业知识的非执行董事作为顾问。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非执行董事就与合作社进行了长期合作，与合作社形成了密切的联系，他给出的的宪法和程序性建议在合作社面临不确定时有很大的帮助。第二个方面是合作社要有高度统一的默认价值观，该价值观包括成员对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看法，以及对其他成员责任关系的看法。现有文献中社会资本的概念不能描述这种知识，这既不能用合作社的嵌入性来表达，也不能用个人技能来描述。不过我们在贝类养殖合作社确实找到了很多该类相关知识的证据。例如在2013年夏季苏格兰周边水藻爆发期间，由于社员面临受贝类毒素污染的风险，受灾的七周内只有一名成员进行了收获，这位成员单枪匹马周周不停歇的工作，耗尽自己所有库存才使管理层能够履行之前与超市供应合同的销售量。除了这个例子之外，其他受访者都表示他们十分认同的合作社利益优先的思想，并认为这对于整个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你需要有共同合作的意愿并以大局为重，在北岛有几个独立人士，谁也没有加入合作社的意图，因为他们不喜欢一起工作，他们喜欢做自己的事情。“（受访者7，北部岛屿）。
“这需要一个聪明的养殖者，因为你必须打败你脑中的一些私人利益，那就是想要最好的价格，出去获得更好的交易的思想。贪婪会激励人们走出这个合作环境，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得到更好的东西。“（受访者5，北部岛屿）。
“如果你对成员说，‘看，我需要你这样做’，他会在星期天早上起床去做。而如果外部供应商来联系他，那么他可能会在星期二才行动。“（受访者2，董事会成员）。
“养殖者必须学会适应集体，他们必须要知道，他们是合作社的一部分。如果合作社发展不好，对他们来说后果也不乐观。成员对自我利益和团体利益之间会不断进行平衡。“（受访者1，董事会成员）。
这类知识的获得主要依靠经验传递或成员间二手传播。许多受访者表示，在加入贝类养殖合作社之前，他们至少花了几年时间尝试独立销售贝类。所有受访者都称这是极具挑战性的，这是因为批发商和买家经常在短时间内更改或终止采购协议，导致受访者需要支付无法承受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对于这些成员来说，尽管仍然存在一些内部矛盾,独立交易的艰难经历有助于解释他们集体利益至上的心态及对其他成员的责任性。同时，受访者谈到在其他国家（如爱尔兰）和其他水产养殖部门（如鲑鱼养殖）的反例，他们没有进行合作或选择退社经营（“爱尔兰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里有几个方法处理贻贝...没有任何合作组织，那里呈现出了一团糟的局面，适者生存”。受访者9，西海岸）。然而并不是所有社员都能达成独立养殖存在风险与负面效应这种共识，于是理事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知道入社申请人是否认同这种观点？社员价值观只能通过长期经验才能判断。贝类养殖合作社通过试点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新成员首先向理事会提交入社申请，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审核，理事会有权决定该申请人最终的去留（本规则是根据有专业知识的非执行董事的意见制定）。通过这种方式，理事会可以确定申请人在多大程度上对合作社共有价值观予以认同。贝类养殖合作社的做法让人联想起Huggins（2000）描述的网络协会成功的案例，即给成员工作审核期，这使得成员们能够在退会赌注变高之前制定一个相互认同的合作规则。
六、讨论
本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网络与合作对农村地区发展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于成员之间知识交流的促进作用。然而现有研究对于嵌入性和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较为狭隘化。通过对生产合作社的内部关系和知识交流的考察，我们给出了嵌入性概念更为扩大化的解释，也发现了一种尚未被提出的社会资本类型。
在嵌入性方面，相关文献均表明集体行动的发展轨迹是由它们所嵌入的社会环境，即社会结构、规范和惯例决定的。个体倾向于更多关注本区域内的社会环境，所以农村地区的合作更容易产生“过度嵌入”效应，即由于长期稳定的人员关系，社区内部的强大联系可能导致成员缺乏创新思维和外部知识（Atterton，2007; Ring et al，2009）。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贝类养殖合作社的发展有不一样的情况。由于贝类养殖合作社的成员分散在广泛的地理区域，尽管成员人数趋于成熟稳定，但合作社的发展并不是由当地的社会关系驱使的。相反，我们认为解释该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因素是行业因素。贝类养殖在英国是一个相对较年轻的行业，高风险高收益并存，与其他大多数农业部门相比，该行业还得到了相关机构、金融和科研基地的支持。被该行业吸引的人通常是来自其他行业的创业者，这类人群拥有高度的自主权。在这种背景下，贝类养殖者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培养与提升，他们以相对固定的方式独自获取生产性知识。因此，该行业的行为习惯不利于成员之间的经验分享，分隔的地理条件更是不利于该合作社内部知识共享。而在生产的薄弱环节又需要与外部成员进行沟通，此时参与外部沟通的成员都被称为活跃的“边界跨越者”（Oreszczyn等人，2010; Wellbrock等，2013），尽管存在一些非正式性的外部交流，但由于合作社内部的稳定性，这种跨边界行为发生的频率就相对较低了。因此，贝类养殖合作社的经验挑战了嵌入式合作的一些假设：（1）地域因素不是影响成员内部关系及学习过程的唯一因素，行业背景也可能很重要（2）“过度嵌入”不是对内部合作关系构成挑战的唯一因素，内部成员的异质性也可能会对合作关系产生挑战。同时，领导者丰富的社会资本与个人能力有利于缓解“过度嵌入”效应。总体而言，农村地区的小型合作组织本质上是存在异质性的（Atterton，2007，Laschewski等，2002 Kalantaridis和Bika，2006），因此除了嵌入性外，研究者在解释动态合作过程时还应该考虑其他结构性变动因素。
其次是社会资本方面，现有文献指出，社会关系较为紧密的合作组织认为要拥自己的“软平台”（Atterton，2007; Ring et al，2009），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和谐一致的，不协调的成员关系会导致合作产生问题。贝类养殖合作社十年来发展迅速，人们就认为合作社内部的成员关系应该是十分和谐一致的。但我们发现合作社内部仍存在一些利益冲突，包括基于成员地理位置（北岛与西海岸）的生产目标差异，经营规模、增长潜力的差异等等。一方面，这一发现符合Hudson（1999）和Laschewski等人（2002）的观点，成员有共同利益并不意味着微观上不存在差异性，因此不应该排斥成员异质性的存在。事实上，成员利益适度多样化对合作组织发展是有益的，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过度自我主义。但如果内部关系过于紧张，管理者可能会失去控制，那么贝类养殖合作社如何把握好这个度的呢？既然成员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成员间的互动也不是频繁深入的，那么该合作社的社会资本如何体现的呢？首先，关键成员的社会资本是十分重要的（Proctor等人，2012; Klerkx和Proctor，2013），历任理事长为了与理事会成员保持稳定的关系，会经常与成员进行电话联系，并在必要时前往成员家里进行交谈。此外，理事会在面临不同社员利益冲突时要保持客观公正，贝类养殖合作社的理事会本身就由不同规模、不同地域的社员组成，并通过公开投票的方式获得社员认同。同时，我们提出了“合作默认共识”的概念，根据合作社成员的表述反映出的成员价值观比较一致，大家都认为长期合作带来的盈利要远远高于自立营销，他们对合作社的管理都是十分信任的。我们发现这种内部共识让人联想到Weick和Robert（1993）提出的基于成员间身份识别的信任（Borgen 2001），成员普遍认为独立经营是不理性的。因此我们提出，合作社内部共识是社会资本中一个未经考证的领域，它可以通过组织内部信任关系来维持，并通过合作形式的约束来实现。总的来说，高度一致的成员利益并不是有效合作的必要条件，关键成员的个人技能会加强合作关系，成员共同拥有的集体导向价值观会对合作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最后我们讨论合作社内部的知识流动及其与合作关系的内在联系。在现有文献中，知识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关系中的流动资源（Lawson和Lorenz，1999; Borgen，2001; Johanisson等，2002），比如前文中提到的生产性知识。然而其他研究（例如Proctor等人，2011）强调，一些知识(特别是合作社内部共识)是通过成员之间的互动在现场创造出来的，这些知识是联系代际成员关系的纽带。很明显商业专业知识在贝类养殖合作社发挥了上述作用，即所有成员都默许学习商业知识存在极大的成本，同时他们对合作社外聘管理团队的商业知识表示强烈的赞许。Kasobov（2015年）表明，贝类养殖的行业结构特征使新进入者面临着独立交易的成本。我们在贝类养殖合作社中发现生产性专业知识是十分关键的，它本应在促进内部关系方面有很大的作用，但该合作社成员很少主动相互分享生产经验和技术，反而由于分隔的地理因素促进了自主探索能力的提升。然而合作社的管理人员需要处理生产、收获、销售等多方面的问题，更多的经验交流才有利于合理决策的提出，地理条件和行业特征阻碍了生产性专业知识的交流共享。我们建议合作社的管理者充分其发挥领导能力，鼓励成员间更多的经验技术分享，可以通过举办各种活动、研讨会、访问以促进成员间的远程通信。
七、结论
政策研究者十分鼓励农村地区进行不同形式的合作，农村社会学和小型网络组织的现有研究提出了合作社存在诸多的好处。通过研究成员和管理层在生产者合作社中的相互关系，揭示了这种社会关系如何对知识和学习的类型产生影响的。我们对现有研究做出了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创造性的提出了三种知识类型，扩大了对农村合作知识的理解范围。尽管生产性知识是最能促进合作社效率提升的，但是其他类型的知识仍然不可忽视。第二，提出“过度嵌入”不是影响合作关系的唯一因素。最后，我们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合作社默认共识”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新领域。它不同于社交技能层面的个人资本，也不同于人际关系层面的社会资本。
未来研究方向上，虽然我们提出“合作社默认共识”也适用于生产合作社之外的其他农村合作组织，但是对于更为宽松的存在形式还应进一步探索，即是否在成员类型更复杂的合作组织（例如由农民，开发商，保存者等组成的地方发展联盟）中表现更加明显。第二，部门规范是生产合作社中成员行为强有力的解释因素，未来的研究可以聚焦于部门文化在其他形式的农村合作中发挥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