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清朝新军等力量在中国武汉武昌发动的兵变，旨在推翻清朝统治，此为狭义辛亥革命的开端。
武昌起义76天后的12月26日，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
我国革命之首倡者，实推孙中山……近复于外洋筹划军饷，迭有巨款运进。全国人心中之第一任总统属望此公矣。昨日由美抵沪，沪上人士均喜跃如狂，并无法以致其欢忱。……
沪上人士之所以“喜跃如狂”，是因为人们以为“全国人心中之第一任总统”孙中山能从国外带回巨款。
革命需要钱，需要大量的钱。
当人们翘首期盼的孙中山在上海登岸，孙中山的回答是：
“我没有带来大笔款，可是带来了比钱还重要的东西，我只带来了一种革命精神！”
这一点，唐德刚在《袁氏当国》里有记述：
中山初抵上海时，革命军正闹穷，当时谣传他带回华侨所捐巨款，新闻记者也就以此相问，孙中山答曰：“余一钱不名也，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耳。”
上海财政总长朱葆三与孙中山商量财政问题，孙中山还是说说：
“革命最重要者为精神，有精神则不怕革命不成；革命告成，财政的问题即可解决”。
没有钱，只有精神。
失望的人们把希望寄托于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能向国外借到巨款。
孙中山的好友，支持辛亥革命的日本人宫畸滔天回忆，1911年12月31日，孙中山去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前一天，还问他：
“能否借给我五百万元？”
可见，革命者是真的缺钱。
1912年1月，陈英士要朱葆三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向商人刘锦藻借款。
陈英士，即陈其美，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与其义结同盟，蔡元培先生曾盛赞他为“民国第一豪侠”。
朱葆三是清末著名实业家、银行业保险业资本家和慈善家。他是最早的华商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者。
刘锦藻是清末民初江南巨富，在杭州入股浙江兴业银行，在上海设大达轮埠，在南浔与别人合资举办浔震电灯公司。
面对南京临时政府的借款，刘锦藻以两处房产押借了二十万元，说好六个月归还，直到年底都没有归还。
1912年1月5日，《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给《泰晤士报》的布拉姆写信：
孙中山迄今给人们良好的印象。人们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额的外币，因此对他有好印象，但印象好到底多少是由于所传他带来巨款却很难说。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什么钱都没有带来。一旦此事为人所知，人们很可能会对他产生反感。
没有钱，人们会反感，大总统真的是需要钱。
《胡汉民自传》里记录了一则事实：当孙中山大总统宣誓就职后，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临时大总统朱笔一批：拨20万元济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10枚。
南京临时政府三个月的总支出大约二千多万元，主要是军费支出。
美国记者麦考密克听南京临时政府的官员说，每天要花费100万元只是南京一带与津浦路北伐军的费用，其他还不算。
只有“革命精神”，没有革命本钱，怎么革命？
为解此困境，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谋求举借外债，拟将汉冶萍公司为抵押，向日本借款。
1908年3月正式成立的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新式钢铁联合企业。
孙中山这一贷款要求，遭致临时参议院和独立、光复各省，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一致反对，实业部长张謇以辞职抗议。
汉冶萍公司抵押贷款未成之后，孙中山又想租借满洲向日本贷款，但未能谈判成功。
可见，南京临时政府财政之困窘。
“我没有带来大笔款，可是带来了比钱还重要的东西，我只带来了一种革命精神！”
只有精神，是革不了谁的命的，到头来，只能是被革了命。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
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