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维汉（1884—1962年）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博物学家。1913年葛维汉抵达四川，在四川生活和工作长达35年，直到1948年从成都华西协合大学退休返美。在此期间，葛维汉对四川历史和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相关学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显著成就。葛维汉一生为发掘、记录、保护、传播和阐释中国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国内外学者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开启三星堆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发掘。葛维汉曾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并凭借《四川省的宗教》一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这为葛维汉深入挖掘和系统阐释中国文化提供了有力支持。
1932年，葛维汉担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并教授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课程，这为他专注于学术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和支持。1934年，葛维汉运用他所学的知识，带领华西协合大学考古队对广汉三星堆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这次发掘引起了当时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三星堆遗址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古蜀世界，而葛维汉主导的发掘工作对于理解古蜀文明发展、揭示其历史背景和文化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发现和研究中国灿烂的文化提供了宝贵材料。同时，葛维汉在发掘工作中采用了现代考古学的技术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早期历史进行了新的阐释。葛维汉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一方面揭开了三星堆遗址科学考古的序幕，促进了四川考古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国学者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更为科学的态度探究和解释中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三星堆遗址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其承载的璀璨文化能够呈现于世人面前，葛维汉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此外，在考古学领域，葛维汉也是最早对四川僰人悬棺进行研究的学者。从1932年到1936年，葛维汉多次穿梭于川南的崇山峻岭之中，进行大量的实地勘探和田野调查，并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创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三篇关于僰人悬棺的文章：《四川古代的白（僰）人墓葬》《川南的白（僰）人墓葬》《有关白（僰）人的历史文献》。在这三篇文章中，葛维汉对悬棺的材质、摆放位置、形状等做了详细的记录与描述，对僰人族源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探索，他的研究向世人打开了一扇了解僰人悬棺的窗口，也为后人研究僰人悬棺提供了参考。
探寻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魅力。作为文化人类学家，葛维汉的主要成就集中于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研究。他曾多次赴川康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博物学搜集和人类学考察，收集了大量关于羌族、苗族、藏族和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日用品和手工制品。葛维汉对这些民族文物进行了系统描述、分类与整理，并将其制作成具有研究价值的标本。在每一次实地调查过程中，葛维汉都会拍摄大量照片，并通过笔记详细描写和记录当地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包括这些民族的历史、习俗、宗教、民歌、传说、语言和生活环境等。这些丰富的民族学调查材料包括民族文物、图片和文字资料，弥足珍贵，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四川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葛维汉不仅注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记录与保护，而且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识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葛维汉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完成了《打箭炉之行》《藏族宗教仪式和节日的笔记》《羌族的习俗与宗教》等研究成果。其中，羌族是葛维汉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特别是对羌族的族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早开始羌族研究的外国学者是英国人陶然士，他提出羌族是古以色列人后裔的观点。葛维汉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认为羌族是中国的土著民族而绝非外来人种，并从羌族的体质特征、习俗、宗教等方面加以论证，他的相关研究成果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同。
1948年，葛维汉退休返回美国后，依然没有间断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根据之前在中国工作时搜集到的详细资料，葛维汉完成了四本著作，即《川苗的歌谣和故事》、《羌民的习俗和宗教》、《中国西南的民族宗教》、《更多川苗的歌谣和故事》（完稿未出版）。在他的著作中，葛维汉将西南地区看作一个整体，客观地分析了西南少数民族间的交融与互动。他敏锐地指出，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西南各民族在宗教和习俗上相互影响，使他们的文化不仅保留了自己的独特之处，也呈现出与其他民族文化元素相融合的特点。
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互鉴。葛维汉在四川生活与工作的35年间，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大量搜集而来的神话、歌曲、经文翻译成英文，收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民俗器物，这些都成为当时西方社会认识中国的重要元素，也是中美两国民间文化交流的象征。
葛维汉的搜集与保护工作还对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博物馆作为陈列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和博物学的场所，以科学的视野将文物搜集与学科研究相结合，并通过举办展览充分发挥博物馆在公众教育方面的作用。这些努力使得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馆藏日益丰富，1936年该馆馆藏文物就达到15885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西南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1944年，为了纪念葛维汉长期以来为博物馆作出的奉献，特将图书室命名为“葛维汉图书馆”。
经过百年沉淀，目前图书馆馆藏资料涉及民国以来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等学科的珍贵资料，已成为国内外学者进行相关研究的重要平台。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5年1月3日第7版
本期编辑：董大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