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相当于院士)。
《读史阅世六十年》是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个人自传。
个人自传除了了解个人生平，对于了解传主所生存的时代也有重要意义。
历史学家何炳棣出生于1917年，父亲对他的学习管教很严，早早就给他定下人生规划：先考取清华，再留洋学习。
父亲虽然严格，但是教导的方式却是很有一套，他先讲一些有趣的历史人物故事，再引导到别的方面。
这种学习方式，激发了何炳棣的好奇心，思考力。
从何炳棣回忆录可以看出，他在国外结的果，其因则在国内种下，即受惠于民国时期良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
如当时何炳棣在天津私立第一小学读六年级的时候，老师问全班学生何以宋、明两代亡国之际死难者特别多，何炳棣的回答是：由于朱熹和王阳明的影响。从史学家的眼光来看，这样的答案可能失于简单。可是在小学高年级内，就能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可见当时的“素质教育”，教师问的好，学生答的更好。
幼时的教育离不开家庭，现在的家庭教育好像只剩下花钱把孩子送到各种辅导班了吧。
从何炳棣回忆中读到一些正慢慢消失的家庭教育的传统：
祭祀
准备荤素菜肴（内中必须包括以薄薄的豆腐皮裹入黄豆芽、冬笋丝、冬菇丝等极爽口的“豆腐包”)之外，要以锡箔叠元宝，装进印好格式的纸包，纸包要按以下的方式以恭楷写：右行“浙江金华北乡瓦窑头已山亥向”，当中写：“先考何公讳志远府君、先妣陈夫人”，左行下半：“孝男寿权、孝孙炳棣”，等等。
祭前出门捧香向南揖拜迎接祖父母之灵，请到上房之后，要三度敬酒，三度磕头。第三次磕头之后以一杯酒按“心”字形泼在地上以示报恩之诚。然后持香出门，烧纸包，恭恭敬敬地向南揖拜“送别”。自始父亲即强调一点：一切要心“诚”。
幼年这种训练使何炳棣后来非常容易了解孔子、荀子论祭的要义和“文革”期间亿万群众经常跳“忠字舞”的历史和文化渊源。
忧患意识
除父亲外，身教言教对何炳棣一生影响最深的莫过外祖母张老太太。她至老都一直保持端秀慈祥的面容，非常热情，又富理智。亲友同乡间的大小磨擦，经过她合情合理的仲裁和教训之后，无不人人倾服。何炳棣是她最疼爱的对象。父亲明了她这“弱点”，所以对何炳棣执行体罚之前先将门内锁，以平时用蜡擦得亮亮的红木戒尺重重地连打我的左手心后，才开门半赔笑着恭候外祖母的责骂。最使何炳棣终身不忘的是吃饭时，外祖母不止一次地教训他：菜肉能吃尽管吃，但总要把一块红烧肉留到碗底最后一口吃，这样老来才不会吃苦。请问：有哪位国学大师能更好地使一个五六岁的儿童脑海里，渗进华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层敬始慎终的忧患意识呢？！
父亲的教育
国学方面，父亲督教到何炳棣初中毕业为止，前后为时最多七八年。父亲从不系统地自四书五经入手。大都是先以最能引起幼童兴趣的历史人物故事出发，相当自然地也就涉及相关的典章制度方面较专门的问题。这种似乎任意性粗浅的“经”、“史”之间频繁的“穿梭”读书办法有其利亦有其弊。好处是使何炳棣对学习的内容不会感到枯燥难懂，刺激他的好奇心，并且无形之中就初步引导我走向“分析”和“联系”事物之间复杂关系的思维道路。这大概是父亲不止一次称奖何炳棣“悟性好”的原因。短处是：所学东鳞西爪没有系统，长篇背诵工夫太少，完全不涉及文字、训诂、音韵等国学基本工具，以致何炳棣一生治学最大的憾事是不能像前辈学人那样熟诵一部又一部经史古籍；以致一生自幼到老的中文写作几乎都是质胜于文、理胜于文，自恨从来没有下笔万言流畅自如的才气。
许知远说，现在整个社会情绪的焦灼，跟人文传统的消失有很大关系，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