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世界政治上的“超级选举年”。全球有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举行大选，覆盖人口超过40亿人，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选举。其中涉及的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尼、墨西哥、南非等多个国家，此外还有欧洲的议会选举。这些选举不仅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前景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是观察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特点的一个重要窗口，借此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民主在实践中的困境逐渐显现。
2024年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选引发了政治格局的显著变化。在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因经济通胀、移民和身份政治等问题在选举中失利，不仅失去了总统职位，还丢掉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权，共和党重新掌权，政府的政策导向预期将发生重大转变，可能在经济政策、移民改革等方面采取与民主党截然不同的措施。在英国，保守党因经济及民生问题在大选中惨败，工党赢得下议院的“超级多数”，时隔14年重新执政，预示着英国在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政策将有所调整。拉丁美洲的国家中，除2023年巴拉圭总统连任外，2018年至2023年期间的每次选举中，其他现任总统均未能连任，新的政治势力不断崛起，冲击着传统政党的地位，导致政府组成和政策导向频繁变动，给国家的稳定发展带来挑战。
为吸引选民眼球，各政党在竞选过程中纷纷采取极端化的策略。一些政党候选人发表激进言论，如在移民问题上，有的候选人主张严格限制移民入境，甚至提出驱逐非法移民的强硬措施；在经济政策上，有的候选人承诺大幅减税或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却未给出切实可行的财政方案。竞选活动中的攻击性广告和负面宣传也增多，政党之间相互抹黑、攻击对方政策的弊端，致使选民情绪对立更为严重，社会氛围愈发紧张。在法国的选举中，勒庞和“国民联盟”主张捍卫法国文化和文明免受移民和外来者的侵害，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争议和对立。
选民在选举中的投票倾向稳定性降低，摇摆选民比例增加。他们不再单纯依据政党归属或传统政治立场投票，而是受短期事件、候选人个人形象及社交媒体影响较大。一些选民因对现任政府处理国际冲突的方式不满，转而支持承诺采取不同外交政策的反对党候选人；部分长期支持某一政党的选民群体出现分化，转向支持新兴政治力量或独立候选人，在欧洲议会选举中，传统执政党支持率下滑，而右翼民粹政党获得更多议席，部分选民被其极端主张所吸引，改变了原有的投票行为。
选民关注经济议题。经济形势的不稳定使选民将更多注意力聚焦于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经济议题。在美国，选民对经济通胀问题高度关注，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有效措施遏制物价上涨，保障民众的生活水平；在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成为选民关心的重点，他们期望通过选举选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政党。这反映出政府在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方面和民众期望存在差距，未能有效解决经济问题，满足民众的经济诉求。
社会价值观念冲突凸显。政治极化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背后是社会价值观念的深度撕裂。不同群体在移民政策、文化多元性、民族主义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在欧洲，一些国家的选民对移民大量涌入带来的社会问题感到担忧，认为移民会抢占本国人的就业机会、改变本国的文化传统，因此支持限制移民的右翼民粹政党；而另一些选民则主张包容多元文化，认为移民能够为国家带来新的活力和发展机遇。传统的社会共识受到挑战，选举成为不同价值阵营博弈的战场，反映出社会在价值整合与包容方面的困境。
政治代表性危机显现。选民对现有政治体制和政党的信任下降，认为政治精英无法真正代表其利益和诉求。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针对31个国家的调查中，54%的成年人对本国的民主运作方式表示不满，这反映出民众对政治体制的失望。一些选民对传统政党的政策和主张不再买账，认为他们过于关注自身利益，忽视了普通民众的需求，导致投票参与热情降低或投票行为的非理性化，表现为高弃权率和对极端政治势力的支持。这种政治代表性危机使得政治体制在回应民众需求、实现有效代表方面出现失灵，难以凝聚社会共识和推动国家发展。
经济不平衡与治理失效。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内不同地区、行业和群体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据2022年“世界不平等实验室”发布的世界不平等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在欧洲、北美、拉美等地，收入位居前10%的富人收入占整个国家国民收入的比例分别为36%、47%以及55%等。这种严重的经济不平衡使得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然而，政府在平衡经济发展、调节收入分配和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政策效果不佳，未能有效应对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失业问题和经济增长乏力。在一些发达国家，传统产业衰退导致大量工人失业，而新兴产业的发展又未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使得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矛盾加剧。传统经济治理模式难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政府的经济政策往往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和制约，难以真正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民主制度信任危机。西方选举中的金钱政治、政治献金丑闻以及利益集团对政治决策的过度干预，使民众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公正性和纯洁性产生怀疑。选举过程中经常出现巨额政治献金和利益交换的现象，使选民感到自己的选票被金钱所左右，并且认为存在“深层政府”主导决策。此外，选举程序的繁琐和形式主义也让选民感到自身政治参与的无力，复杂的选区划分、计票规则等，使得普通民众难以真正了解和参与选举过程。社交媒体上虚假信息的泛滥进一步扰乱了民主政治的信息传播环境，干扰了正常的选举，也削弱了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
西方选民理论与现实脱节。西方传统选举理论假设选民是理性、充分知情且能够作出最优政治选择的个体，但在现实中，选民往往受到信息不对称、认知局限、情绪因素和群体压力的影响，其投票行为并非完全基于理性判断。一些选民可能因为对某个候选人形象的喜爱或对其演讲风格的欣赏，而忽视了其政策主张的实质内容，盲目地为其投票；还有些选民在群体中受到他人观点的影响，随大流地作出投票选择。而且选举制度中的选区划分、计票规则等技术环节也存在被政治操弄的空间，导致选举结果往往无法真实反映民意。理论与实践的背离使选举制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也使得民主制度难以真正实现选民的意志和利益。
国家主义高涨与全球化体系危机。从外部环境给西方民主带来巨大压力与挑战。全球化在推动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引发了国家主权让渡、民族文化认同弱化等问题。部分国家为维护本国利益，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与全球化的开放包容的理念相冲突。一些国家在贸易政策上设置高关税壁垒，限制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以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这不仅加剧了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也使得国际关系变得紧张，各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受到阻碍。同时，这也反映出在全球化进程中缺乏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各国在应对全球化挑战时陷入孤立与合作困境的两难抉择，难以实现共同的发展和繁荣。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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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5年1月10日第2版
本期编辑：翟月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