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手工业合作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手工业是人类在生产发展中为了满足物质文化需要，最早形成的一种以手工劳作为主的产业。手工业历史悠久，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劳动形式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中，从全球范围来看，在第二次分工时期，手工业就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毛泽东曾经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从经济角度看，手工业是一种产业形式，具有市场经济活动中其他产业的一般性特征，有产业链上下游，投入技术、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参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社会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合作经济”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于科学社会主义，最终指向共产主义。合作制理论作为社会主义理论，源于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罗伯特·欧文，被称为“合作社之父”，他设想建立一个以合作社为基层组织的平等和谐的理想社会，在合作社中没有剥削和贫困，人与人之间平等，并且协同劳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合作思想的合理成分，在结合合作社运动具体实践的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合作制的核心主旨在于生产者联合劳动制度，主张通过合作制的道路消灭资产主义剥削制度。[1]本文中的手工业合作经济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合作化路线形成的，以合作社为组织模式的手工业门类，以及在其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集体所有制轻工企业所组成的行业部门。手工业合作经济在新中国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在夯实工业基础、推动产业参与全球竞争、保障群众就业、促进文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第二大的国家，建成了全面小康社会，正在向共同富裕阶段迈进。在这一时期，有必要总结我国手工业合作经济发展历程，谋划未来发展的战略。我国的手工业合作经济早有基础，建国之后，我国手工业合作经济各行业在曲折中成长，组织体系经历了建立、撤销、重建、改革的复杂阶段，70多年来，我国手工业合作经济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一些传统行业的产品产量从微不足道发展为全球第一，部分新兴产业萌发壮大，先进技术和装备普遍使用，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企业制度逐步优化，股权结构更加适应企业发展需求。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早起就重视通过合作经济模式发展手工业。在二十世纪30年代，在赣西南的苏区，我们党就明确“在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地方，须建设生产、消费合作社”，通过合作社使工农群众得到廉价的生活品，发展共同生产的事业，同时限制私有生产和私人资本的发展。在永新、兴国一两县，工农民主政府把私人的生产工具和缝衣机、打袜机等集中起来，建立小规模的共同生产合作社。在1933年到1934年间，闽浙赣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快速发展，遍及造纸、刨烟、农具、石灰、石膏、铁矿石、煤炭、炼铁、土法炼钢、铸锅、烧炭、造船、木器、篾器、雨伞、编席、编斗笠、砖瓦、烧陶、织布、织袜、缝纫、染布、樟油、樟脑、硝盐、榨油等近30个行业。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都高度重视通过手工业合作经济来保障战时经济。1937年，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提议和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夫妇、胡愈之等中国爱国进步人士支持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创立，国共两党高层要员参与了中国工合的组建和领导。中国工合艰苦创业，先后在西北、东南、西南各地建立大批小型工业合作社，其中手工业合作社占80%以上。这些合作社生产经营机电五金、矿冶、纺织服装、化工、食品、文化用品、土木石和运输等百余种。从1938年8月第一个工业合作社——陕西宝鸡大华手工铁器合作社建立，到1941年6月，中国工合在全国共建工业合作社1885个，社员2.9万人。建国初期，现代工业生产仅占整个国民经济10%，其他90%都是主要是依靠手工业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如果能通过合作社把小商品生产组织起来，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1950年3月8日至14日，刚成立不久的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邀集有关部委、人民团体的代表和有关专家、学者，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座谈会。会议明确了手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建议由轻工业部、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纺织工业部、人民银行总行、贸易部、文化部等单位联合成立手工业生产指导委员会，负责全国手工业生产的联系沟通、计划指导等工作，指导委员会会址设在轻工业部，其他实际工作仍由各部门按各自主管的范围配合执行。1950年7月6日至27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了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和《关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呈请中央人民政府审查通过并公布施行的决议》，以及《关于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章程（草案）》和《关于基层合作社和各级联合社章程准则（草案）》等。会上还选举了全国范围的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以下简称全国合作总社）。1953年11月20日到12月17日，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全国合作总社召开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确立了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方针，推动了全国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为了加强对手工业工作的领导，推进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决定，从1954年11月15日起，各级手工业合作组织从各级供销合作社的领导下分开，单独成立从中央到基层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系统。原全国合作总社所属的生产局改组为中央手工业管理局，由国务院第四办公室直接领导，同时成立了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并在1957年成立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作为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中央领导机构和人民政府联系基层企业的重要桥梁。从此，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了自己单独的组织系统。到1956年底，全国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合作社（组）有104万余个，社（组）员达468万余人，除某些边远地区外，全国基本上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也实现了手工业生产资料由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根本变革。1957年，手工业总产值达到137.6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9.54%，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产值为83.1亿元，占轻工业总产值的41.53%。（三）“大跃进”前后的反复调整和“二轻集体工业”的形成在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活动时期，大量的手工业合作社转为国营工厂，划归有关部门领导管理，国家手工业的统一的管理组织机构受到损害。1958年5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同轻工业部合并，保留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但将原来属于总社的生产局、工艺美术局和供销局划归轻工业部领导，负责手工业合作社（厂）的计划统计、生产指导、技术改造、基建投资、财务会计、集体财产、工资福利相关工作。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只是根据中央指示，研究有关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问题，组织合作社工作的经验交流，协助各地联社对手工业进行组织改造、思想教育、劳动竞赛等工作。到了1959年6月12日，党中央意识到手工业发展路径需要调整，发出《关于重新建立手工业管理机构的指示》，决定在国务院轻工业部之下，重新建立全国手工业管理总局，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合署办公。在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工业厅之下建立手工业管理局，在各专署和县人民委员会之下也相应地建立管理手工业的专门机构。1961年5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进一步研究了调整国民经济的问题，着重地研究了农村工作及手工业和商业的问题。会议制定了《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重新规定了手工业的所有制、组织规模、领导机构、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内容。1961年7月，中央决定将手工业管理局从轻工业部分开，恢复了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的社务活动。10月5日，中央手工业管理总局成立，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各地也相继恢复和建立了手工业管理机构和联社。此外，根据“手工业三十五条”将行业范围划定为：小农具、小工具、小五金、小百货、炊事用具、日用家具、竹藤棕草编织、服装鞋帽、文教体育用品、工艺美术品、土陶土瓷、日用杂品、房屋修建、工业性修理服务等14类行业。后期又增加了小农具的生产和维修行业。1965年2月1日，国务院决定在中央手工业管理总局的基础上成立第二轻工业部，负责管理三种所有制（即全民、集体、个体）的手工业和部分轻工业。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与第二轻工业部合署办公。原轻工业部改为第一轻工业部。在行业管理划分上，第二轻工业部将“手工业三十五条”规定的14类行业中的土纸、土陶士瓷、自行车零件等行业和产品，划归第一轻工业部管理，同时吸纳第一轻工业部的塑料制品、皮革及革制品、台秤及衡器、铝制品、手电简及电珠、西乐器，缝衣针等行业和产品。经过行业范围划分和调整后，第二轻工业部负责管理包括中小农具、五金制品、服装鞋帽、工艺美术品、文教体育用品、木材制品、竹藤棕草制品、塑料制品、皮革及革制品、民用建筑和民用建材、工业性修理服务业等12大类行业，各类产品品种3万多种。从此，第二轻工业部所属的手工业合作组织被称为“二轻集体工业”。“文化大革命”中，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被摘牌，停止活动。许多省市手工业管理机构被撤销，管理瘫痪。1969年，第二轻工业部除少数人承担“业务组”工作外，大部分干部下放到“江西干校”劳动，放松了管理。1970年4月，一轻部、二轻部、纺织部三部合一为轻工业部，对手工业发展的专业化管理进一步削弱。文革期间，工业经济领域再次刮起升级过渡之风，大批手工业合作社转为国营，集体资产被强行平调。如，1967年下半年，北京市手工业合作总社所属的企业，除了将1961年后一批由国营企业调整为集体企业，再次改为国营企业外，又将大华衬衫厂、东单皮鞋厂等14个集体企业转为国营企业，还将塑料工业公司及其所属集体企业无偿转为国营企业。1979年6月18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加强对手工业的领导，充分发挥手工业生产日用品和工艺美术品方面的作用。各级领导对手工业要有足够的认识，要建立健全各级手工业管理机构。”从1981年开始，各地二轻工业管理机构相继恢复和加强。1982年3月，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经国务院同意恢复活动。轻工业部增设手工业合作指导局，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市）县联社也相继恢复或建立，与二轻工业厅（局）合署办公，一些大中城市还普遍地充实和加强了行业管理机构。这一时期，二轻工业的管理范围，在国务院1965年的规定为基础，还增加了某些新兴行业和为二轻工业服务的一些企业。具体行业是：五金制品、塑料制品、皮革皮毛及其制品、服装鞋帽、文教体育用品、工艺美术品、竹木藤棕草制品、家具、灯具、日用杂品、家用电器、衡器、包装装潢、中小农具、二轻机械和为二轻工业配套的模具、电镀、喷漆、金属材料改制厂，以及二轻系统兴办的原材料基地等。这次调整使行业内外专业化协作进一步加强，为进一步发展经济联合，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为扩展家用电器、新型材料等新兴门类创造了前提条件。1983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若干政策问题的暂行规定》，提出：“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按行业组织协会或联合会。该协会或联合会负责推动企业经营管理、职工思想教育和技术、业务学习，并向人民政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规定，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辖市除了建立市政府集体经济办公室外还建立了为新办集体企业开展指导服务的生产服务联社或总社，一些省市还建立了集体经济联合会，体现了松散灵活、扶而不包、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精神。1993年3月1日，轻工业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发布《城镇集体企业联合经济组织组建和管理试行办法》《试行办法》明确:联合经济组织依法取得法人资格，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财产属于本组织范围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受国家法律保护。1993年6月8日，全国人大决定撤销轻工业部，成立中国轻工总会。1993年8月4日，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搞好各级联社改革，加强联社建设的通知》,明确：各级联社是集体企业的联合经济组织，发挥作为政府联系集体企业的桥梁、纽带作用。1997年10月，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在京召开全国轻工集体企业第五届职工(社员)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章程》明确了总社对轻工集体企业具有“指导、维护、监督、协调、服务”等职责。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撤销中国轻工总会，在国家经贸委下设国家轻工业局，指导轻工集体经济的发展。1999年5月10日，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依法取得事业法人代码证书。后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总社已在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注册登记为事业法人单位，确立了自身法律地位。1999年8月3日，国家轻工业局、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印发《关于加强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建设的通知》，明确总社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由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联社及其他集体工业经济联合组织组成的集体企业的联合经济组织，是各级联社及成员单位的领导服务机构。2000年底，在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机构改革及内设机构调整中，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保留并与中国轻工业行业协会联合会合署办公。2003年3月，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明确：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由国资委管理；全国城镇集体经济综合管理和宏观调控部门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内设中小企业司非国有经济处。此后，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和各地联社紧紧围绕“稳定机构、管好资产、转变职能、加强服务”开展工作。在这一阶段，原有的轻工集体企业通过发展传统优势产业、向新兴产业扩张、优化自有资产等方式实现了手工业合作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如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努力将民族传统音乐与现代流行音乐融合，不断开发新产品，成为国内最大的民族乐器生产基地。北京市联社组建“资产管理协会”，将联社资产和企业资产优化组合，2010年净资产达到3.46亿元，主营业务收入1.7亿元，利润达到1127万元。浙江联社实施二次创业，走质量效益发展之路，面向新兴产业，投资参股传媒、金融、环保产业，取得高效回报，2012年联社总资产达63.17亿元。“十八大”以来，手工业合作经济各行业在企业制度优化、产品质量和规模、产业布局调整等多个方面取得新突破，发展质量进一步提升。混合所有制在更大的范围内广泛推行，集体轻工企业中实现混合所有制的企业比例快速提升。一些传统行业得到巩固提升，新兴行业得到扶持发展。在产品产量、对外贸易方面创造了更多新纪录。2020年，我国合成洗涤剂年产量达到1108.8万吨，家用电冰箱产量9014.7万台，房间空调器产量2.1亿台，家用洗衣机产量8041.9万台[2]，总共有10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国际贸易方面，家具、家用电器、日用陶瓷、文教体育用品、自行车、钟表、缝纽机、皮革、电光源与灯具、制笔、乐器、玩具、眼镜、羽绒等行业出口额也名列世界前茅。部分产品在世界贸易量中的比例举足轻重，其中小家电占到80%，空调器、微波炉、羽绒服占70%，自行车占65%，日用陶瓷占60%，电冰箱、鞋占50%，洗衣机占45％。在产业布局上，十八大以来，手工业合作经济各行业更加突出集群化发展，截至2021年，共培育了290个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皮革、家电、家具、五金、塑料、工艺美术等39个行业，广泛分布在浙江、广东、山东、安徽、江苏等2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3]，有效拉动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凋敝不堪，中央政府多次召开关于手工业生产工作的会议，要求各地国营商业机构和供销合作社，采用包销和委托加工等方式帮助手工业克服困难，恢复生产。到1952年，手工业总产值达到73.17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21.3%，从业人员增加到736.4万人，为手工业合作发展形成了基础条件。1953年11月，全国合作总社召开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议提出必须领导和教育手工业劳动者经过合作化道路，逐步改变现存手工业中的生产关系，逐步把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逐步把分散的个体的小生产改为集体生产，并逐步实现手工业生产的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由此确立了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路线，也是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路线[4]。对手工业的生产改造采取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步骤，在组织形式上，也对应有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以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多种形态。1954年，从中央到基层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系统建立，全国共形成手工业合作社（组）4.17万个，社（组）员121.35万人。到1956年底，又经过全国规模的手工业合作化高潮后，全国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合作社（组）共有10.4万余个，社（组）员达468万余人，全国基本上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在经历了50年代末的大跃进和60年代初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后，我国手工业又进一步发展壮大，到1965年，国家设立第二轻工业部对手工业企业进行管理。通过手工业合作化，我国实现了手工业生产资料由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根本变革，将大量的个体手工业者纳入到集体经济和全民经济的生产关系中，提高了手工业从业者的经济收入，解除了个体所有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到1965年，我国手工业合作社中，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占16%，属于集体所有制的占83%，属于个体所有制的仅占1%，工业合作社中90%左右的社员都比入社前增加了收入。手工业合作者通过国有和集体资金购置了各种机械化生产工具，提升了手工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改进落后的生产方式。1962年，全国手工业合作社（厂）拥有各种机床6万多台，各种机械动力设备22万台、1.79万马力，许多手工业合作社实现了机械化生产。手工业合作社为农业部门生产了大量的小农具、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并形成了农具修配网点，有效提升了农业生产力。1964年，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生产中小农具4.81亿件，还修制了大量水车、农用大车、农用船、谷箩、晒垫等中型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在服务城乡人民生活方面，手工业生产的产品中有70%都是生活资料。此外，手工业合作社通过工艺美术品、服装等产品出口为国家积累了大量外汇资金。1961年至1962年工艺美术品出口3亿多元、服装2亿元。虽然在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手工业合作组织遭受到很大冲击，艰难发展，但1976年之后，伴随着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手工业再次得到恢复发展。到1982年，全国二轻系统集体工业经过调整，为人民生活和出口贸易服务的产品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上升到了70.2%。在行业分布上，囊括了服装、工艺美术品、家具、家用电器、日用五金、塑料制品、皮革制品、玩具和民族特需用品9个行业。到1989年，全国手工业合作企业有5.27万个，职工659.26万人，工业流动资金平均余额346.21亿元。1990年，轻工集体企业固定资产原值达412.16亿元，固定资产净值284.86亿元，定额流动资金平均余额346.21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1.55万元，轻工集体企业完成工业产值982.9亿元，90%以上的产品都是人民生活必需品，产品涉及人民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包括针、线、纽扣、电冰箱、洗衣机等各类产品[5]。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农村改革突破后，城镇集体企业也开始探索股份合作制改革。1985年辽宁和黑龙江两省在多个集体企业试点股份合作制，引发各地关注。1992年6月12日，轻工业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在上海召开股份合作制试点工作座谈会，交流了各地试点经验，提出扩大试点范围、推进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要求。1992年10月20日，轻工业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提出《关于在轻工集体企业中扩大股份合作制试点的意见》。提出三项意见：（1）要解放思想，大胆改革，积极扩大股份合作制试点，各地要在试点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2）股份合作制是按照合作经济的原则，吸收股份经济的某些形式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其基本特征是劳动联合与资金联合相结合，财产集体共同所有与个人按份所有相结合，以集体所有为主。股份合作制与股份制在联合性质、投资主体、股权设置、领导体制和收益分配等方面有着重大区别，必须把两者正确地区别开来。（3）实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必须认真进行清产核资、评估资产，根据资产来源和归属划分股份，设置股权。1993年3月1日，轻工业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发布《轻工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试行办法》。《办法》确立了股份合作制企业遵循的原则：（1）职工入股、资金共筹、股权平等、同股同利、利益共享、风险共担；（2）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集体积累、自主支配；（3）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以按劳分配为主[6]。到1996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所辖23个省、自治区联社26235户轻工集体企业中，实行股份合作制的有2970户，占企业总数的11%。通过股份合作制改革，企业转变了经营机制，多数集体企业固定资产、利税总额、职工人均收入大幅增加，企业活力明显增强[7]。在推行股份合作制过程中，城镇集体企业普遍进行了清产核资工作，对资产进行重新评估，清理了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增提了折旧，使部分企业解除了历史包袱，为轻工集体企业转型发展提供了条件。从1997年开始，轻工集体企业积极调整结构，以市场为导向，依靠技术进步、产品品质，努力培育大型企业、核心技术、知名品牌，扩大市场占有率，积极运用先进技术发展新兴行业和高技术行业。1998年，浙江省联社积极开展“创新强企”活动，设立180万元的创新奖励基金，获得专利20项，创建省级高新技术研发中心，新产品年增加值达到1.6亿元，联社利润突破4亿元[8]。山东省联社组织企业开展争创名优产品活动，相继建成一批国家级实验室和技术中心，创建省名牌45个，省著名商标17个，优质产品生产基地4个，龙头企业8个。广西联社创建民族工业园，引导中小集体企业走“专、特、新、精”道路，形成四个特色地区经济，从业人员25万余人，实现销售额近35亿元，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到了2003年，全国轻工行业中，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国有控股企业有8260个，占企业总数的13.5%，规模以上轻工集体、股份合作企业有9869户，占轻工企业总数的16.16%；实现销售收人3733.5亿元，占轻工行业总销售额13.4%；实现利润158.2亿元，占12.6%；总资产贡献率为14.22%，比轻工行业平均贡献率高4.62个百分点；比轻工行业国有企业平均贡献率高出9.25个百分点[9]。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轻工集体企业就逐步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很多企业的改革突出了以员工持股、两个联合(劳动联合、资本联合)为特征，保障集体资产和集体企业的员工利益，有效调动了企业的改革积极性。十八大之后，更多的轻工集体企业加速发展混合所有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根据2014年手工合社关于轻工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情况的调研报告，北京市生产服务合作总社、上海市工业合作联社及浙江省手工业合作社联合社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比例均超过了50%。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具备两种所有制形式的占84%，三种及三种以上的占16%。到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体资本4101.08亿元，比2012年3118.13亿元增长31.5%，其分布为:集体企业274.08亿元，国有企业44.22亿元，独资企业84亿元，有限责任公司2039.04亿元，股份有限公司755.42亿元，私营企业557.32亿元，外商投资企业263.40亿元[10]，充分显示出集体资本绝大部分已融入各种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已经成为集体企业中的主流。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大部分经营困难的企业通过退出市场、债务重组、安置职工等方式，实现了脱困。广东省城镇集体企业联社第三批纳入改革试点的100家城镇集体企业，通过改革、调整、解困取得明显成效的占53%，取得一定成效的占42%。天津市二轻集体工业联社坚持抓企业结构调整，使100多户困难集体企业有序退出市场。青岛市二轻集体企业联社以企业债务重组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企业改制，为企业化解债务5.17亿元核销不良资产3.47亿元，利用土地出让政策获得31亿元改制成本，妥善安置职工1.2万人。山西省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347个直属企业通过所有制改革，剥离不良贷款2.3亿元，支付安置职工费用3000余万元，清理职工工资拖欠3200余万元[11]。广东江门市纸箱厂，通过增资扩股形式，纸箱厂引人国有独资的江门市企业资产经营公司作为新股东，有效实施了“三旧”改造和转型升级，不但解决了工厂在市区长期的污染问题，而且合作开发建设了新的厂房及配套工程，产生了经济效益。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原有的轻工集体企业优化了激励机制，活力增强。浙江省手工业合作社联合社把深化产权改革与完善企业经营责任制、期权激励等办法相结合，对重点企业实施直接注资、与企业经营团队同比例增资、向企业经营团队定向增资，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多种形式的增资注资，提升企业资本实力，优化股权结构，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上海二轻实业总公司是1992年由上海市工业合作社投资建设的集体轻工企业，注册资本5000万元。1998年底，由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投资的康普公司受让了上海工业联社在上海二轻实业总公司的部分股权，2002年设立上海新工联(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新工联)，注册资本增至1亿元，投资主体新增了职工持股会、退管会、经营者群体和其他省市联社，形成了上海工业联社相对控股，员工持股和总社、兄弟省市联社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产权模式。新工联股权多元化后，不断发挥投资各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特别是通过发展金融服务业、现代酒店服务业，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2001年到2017年末，资产规模从4.9亿元发展到25亿元，实现利润从2000万元增长到6000万元。2003年至2017年，新工联对上海工业联社的分红累计达到9000多万元。我国手工业合作经济包括的行业众多，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不断开枝散叶，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行业形态，在科技创新、文化传播、吸纳就业、创造财富等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家具、家电行业已经发展成为全球规模体量领先、科技水平一流的世界级产业。日用小商品行业涌现出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纷纷成为单个品类商品的世界制造基地，贴近大众的微创新不断提升全球人民的生活幸福指数。工艺美术品行业的大量出口产品向国外友人传递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魅力。文房四宝行业的发展推动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赓续中华文化的血脉。（一）家具行业从“小、散、破”发展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1、生产方式从手工作业转变为设计、工艺、制造全流程现代化到新中国建国前，家具行业已经是国内长期存在的古老手工行业之一，生产主要依托于手工作坊和个体手工业户，基本上没有近代工厂，家具生产普遍沿用“千年斧头万年刨，凿子开眼锯开卯”的手工业生产方式，是劳动生产率最低的行业之一。家具油漆靠手工涂刷，漆膜自然固化；木材靠自然干燥，干燥期长达6个月。新中国建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很多家具制造作坊和个体走上合作化道路，企业数量增多，平均规模扩大，从业人员也大幅增加。据1957年统计，家具行业从业人员达到32.4万人，企业规模平均在50人左右，产量4500万件，产值达到15.8亿元。从手工业合作阶段开始，家具企业的人员力量增强，资金实力也有所增强，部分企业开始引进机械设备和工艺技术，促进家具行业从手工作业转向机械化生产。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我国家具及其他木制品所使用设备主要是木工机床，基本为通用设备，大多仿制苏联五六十年代的产品，或者在消化吸收苏联产品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从70年代开始，在板式家具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牡丹江木，上机械厂、信阳木工机械厂、上海家具机械厂、青岛木工机械厂等一批木工机械制造厂，根据家具厂生产的需要，开始测绘国外先进设备，仿制生产家具专用设备。很多家具企业使用积累资金，增添了各类专用设备，如开桦机、打眼机、砂光机等。专业设备的广泛使用有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统计，1982年，全国家具工业机械化程度提高到50%。除了自主生产，国内家具行业还不断引进全球领先的制造装备。整个80年代，国内家具企业从德国、意大利、美国、中国台湾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口了大量的家具制造装备，包括木工机械设备3.22万台，成套家具生产线300多条，其中板式、实木、弯曲木家具生产线200余条，软垫沙发生产线100多条，金属家具生产线20余条。大量先进设备的引进使得家具企业迈向机械化、自动化生产。进入90年代后，中国开始引进国际上先进的加工中心，如数控开料锯、数控封边机、数控UV线、数控喷涂线等。生产的自动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到九十年代末，全国乡及乡以上三万多家家具生产企业中，超过80%的企业实现了机械化生产，很多企业还设立了生产研发机构。进入21世纪以来，家具工业在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标准化与个性化融合，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简约化与绿色化融合，生产过程和生产装备向着智能化和低碳化方向进一步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欧洲和北美是传统的全球家具生产中心。80年代后，由于中国、印度等国家承接欧美国家的产业转移，亚洲地区家具产业逐步融入到全球家具产业链中，发展迅速。目前形成了欧洲、北美和亚洲地区三大生产中心，而亚洲地区规模最大，根据意大利工业研究中心（CSIL）测算，2019年全球家具产值越为4900亿美元，[12]亚洲地区产值为2580亿美元，超过一半。其中，中国家具行业占全球比重超过四分之一。在国际市场竞争方面，自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的家具生产企业通过出国考察、邀请国外企业和专家来华商谈合作、参加会展、交流经验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逐步与世界主要国家形成了贸易关系，对外出口日益增多。据海关统计，自90年代开始，我国家具出口快速增长，1997年出口金额达18.2亿美元，是1986年的19倍，1998年尽管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家具的出口仍达到21.93亿美元，列世界各国家具出口的第七位[13]。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家具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到2014年，中国取代意大利成为全球第一家具出口大国，所占全球家具贸易市场份额达到38%[14]。建国初期，我国家具制造者主要是作坊和个体劳动者，布局分散，少量分布在大城市，多数在乡村。在六十到七十年代，在计划经济影响下，家具生产企业主要分布在城市和郊区，但是没有形成产业集中区。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广东凭借地缘优势，承接了绝大部分的港台家具企业的转移。这一时期，广东家具制造业产量猛增，在产量、产值和企业数目上成为中国最多的地方，形成了以广州、佛山、东莞、深圳、等城市为主要核心的第一个家具行业产业集群。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除了珠江三角洲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之外，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区的家具制造业也迅速发展，家具制造业重心开始由南向北迁移。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东部沿海地区部分产业向内陆迁移，四川、重庆、陕西还有东北地区纷纷效仿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家具制造业，我国西部的家具制造业也迅速起，形成了家具产业集聚区，使中国家具制造业的空间分布更趋均衡。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我国形成了五大家具产业集群，分别是以广州、深圳、东莞、顺德、佛山等广东省地区为中心的华南家具产业集群；以江苏、浙江、上海一带为中心的长三角家具产业集群；以北京为中心，以天津、河北、山东等地为依托的环渤海家具产业集群；以沈阳和大连沿线为主，辐射黑龙江等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东北家具产业集群；以成都、重庆为核心，辐射西部地区的西南家具产业集群。五个家具产业集群在空间上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相互独立，各个产业集群内部配套完善，每个产业集群又各有优势[15]。华南集群产能规模最大，家具产值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设计、生产技术也相对发达，品牌优势明显，产品多出口到美洲市场。长三角集群信息发达，交通便利，制造业的产业基础好，地区文化积淀深厚，人才相对集中。产品质量、企业经营管理良好，出口市场以欧洲和美国为主。环渤海集群的家具制造历史久远，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家具企业规模和消费群体较大，成熟的家具专业销售市场和家具营销企业集中，产品主要满足国内市场。东北集群临近大、小兴安岭和俄罗斯森林丰富的地区，木材资源优势突出，实木家具企业的生产实力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产品主要面向东北亚和欧洲市场。西南产业集群受到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大，匹配西部地区的近年来GDP快速增长和城镇化加速发展带来的广阔市场空间，具有高速发展的潜力。文房四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业。文房四宝在近代之前是中国乃至东亚、东南亚地区主要的书写工具，极度兴盛。近代以来，受西方书写工具的全球扩张以及国内长期战乱的影响，文房四宝行业一落千丈。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行业接近于停产状态。安徽宣城泾县是宣纸的原产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全县纸棚共有21处，纸槽总数130余帘，从业人员数千人，全年宣纸生产能力达到900吨以上，广泛出口到日本和东南亚。而到1939年底，仅剩5个纸棚。[16]制墨业的重要产业基地安徽屯溪，在清朝同治年间，墨店林立，仅胡开文一家店就有职工上百人，产墨上万公斤，而到建国前夕，全县仅有胡开文仁记、义记和津记三家墨店,从业人员23人，年产徽墨1350公斤。[17]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下，文房四宝行业在各地（县）设厂或生产合作社，当地政府拨款投资帮助恢复生产和改善职工的物质生活条件，极力支持行业发展，文房四宝行业才逐步恢复。1953年，安徽泾县的宣纸业仅有5个纸槽，年产量为44吨，产值为66.9万元，而且面临资金短缺、技术设备匮乏等问题。在政府的各方面支持下，到1958年，宣纸产品由原来的20余种扩展到60多种，年产量达到173.55吨，员工增至415人。之后近十多年中，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文房四宝产业缓慢发展。文化大革命时期，文房四宝产业再度受到重创。改革开放后，文房四宝行业的生产从国家计划指定下，向以国家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直至完全市场化的轨道进行转变，企业自主经营权扩大，市场不断拓展，品牌建设和产品质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上世纪80年代，外贸经营权放开后，以砚台为主要产品的歙县工艺厂直接与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的客商洽谈订单，单笔订货金额最高达到20万美元。厂里开发品种上千个，批量生产的主要产品超过400个。安徽的宣纸企业在此期间，由单一的国家独立经营体制迅速向以国营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体制发展，形成了国营、集体、乡镇、个体共同发展的模式。宣纸生产企业由1980年的2户扩展到50余户，书画纸企业发展到120余户。进入21世纪，随着文房四宝产业振兴行动持续深入、各类文化事业的宣传打造，笔墨纸砚又迎来了新的机遇。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广大群众文化需求快速增长，各式国学培训机构数量激增，给文房四宝产业带来巨大市场空间。从网络销售数据看，文房四宝淘系产品从2013年到2017年一直快速增长，不论是销售额还是客单价都有大幅提升。[18]根据文房四宝艺术博览会发布的数据，2020年以“笔、墨、纸、砚”为代表的文房用具行业目前总产值已突破70亿元。建国后，濒危的文房四宝行业再度生长，使得中华文化中的传统技艺得到保留和传承，在与现代技术相融合中，推动了传统产业文化功能的发挥。在清朝宣统年间“鸿记”牌宣纸曾在南洋国际劝业会上获得“超等文凭奖”。1915年，“桃记”牌宣纸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建国后，随着文房四宝产业的再度繁荣，1994年，胡开文墨厂生产的徽墨和墨汁在第五届亚太博览会上双双获得金奖，中国文房四宝再度扬名海外。2009年，中国文房四宝申遗成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遗名录，有效提高了文房四宝品牌的世界知名度，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创始于康熙年间的曹素功墨汁是中华老字号，上海老周虎臣笔厂同样历史悠久。2008年，上海周虎臣曹素功笔墨公司根据两家公司的发展历程建成了全国第一家以笔墨为主的3A级笔墨博物馆——上海笔墨博物馆，每年可接待5万观众，成为了中小学生科普和社会实践的基地，有效推动了传统文化的普及。文房四宝行业在多年的发展中不断积累实力，产业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目前已经形成了重点突出、布局合理、链条完整的集群化发展格局。例如宣纸的发源地安徽宣城多年支持文房四宝产业发展，鼎力打造了“十个一”项目。包括文房四宝产业园区，中国宣纸传习基地，建成泾县宣纸文化园、绩溪徽墨文化园、旌德宣砚文化园、宣城文房四宝产业园、泾县丁家桥书画纸产业园等文房四宝特色文化产业园区。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和安徽省绩溪胡开文墨业有限公司入选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宣城文房四宝产业园、宣纸文化产业园为省重点扶持的文化产业园区。绩溪县良才墨业有限公司等6家文房四宝企业入选安徽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文房四宝行业的品牌建设在近年来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全国文房四宝艺术博览会”连续举办48届，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培育文房四宝产业“国之宝”品牌产品50个左右，参展规模达到1000户以上。每年的文房四宝博览会都为各个地方的特色文房四宝产品提供了重要的宣传平台。此外，湖州、文港等文房四宝传统产地积极制定产品标准，通过产品标准提升品质和品牌，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建国初期，国内经济凋敝，手工业缓慢恢复，面临生产规模较小、专业化水平较低等问题。这一时期手工业产值32.37亿元，工艺美术产值3450万元，仅为抗日战争之前产值的十分之一。在计划经济时期，随着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设立，工艺美术行业迎来了大发展时期。1956年末，全国工艺美术总产值18912万元，为建国初期的5倍，工艺美术行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稳定在0.12%-0.25%。改革开放时期，为了消除“文革”对工艺美术生产的消极影响，国家在政策、资金、出口贸易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工艺美术行业扩大生产。全行业产值从1978年的30多亿元增长到1980年的47多亿元，出口额达34亿元，比1952年增长近47倍。1981年，产值达53亿元；1983年，产值达53.4亿元。从业人员方面，1979年我国工艺美术从业人员49万人，到1983年增长为62万人，2004年全行业从业人员增至160万人。21世纪以来，随着工艺美术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方式的改良，其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进一步显现。2003年至2011年间，工艺美术产值大幅提升，从2003年1306亿元增长至2011年7189亿元，年均增速高达23.76%。行业生产资料和资产不断积累，2011年全国工美行业资产总额超过4000亿元[19]。对GDP的贡献度由2003年的0.95%上升至2011年1.47%。近年来，随着《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贯彻落实，我国工艺美术行业环境不断优化，从事工艺美术行业的企业数量逐步增加，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行业继续快速发展。2016年，全国工艺美术行业从业人员达到1000多万，拥有443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3200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和5500多位高级工艺美术师，规模以上企业达到5306个，主营业务收人约10874亿元，成为全球工艺品行业最大的生产国。表6 中国2009～2011年工艺美术主要行业企业数及产品产值统计作为传统手工业的工艺美术一直是脱贫事业中的重要产业内容，工业美术与扶贫政策的有机结合为偏远地区的贫困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在四川省，上百名工艺美术大师积极为贫困地区培训工艺美术行业的骨干人员或技艺带头人，仅从2017年到2019年就带动10000名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就业增收。到2019年，全国共建成扶贫就业工坊76个，经营产品近千种，仅甘肃就有70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扶贫就业工坊的500多件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进行了展示展销，有69个工坊在线上进行销售。2019年7月，全国首个综合电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平台——京东非物质文化遗产频道正式上线，全国数家工艺美术扶贫就业工坊以集合店的方式入驻非物质文化遗产频道，有效推动了全国扶贫事业的发展。在上个世纪，工艺美术产品经常作为国家礼品，并且担任出口创汇的使命，很早就进入了国际市场并且到了国家扶持。1977年，全国工艺美术出口额突破20亿元，换汇6.24亿美元。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传统工艺美术出口量倍增，从1978到1981年，出口创汇每年增长22%。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工艺美术行业经过不断发展，因为特色明显、物美价廉，得到国际市场的认可，在国际礼品市场占有很高的份额。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工艺美术行业出口所占比重逐步降低，工艺美术产品贸易一度出现逆差。但随着文化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中的关键发展内容，我国工艺美术产业开始扭转，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我国工艺美术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据海关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工艺美术行业完成出口额375.58亿美元，同比增长12.85%，实现贸易顺差348.62亿美元。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技术、人才和物资的全面匮乏，家用电器行业基本从零开始起步。通过自主摸索，1956年中国第一台冰箱在北京诞生；1958年，天津无线电厂试制出第一台国产黑白电视机；1962年，沈阳日用电器研究所试制出新中国第一台洗衣机，行业随着技术积累缓慢发展。直到改革开放，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与指导下，国内掀起了学习和引进国外家电先进技术的高潮。1985年8月，牡丹江电视机厂从日本三洋引进国内第一条彩电装配生产线，在而后5年的时间里，全国共引进113条彩电装配生产线，遍布于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在“六五”期间，全国家用电器行业产值增长了5倍多，电冰箱增长28倍，洗衣机增长35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家电行业实现了从进口、组装、技术引进到自主研发和规模化生产，产业链逐渐成型。品牌数量方面急剧膨胀，以彩电为例，先后涌现出牡丹、金星、厦华等300个国产彩电品牌，这一阶段市场开放程度高，政府干预较少，各大品牌竞争激烈。进入21世纪后，家用电器逐步由奢侈品转为日用消费品，普及型消费市场基本形成，家电行业的市场竞争进入资本整合阶段，一线品牌的市场集中度提高，以美的、格力、海尔、海信等为主体的头部品牌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并且在全球市场上占有较大市场份额。2019年全年，家电全行业累计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53万亿元，出口额达到709.2亿美元。进入21世纪，由于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能源储备日趋紧张，“绿色、环保、低碳”逐渐成为了家电行业发展的关键字。2004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我国第一个《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对在重点耗电领域和产品领域如何节能降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进行了规划。在“节能规划”提出以来，我国空调的能效比从2.4提升到4，电冰箱的能效指数从80%降低到50%，整体家用电器的节能指数将提高30%以上。部分企业积极探索循环经济发展路径。格力电器通过以旧换新活动为抓手，依托逆向物流体系，配合全流程信息化系统，打造“一条龙”安全、可控、自主、绿色回收体系，2020年格力累计登记回收37万套废旧空调电器。联想从2007年开始，在全线产品中使用环保消费类再生塑料，至今碳减排约60000吨。从2014年到2020年，联想公司能源消耗降低了40%[20]。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与其他产业的快速融合，家电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成为必然趋势。自2015年以来，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多部门都陆续印发了支持、规范家电行业的智能发展政策，家电产业在政策和技术的支持下，“智能家电”在国内市场中崛起，智能互联成为优质家电的“标配”。据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正以每年20%—30%速度增长，围绕家电产品的智能升级和更新需求。目前，我国家电企业海尔、美的、格力、海信、创维等相继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以国产品牌创维为例，2019年，创维智能电器业务在国内市场实现营收为30.77亿元，同比增长10.4%，海外市场营收为12.1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55.4%。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手工业合作经济形成了不同行业在祖国东西南北错落分布的大格局。其中，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广东的家具行业、浙江的日用小商品行业和安徽的文房四宝行业都颇具特色，并在全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北京作为中国名城和六朝古都所在地，其工艺美术技艺源远流长。主要有以“四大名旦”、“燕京八绝”为代表的宫廷技艺和与民俗活动紧密相连的风筝、泥塑、面塑、鬃人等民间工艺两大重要分支。北京工艺美术品类繁多，仅世界闻名的“燕京八绝”就有60多类、上千个品种、上万个花色。其中景泰蓝制作技艺是具有600余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政府出台相关政策进行保护与支持，北京工艺美术行业人才队伍不断扩大，高端领军人才也逐步增多。截至2012年，北京市工艺美术行业拥有北京市级以上工艺大师160人左右，其中全国工艺美术大师30多人，玉雕、牙雕、景泰蓝、雕漆、花丝镶嵌、风筝等多个工艺美术类别的技艺水平和创新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工艺美术品为党和政府对外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作出突出贡献，许多珍品、精品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极大赞扬与保护。如1957年，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毛泽东主席亲自挑选绒制《天坛祈年殿》作为国礼，赠送给苏联政府，至今仍被收藏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万景台”被党中央作为礼品送给朝鲜金日成首相，与广州工艺美术同行业合作的36层“花卉牙球”陈列在联合国大厦[21]。“百花篮大瓶”作为庆祝莫斯科建都850周年的礼品。1985年扎伊尔总统府的80盖木制宫灯，日本天华园的大宫灯，也均来自北京。近年来，北京工美集团承接“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国礼，进一步彰显了首都文化的深厚底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精湛的技艺和高超的艺术水准[22]。北京的工艺美术行业在全国最早走向市场经济，也锤炼出一批竞争力强大的市场主体。改革开放后，北京工美集团、北京珐琅厂等企业纷纷实行改制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成为本行业龙头。以北京工美集团为例，于1980年成立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统一管理北京市工艺美术的生产，各专业公司为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改变了过去工贸双方严重脱节的情况。随着改革形势的全面深入展开，1999年，根据中央“抓大放小”的方针和北京市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工美集团37个工业企业以注册地为准全部划转区县管理。2000年，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建，由行业管理职能的行政性管理公司，改制为市场化的公司制企业[23]。除了市场化的国有企业，北京还拥有一批以民营企业、个体、大师工作室等形式为辅的个性化生产群体。民营企业和个体工作室生产规模不大，机制灵活，更能适应市场快速变化的要求，适合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生产的特点，且有利于传统技艺的传承。21世纪初，北京的个体工作室大约有30多家，它们主要分布在郊区。发展至今，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健全，不同的行业构成主体为工艺美术行业增添了活力，也有利于引导行业健康有序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生活家具市场快速扩大。据相关机构测算，从1978年到2020年，全国家具行业产值的复合年均增速超过20%。在山东、福建、浙江、广东、河南等几个家具大省中，广东家具行业发展尤为突出，从1990年产值仅9.6亿元、出口1.3亿元，到2020年产值4500亿元、出口1187亿元，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23%和26%。在2013年，广东就已成为我国家具产业最发达的地区，产值和销售总额约占全国30%，而出口总额约占50%，整个行业约有8000家企业、130多万从业人员[24]。广东家具产品品类多，质量好，价格高，品牌影响力大。广东省家具产业的产品种类丰富，涉及板式、办公、古典红木家具等，从材料看，囊括了实木家具、金属家具和塑料家具，在全国各家具生产基地中最为齐全。从全国家具产品的均价来看，2018年全国家具产品平均单价为984元，而广东省的产品均价达到1388元，高出全国均价404元，远远超过同为家具大省的浙江和福建。从家具企业规模和品牌看，2018年，我国家具制造企业多达3万余家，家具品牌超过一万个，规模以上企业数量为6300家，其中，广东省家具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到1480家，稳居第一。广东省很早就以多种政策推动家具产业集聚，合理分工，错位发展，在广东省内部逐渐形成了广佛、莞深、中江和环珠三角四个家具地域板块和9个产业集群。在四大板块中，广佛板块是以顺德龙江、乐从为主要基地，品牌优势明显，属于兼有家具材料、制造、流通的产业重地。莞深板块的家具企业以深圳龙岗、东莞厚街和大岭山为主要集聚地，以出口企业和全国市场先行企业为主，多数家具企业规模不断扩大，逐渐走向品牌总部、研发总部的发展阶段。中江板块最具特色的是中山大涌的红木家具生产基地，建立了红木家具博览中心与商贸中心，成为全国最大的红木家具专业市场。广东省不仅是国内产业链完整、规模最大的家具产地，也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家具流动和出口产地。长期以来，广东省家具出口比例持续上升，海外市场成为拉动广东家具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早在2002年，广东家具出口就占到了全国家具出口总量50.9%的比例。在2021年，面对全球疫情等影响，广东省家具出口1380亿元，实现了12.2%的增长。从出口结构来看，广东省出口品类丰富，包括木质家具、金属制家具和塑料制家具等。随着工艺能力、区域品牌的提升，出口产品结构也逐步优化。从2005年到2019年，高品质、高价格的木质家具出口占总出口比例由22.68%大幅上升至43.86%；新兴的金属制家具出口占总出口比例也由1.95%上升至29.67%，而塑料制家具的占比则大幅下滑。日用小商品行业包括伞具、镜子、钮扣、梳子、刷子、香、杯壶、衣架、卫生杀虫用品等日用品，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日用小商品制造业2020年，行业整体实现营业收入3500亿元左右，规上企业1139家，实现营业收入1140亿元。从地域上看，日用小商品生产广泛分布在广东、河南、浙江、安徽等省，但是浙江省在小商品众多细分行业涌现出一批隐形冠军，并且在小商品流通领域形成了“义乌”区域品牌和“淘宝”平台，走出了浙江小商品行业发展的独特道路。浙江省布局有竹编产品、伞具、纽扣、小五金、杯壶等行业，在多年的发展中，浙江省部分县、市和一些企业成为各个日用品行业的挑大梁者，生产规模庞大、产品品质优良、市场份额占有多，成为地区经济的重要支撑。竹编是浙江传统手工艺，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步发展出竹地板、竹装饰板、竹编织类产品、竹厨具等各类日用小商品，分布在安吉、临安、庆元、龙泉、龙游、奉化等地，其中安吉县的竹产业最为发达。2020年，浙江省竹业实现总产值532亿元，而浙江安吉县的竹产业产值超过153亿元，建成“国家竹产业示范园区”和“省级竹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在制伞行业，绍兴崧厦镇聚集了1400多家制伞企业，每年制伞超过5亿把，生产总值超过百亿，被称为中国伞城。此外，在杭州，天堂伞业占据了全国雨伞行业80%的市场份额，牢固树立了“天堂伞”品牌。在纽扣行业，浙江永嘉县桥头镇在2020年共有纽扣企业300余家，从业人数约1.5万人，年生产纽扣约500亿粒，市场份额占全国的50%，全球的30%，产品销售覆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达30多亿元。浙江义乌市在1982年就设立了小商品市场，是我国最早创办的专业市场之一。义乌小商品市场最初只是农村集贸市场，随着浙江日用小商品行业的发展逐渐壮大。到2002年已经拥有营业面积55万平方米，营业商位2.7万个，门店2000余间，分17个交易区，28类10万余种商品，经营人员7万余人，日均客流量达15万人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义乌小商品市场也积极吸引国际商客，开拓国际商业网络，到2017年，义乌市共有来自140多个国家的40万多名外商，其中常驻外商1.5万人，常设外商机构达3000家，商品辐射219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小商品之都”。在建设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过程中，浙江省积极鼓励义乌采用前沿技术，推动深化改革，实现跨越式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除了原有的实体市场空间，义乌还积极应用数字化技术，打造了Chinagoods平台，形成了开放共享的数字化市场，目前，该平台已服务近100万贸易主体，平台成交金额累计达95亿元。义乌还积极打造电商集聚集群，从2010年到2020年，义乌从事小商品商贸的电商主体从1373户增长到了28万户，形成电商专业村169个[25]。日用小商品用户分散，行业发展对物流依赖度高，义乌通过发展数字物流，累计整合156条覆盖全球近600个核心城市的“门到门”国际物流专线，在4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海外仓89个；发展数字仓储，比传统仓库利用率高300%以上。在深化改革方面，义乌在全国首创出口退税备案单证数字化管理，实现单证备案无纸化，缩短退税流程，平均为每个票柜节省300元综合成本。义乌还率先推行“小微企业版”市场采购贸易收结汇，实现了市场采购贸易主体“收结汇便利化改革”的全覆盖。我国安徽省自古以“文房四宝”齐全著称，笔墨纸砚等产品生产技艺一直有所传承。安徽宣城的宣笔是中国四大名笔之一，绩溪县的徽墨选料精良、工艺精美，泾县的宣纸是中国书画艺术的特殊用纸，被称为“千年寿纸”；歙县的歙砚制作精巧，有“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的特点。其中，宣笔、徽墨和宣纸已先后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安徽作为中国文房四宝的主产区，产量占全国文房四宝产业的三分之二以上。2017年，安徽文房四宝行业有各类规模企业五百多家，从事文房四宝产业的个体手工业者并达到工业美术师级别以上的有1000余人，从事文房四宝相关产业的人员超过10万人。安徽省依托古徽州地域，形成了宣城、黄山两个文房四宝特色产业集聚地。从安徽文房四宝业主要生产地来看，安徽宣城是全国唯一的中国文房四宝之城。2018年宣城文房四宝各类企业有620家，年销售额超过16亿元；拥有大国工匠2人，国家级文房四宝非遗传承人4人、省级10人。泾县是全国著名的“宣纸之乡”，产量、产值均居全国同行业之首，境内的中国宣纸集团公司更是我国最大规模的宣纸生产企业，生产的“红星牌”宣纸三次蝉联国优金奖，并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泾县宣笔厂生产的高级书画笔，除供应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等书画店和国内20多个省市区外，每年还出口10多万支，远销日本、东南亚、西欧及美洲等地[26]。另外，宣笔生产主要集中在泾县黄村镇、宣州区溪口镇；徽墨生产主要集中在绩溪县与旌德县，逐步形成以“艺粟斋”“苍佩室”等为主打品牌的徽墨产业集群。除了宣城外，徽墨、歙砚生产地——安徽黄山也积极投身于发扬“徽文化”事业中。安徽黄山歙县有着“墨都”之称，黄山歙县老胡开文墨厂是全国有名的“老”字号，创建于1782年，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2010年，黄山市建立徽文化产业园，引导文房四宝等传统技艺类企业入驻，与金融机构开办“非物质文化遗产贷”“手艺保”“徽艺贷”等个人循环贷款，重点支持徽墨、歙砚等非遗项目生产和经营。2017年该市有徽墨生产企业和手工作坊近20家，拥有传统知识产权专利产品18项，年产徽墨278万吨，产量居全国之首，出口日本、韩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歙砚生产企业和手工作坊600多家，年产各类歙砚450万方，年销售额近5亿元[27]。电子商务作为网络化的新型经济活动模式，在工业、农业、商贸流通、生活服务等领域快速渗透，并以其独特优势迅速成长为经济增长的有效助推器。安徽省借助电子商务，使当地文房四宝产品走出安徽、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仅在泾县就建设了20000平方米电商产业园，吸引了30余户文房四宝、旅游等电商龙头企业集中入园、集聚发展。2018年，以宣纸书画纸为特色的丁家桥电商集聚区被认定为安徽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李园村依靠宣纸、书画纸，全村990余户村民有300多户在淘宝、天猫平台开设了网店，销售宣纸、书画纸以及文房四宝用品等，网络年销售额超过了3000万元。安徽聚焦新业态、巧打“特色牌”，在电商领域深耕细作，有力推动经济发展。安徽宣城还积极推动文房四宝行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重效益。宣州区文房四宝一条街被评定为省级旅游商品特色街区，中国宣纸集团和绩溪胡开文墨业成功创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宣砚小镇文创中心，将商品研发和文旅挖掘充分结合。宣州宣笔厂、曹素功敏楠氏墨厂等企业的旅游商品成功入驻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展销中心。同时安徽泾县宣纸文化园建成并对外开放，每年接待国内外旅游团体、政要、来宾近万人次。当前，我国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错综复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东升西降趋势明显，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势力抬头，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局面。在国内，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迈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目标。我国所要实现的现代化，是数量庞大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是和平发展模式下的现代化。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手工业合作经济应当充分发挥本质制度和产业特色优势，服务乡村振兴、加速科技创新、融入“一带一路”、深化制度创新，以新时期的新战略，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中做出新的贡献。以手工合作经济为源头的日用杂品、家具、工艺美术等行业具有广泛的民族特色。一方面，这些行业的产品形象和生产工艺中都包含了大量的民族独特的文化元素；另一方面，作为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从业人员中包含大量的农民工群体和乡村居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居民。在未来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当着力挖掘和展现不同民族地区具有文化特色的传统品种和手工技艺，加强保护和传承，提升行业效益水平，有效服务乡村振兴。健全民族特色品种和工艺的保护体系。全面调查、登记、收集和整理日用杂品、家具、工艺美术等行业民族特色产品、民族特色工艺、技术人才、原材料等档案，建立民族产品和工艺图文资料数据库，从民族文化遗产存续和保护角度对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或濒临消亡的产品和工艺进行认定。健全工艺技术传承机制，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探索形成可持续的师徒传承机制，完善收入分配激励机制，提行业高技能型人才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完善与其他行业匹配的职业技能鉴定制度。广泛开展从业人员技能培训，特别注重提升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和乡村居民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以知识和技能助力乡村振兴。创新组织模式，提升效益水平。一方面要保留和传承民族文化特色产品和传统工艺，培育一大批工艺大师以手工生产的方式制造精品，服务高端消费人群；另一方面适度引进现代化设备，实现标准化和规模化生产，扩大有效供给，满足广泛的消费需求。扶持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专业合作社等实体共同发展。鼓励行业形成龙头企业，发挥规模经济优势，提高防范风险能力。鼓励中小企业专注细分产品，走专、特、精发展之路，塑造特色品牌。在合适的区域推进“农户/作坊+专业合作社/公司”的发展模式，引导和鼓励农户作坊向专业合作社、企业化经营方式转变。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蓬勃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增材制造等新兴技术快速迭代，正在重塑各个产业形态。产业发展的传统元素正逐步数字化并入驻数字空间，生产制造环节越来越多的融入服务性的内容，使制造与服务相互交融不可分割，全球变暖危机下我国做出的碳达峰碳中和承诺也要求各个行业更多的应用绿色化技术，走低碳发展道路。在未来一段时间，手工业合作经济各行业需要加快接纳前沿科技，积极使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计平台、推动产业向着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日杂用品、建筑装修行业要发挥产品小、散、杂，依赖手工操作的产品和服务特点，积极应用信息技术，培育一批工业设计中心、设计园区、设计小镇，建立客户体验中心、在线设计平台，深入发掘客户需求信息，增强用户参与设计能力，促进产品多样化、定制化、时尚化、高品质化。支持家用电器、家具、皮革、五金制品等行业实施制造转型，鼓励龙头企业构建大数据管理和智能制造平台，推进设计、制造、运营、营销、物流等全流程数字化，推广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行业，一方面要促进传统手工艺保护和传承，在服务高端消费客户群体过程中以传统手工工艺为主，创新使用前沿技术，打造高端精品，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技术传承和改造传统工艺，实现规模化工业生产和柔性化工业定制，降低生产成本，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更广泛的消费需求。要全面推行绿色发展理念，严格各行业规范和准入管理，实施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淘汰落后工艺和产能。加大各个行业环保材料研发和应用，积极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提高污染物末端治理水平。加强废水的循环利用以及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再利用，探索回收循环利用以及跨产业资源再利用的新模式，创建一批绿色工厂、绿色园区，提升供应链绿色化水平。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发展动力衰减，传统国际市场呈现衰退趋势，我国则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手工业合作经济各行业应顺应经济格局变化趋势，优化产业布局，多元化探索国际化路径，塑造优秀品牌，增强国际影响力，推动手工业合作经济各个产业国际化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以美国、日本、欧洲为主要出口市场，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要生产基地，以东部沿海港口为主要贸易通道的生产贸易网络。近年来，我国出口贸易主要伙伴逐步变化，东盟和欧盟地位上升，东盟自2016年以来已经多次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目的地，欧盟市场保持基本稳定。2015年3月我国提出《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和推进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也大幅提升。未来一段时间，手工业合作经济各行业应顺应国内和国际双循环地位变化和陆海新通道建设愿景，优化产业布局，从东部沿海土地、劳动力成本过高的地区退出，谋求沿长江黄金水道、重庆-贵阳-南宁-北部湾、重庆-怀化-柳州-北部湾、成都-宜宾-百色-北部湾等铁海联运交通线、中欧国际班列交通线等西部国际海陆通道布局生产基地，发掘各个产业在贵阳、南宁、昆明、遵义、柳州、兰州、西宁、乌鲁木齐、西安、银川等重要枢纽城市的发展潜力，承接东部地区家电、家具、工艺美术、日用杂品等产业转移。积极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抢抓新技术革命催动产业变革机遇期，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方式，延展市场新空间，拓展产业新赛道，塑造产业新形象，打造产业新品牌。鼓励企业加大对外投资力度，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海外生产性资产、成熟营销网络、先进技术和知名品牌。积极推进走出去的制度安排，做好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证书签证工作，推进检验检疫电子证书国际合作，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标准体系和产品认证制度，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能力。手工业合作经济具有“自愿、平等、民主、互利、共有、共享”的发展传统，在历史上为维护了劳动群众的就业权和发展权发挥过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阶段，应当顺应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形态变化趋势，进一步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共同富裕伟大目标的实现。未来一段时期，手工业合作经济要保障集体经济资产安全。有效清理集体企业原有债务，依法依规理清集体等产权关系，明确产权主体和集体股权，界定好集体资产的主体和归属。科学实施“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价值评估，坚持“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股份合作制度，积极探索采取增资扩股、出资新设等方式，规范开展劳动群众以多样生产要素投资入股并完善员工持股流转和退出机制，切实落实“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的制度安排。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以资本市场为平台，通过定向募集、增发股份等方式，积极推动手工业合作企业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壮大集体经济的资本总量和技术经济实力。根据企业发展条件，灵活实行合作制、集体联营、股份合作制、有限责任公司等多种形式的经营模式，发挥多元投资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企业创新发展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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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7日
致谢：
中国手工业合作经济发展70多年来为国家培育了一批国际一流的轻工业企业，为中国市场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为社会消费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研究我国手工业合作经济发展历程并谋划未来发展路径，意义重大，但由于发展过程历经波折，因此也给研究者带来了众多挑战。课题组在系统梳理我国手工业合作经济发展历程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等多个机构的包括张崇和、徐念沙、陈士能、步正发、张善梅等一批手工业合作经济前辈们的指点，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作者：
张少龙，浙江财经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西湖书院院长
程都，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方越，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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