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凯：文武之争抑或党争——宋初西北弭兵论再检讨

文化 2024-10-07 00:02 湖南

内容摘要：宋代弭兵论一向被认为从属于宋朝的“崇文抑武”政策，即文官政治的产物。然而宋初的西北弭兵论，论战的两方仍然是士大夫群体。通过探讨当时两派意见的分歧，特别是西北弭兵论与援救灵州的措施，以及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群体的关系，可以发现西北弭兵论的背后是朝廷朋党之间的博弈，以李沆为首的政治派系打压张齐贤一派士人，严重耽误了援救灵州工作的展开。另外这也说明研究宋代士人政治不能忽视党争的一面。

对于宋真宗与党项李德明签订“景德和约”，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批评道：“呜呼！谋国如斯，孰谓宋有人邪？周莹、王继英之尸位中枢，不足责也。张齐贤、李沆之咎，又奚辞哉？”王夫之认为姑息党项与二人大有关系，此处不赘。而张齐贤受到指责，应当缘于雍熙北伐失败后他倡导的弭兵论(又称反战论)，尽管李沆未见针对契丹的言论，但他在真宗朝初期的西北“西北”危机中也鼓吹弭兵论，这导致宋朝在党项事务上采取消极退缩方针，终致党项坐大。

宋代弭兵论兴起并成为主流思潮的时代背景，是宋太宗对辽战争的转折性失利。雍熙北伐之后，宋朝在今河北、山西一线面临巨大压力，战争消耗巨大，边地百姓饱受战争之苦。于是太宗朝后期，“姑务羁縻，以缓争战”的弭兵之策顺势而起。学界多认为这一方针从属于宋朝“守内虚外”“崇文抑武”的政策，即文官政治的产物。不过，作为宋初弭兵论研究的奠基之作，陈芳明的论文早就注意到一个现象，张齐贤虽然在契丹事务上倡导弭兵论，但在对党项事务中，他却力主坚守灵州，采取强硬政策，李沆则与之针锋相对，主张放弃灵州。也就是说，针对党项事务，文官群体的意见截然对立，陈芳明归纳为主守派与主弃派，有研究又称为主战派与主和派，或者战守派与妥协派。这或许反映出，弭兵论对于契丹和党项事务，其内涵有很大差异，故本文将主弃派的政治主张称为西北弭兵论。对此，既有研究主要持两种意见：一种大体继承了王夫之的观点，认为其表明宋朝对党项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另一种则认为是出于防御契丹和安边息民的考虑，反映了政治现实主义和儒家民本思想。

但是，前引陈守忠的论文已经提到一个问题，主守派的张齐贤曾受到主弃派李沆、吕蒙正的排挤。有学者指出，李沆当政时期，曾极力摈抑曾致尧、梅询，曾致尧等人与张齐贤均主张坚守灵州，而曾受李沆提携的杨亿，与李沆同样主张放弃灵州。这说明主弃派与主守派的分野当着眼于双方的政治派系。新近研究认为两派分野是在于宋代“异论相搅”的国策，真宗刻意选择与李沆有矛盾的张齐贤担任首相，因此后来形成了以二人为首的主弃派与主守派。但是灵州危机爆发时，张齐贤早已罢相，此时中书门下主弃派已经处于绝对优势，说明这个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其实，早在宋真宗即位初期，对李继迁让步的呼声就占据了主导，然而在咸平四年（1001）、五年（1002）灵州危机之前，从史料中看不到多少主守派的言论，几乎全是主弃派的长篇大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史料中没有反对的声音，真宗时期朝臣曾致尧的家传记载他在真宗即位初上奏，明确反对绥靖李继迁。这些言论为什么在宋代史料中难觅踪迹？有迹象显示曾致尧是因为与当权者不睦，且与主流政治方针不一致，故而遭到封杀。这也进一步说明真宗即位初主守派言论甚为罕见是政治原因，因此有必要对西北弭兵论与其对立面双方论战的政治语境进行剖析,所以咸平四、五年灵州危机期间双方的论战为本文主要探讨对象。

一、张齐贤经略关陕

宋太宗即位后，为统一全国，除灭北汉和伐幽州外，还在太平兴国七年(982)抓住机会取缔了夏州党项政权。这一举动激起了以李继迁为首的党项部族反抗，特别是李继迁将战略目标指向灵州后，宋军在西北战场开始陷入被动。尤其是至道二年(996)，五路大军西征党项未竟全功，以及宋真宗继位后朝廷政策全面转向，都使宋朝逐渐对党项采取绥靖政策。至道三年(997)，宋朝封赐李继迁定难军节度使，将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交还李继迁，然而这一做法终究未能使西北边疆达成和平局面。咸平二年(999)，也即李继迁接受宋朝封赐后两年，辽军大举南下，宋朝河北防线面临巨大压力，无暇西顾。在这种情况下，党项对宋朝西北重新发起了攻势。咸平二年（999）秋，李继迁集中兵力东向进攻麟州，重创劲敌府州折氏。次年九月，宋军辎重部队又在瀚海遭到党项围歼，知灵州李守恩与陕漕陈纬等边防要员阵亡，此事震动朝野。咸平四年(1001)八月，党项又集中重兵进攻环州清远军，仅仅10天左右，这座边陲要塞即告陷落，宋朝的西北边民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就在党项进攻清远军之前，宋真宗因忙于筹划当年“防秋”，遂委任兵部尚书张齐贤担任陕西十三州军安抚经略使，知制诰梁颢为副。不久，清远失陷，西北战局持续恶化，十月丁未(九日)，张齐贤等人回朝上奏，提出自己的意见。他指出现在陕西最大的问题是兵力不足，但河北防线压力太大，无法支援，最好的办法是“激励自来与继迁有仇蕃部，招诱远处大族首领”。而灵州附近除党项外，势力最大的蕃部无疑是以吐蕃潘啰支为首的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六谷部，这封奏疏的核心就在于“乞封潘啰支为六谷王，及厚赐金帛”，借助其力量解灵州之围。因为凉州六谷部一项重要经济来源是对宋的马匹贸易，灵州又是贸易必经之地，所以潘啰支绝不会坐视李继迁“断彼卖马之路”。只要凉州出兵，陕西宋军再加以配合，则“灵州孤垒，未至忧虞”。

身为文臣的张齐贤颇富军事才干，他看出要解决目前两线受敌的困境，宋方也必须仿效辽国寻找盟友，而凉州六谷部就是非常理想的选择。他尤其指出宋朝的王爵封号之于潘啰支对抗李继迁的重要性，因此请封其为“六谷王、招讨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结果潘啰支仅受封“盐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尚不及宋朝封李继迁之节度使。尽管后来联合吐蕃成为北宋长期坚持的方针，但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张齐贤身处西北前线的时期，这一政策在朝廷却遭遇诸多阻力。另外就在当月，张齐贤上言“请募江、淮、荆湖丁壮八万”，亦直接为真宗驳回。

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张齐贤与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群体及与他们交好之人大都关系不睦。雍熙三年(986)，王淮之兄王沔先后在枢密院与中书门下任职，就与时任签署枢密院事的张齐贤和参知政事陈恕不和，淳化二年(992)四月，张、陈二人并参知政事，又与王沔发生摩擦，卷入此事的王禹偁后来亦为张齐贤弹劾外放。咸平元年(998)及三年（1000），颇受寇准、李沆信重的王济又多次与张齐贤发生龃龉。王钦若后来不见容于李沆、王旦等人，有学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曾经附和张齐贤打击王济。张齐贤于咸平元年十月与李沆同时拜相，至三年十一月罢相，其间与李沆、王旦、寇准、张咏等人多有角力。张在当年十一月因醉酒失仪罢相，极可能是因为时任言官的李沆恩主、王旦岳丈赵昌言的弹劾。咸平五年(1002)，张齐贤还与这一榜的向敏中因薛居正儿媳柴氏改嫁一事发生冲突。张在咸平三年十一月罢相后，向敏中拜次相，王旦升参政，宋湜擢枢副，加上首相李沆，朝中已是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的天下。因此张齐贤经略关陕时受到诸多掣肘，也就不难理解。以招募丁壮一事，张奏请在江、淮、荆湖等未经战乱、民力充足的地区施行，真宗认为“此不惟动摇人心，抑又使南方之人远戍西鄙，亦非便也”。可咸平五年，侍御史吴蒨“奉诏与陕西转运司点缘边丁壮充保毅军，凡得六万八千七百七十五人”。据史料记载，朝廷下诏民力疲敝的陕西“家出一丁”，是在咸平四年九月庚寅(22日)，时值清远军失陷之后，也即真宗驳回张齐贤奏议的19天前。而且真宗对于募集丁壮的建议并非一概拒绝，吕蒙正等上奏，“阙兵非取于民不可得，请于河南诸州籍丁壮，量数抽取”，真宗虽然认为“如此，必有骚动”，但也承认“然戍兵未充，卫士尚少，不得已也”，结果“卒从之”，最后“(咸平五年)五月，诏集近京诸州丁壮选隶军籍”。显然张齐贤的提议和吕蒙正的提议，结果大相径庭。另外张齐贤请封潘啰支六谷王一事，真宗下此事于政事堂集议，宰臣虽然认为授刺史“名品太轻”，但“未付节旄而加王爵，则典制非顺，招讨使号不可假于外夷”，主张“授防御使，俾兼都巡检之职”，于是仅封潘啰支“盐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如前所述，此时宰辅群体势力最大者，便是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群体，多与张齐贤不和，则张连上两疏不得采纳恐非偶然。

那为什么以前针对契丹的弭兵论，未见李沆等人与张齐贤有过如此矛盾？雍熙北伐结束时，张齐贤刚入中枢，担任枢密院副职，李沆等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更是还未显达，实际上这个时候朝廷的党争是在赵普等元勋旧臣与胡旦、赵昌言等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之间展开。如前所述，张齐贤与李沆等人开始产生摩擦是在雍熙三年（986）后，双方矛盾激化要到咸平元年（998）以后，此时才有可能对政治产生影响。

总之，李沆、王旦、向敏中大都不认为灵州有坚守下去的意义(见后讨论)，但身处前线的张齐贤不这么认为，他受命陕西十三州军经略安抚使，就是要化解西北危局，理所当然全力救援灵州。然而在李沆等人眼中，如果此时灵州围解，张齐贤功莫大焉，或可借此重返权力中枢亦未可知，这显然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张齐贤等人与朝廷当权派就灵州一事的冲突远未结束，在后来的一系列事件中继续若隐若现，表现尤其明显的是西北沿边城寨修筑的问题。

二、西北筑城之争

对骑兵不占优势的宋军来说，野战往往需要城塞堡寨作为战术依托，防止侧翼遭到骑兵迂回，并且战局不利时可以迅速转入防御。这样才能对抗数量相当甚至占据优势的骑兵，因此沿边修筑堡寨成为北宋扼制党项一以贯之的做法。不过咸平四、五年间朝廷与陕西前线关于西北沿边是否筑城，于何处筑城展开了一系列争论，争执的背后似乎不仅仅是战局本身。

咸平四年（1001）八月，陕西转运使刘综在奏疏中重提何亮《安边书》的建议，奏请于浦洛河(一名溥乐河，今宁夏灵武县西南苦水河)建城为军。这直接为真宗否决，理由是“然既立城郭，又须屯兵，屯兵不多，寇来不可出战，止于闭壁自守，则军城之立未见其利也”，真宗并未说明军城不屯重兵的理由。不过十月朝廷下诏，“宜令三司众官议军储经久之制，务令济办，不致扰民”。这说明朝廷担心军事物资的征集与输送会给百姓带来较大负担，否决筑城浦洛应当与此有关。这一顾虑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说仅仅是为顾惜民力，则此后朝廷商议筑城绥州(治今陕西绥德县)，便无法理解了。

先是，边臣请城绥州，大屯兵积谷，以遏党项，朝臣互执利害，久而未决。诏令中书、枢密院会议，而吕蒙正、王旦、王钦若以为修之不便；李沆言修之便，但恐劳民；向敏中、周莹、王继英、冯拯、陈尧叟皆曰修之便。上以来境土遐邈，不可遥度其事，乃命比部员外郎直史馆洪湛、侍禁閣门祇侯程顺奇同往按视焉。

有学者据此认为吕蒙正、王旦反对修筑，甚至有研究认为吕、王、李三人均反对筑城绥州。如果反对意见非常强烈，断不会在派遣洪湛实地考察后立刻决定付诸实践，更重要的是有文献记载了吕蒙正对于洪湛考察报告的态度：

(咸平四年闰十二月)十九日，诏筑绥州城。时程顺奇使还，言于石、隰州沿边相度建城，询于吏民，其利有七而害有二。帝召宰臣于便殿，出(洪)湛等奏，曰：“利害昭然，卿等所见如何？”(吕)蒙正曰：“利多害少，乞行(與)［興］修”。故命筑之。

这说明吕蒙正等人实际上支持筑城绥州。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遣赴西北考察的洪湛，恰恰与李沆、王旦等人交好。尽管绥州城在仁宗朝以后战略地位凸显，但这一时期党项的战略重点是灵州，宋军在其南面约120里的浦洛河筑城，有利于灵州解围。而在距灵州近千里脚程的绥州筑城，则这方面的意义不大。实际上“其城(绥州城)则据山，四面甚险，真边陲之郡也”，“州控扼高深，形势雄峻，为鄜、延之门户”，其作用更在于陕西五路东部的防御。因而对于筑城之争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主张城浦洛者基本主张援救灵州，主张城绥州者，大都着眼于陕西东部的防御，不可避免地导致放弃灵州这一后果。其实考察两派分野，持前一项观点的刘综、何亮等人与张齐贤一样主张救援灵州，王钦若也未见与张齐贤有多少矛盾。持后一种意见的李沆，除主张放弃灵州外，他和向敏中也与有相同看法的吕端、李至和杨亿等人交好。

城绥州之事峰回路转，受命经度筑城事宜的石隰兵马钤辖孙全照在咸平五年（1002）正月与二月间上奏，“乃言筑城非便”，朝廷只好再遣知天雄军钱若水与并代钤辖陈兴赴实地考察。钱若水等人考察的结果，绥州有五点劣势不利于筑城，终究还是罢筑。身为武将的孙全照长期处于西北前线，素来“好勇多言”。钱若水虽长期在朝任职，且曾受寇准知遇，但一向群而不党，历年所上章疏也无明显主弃或主守倾向。他们反对筑城绥州应该更多是从西北战场实际出发。

与张齐贤请封赐潘啰支、刘综奏请筑城浦洛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咸平四年（1001）十二月，知镇戎军李继和、陕漕刘综先后上章建议修筑镇戎军城。笔者浏览所及，似乎未见反对意见。而且在此之前，京西转运使卢之翰也因曾经阻挠修筑镇戎军而被罢黜。那么就有必要仔细揣摩真宗即位之时与咸平四、五年间的政治形势。至道末咸平初朝廷刚经历继嗣之争，真宗正清洗李太后、王继恩一党，李继隆兄弟主持的镇戎军修筑遭到反对被废罢，也在情理之中，当时任职陕西转运司的卢之翰不过是看准了风向。而咸平四、五年间时过境迁，李太后的势力早已瓦解，王继恩已于咸平二年（999）死于贬所，李继隆也投闲置散多年，表现恭顺。且李继和素来与李沆等人没有矛盾，也与张齐贤等人过从不深，反而是李继隆与李沆一系的杨亿交好。还有，镇戎军虽然在西北边防中的作用也很重要，究不如浦洛城那样可以直接对灵州形势发生影响，因而朝廷当权派没有必要加以阻挠。

各派对筑城行动看法不一，救援灵州的工作也无疑会大受影响，差不多此时，是否放弃灵州的争论再一次激烈起来。

三、灵州守弃之争

如前所述，尽管放弃灵州的主张由来已久，但咸平四年（1001）以前，史料中关于主守派的记载太少，难以展开讨论。之后的情况大有改观，史料呈现的双方论战渐趋激烈。咸平四年九月清远军失陷后，知宁州石熙政上言，矛头直指主弃派，“盖朝廷素不留意”，知枢密院事周莹斥为“岂得如此悖慢”。十月张齐贤自陕西使还，系统阐述自己对西北战局的意见，主张以重爵联结凉州蕃部，共同对付党项。十月河北宋军在长城口、羊山等地大败辽军。或缘于此，十一月秘阁校理吴淑上奏建议在河北编练民兵，以抽调河北禁军西征李继迁，并联络西北其余部族断其后路。随后李继和、刘综又先后上言修筑镇戎军之便及开屯田之利，甚至直集贤院梅询主张将灵州授潘啰支，以鼓动其出兵进攻李继迁。一时间主守气氛高涨，朝廷遂颁下重赏，鼓励西蕃诸族进攻李继迁，稍后又准备遣使凉州。

与以前章奏接踵而上，声气互通不同，史料中迟迟未见主弃派动静。直到十二月才有知制诰杨亿呈上章疏，该奏疏似乎有不少内容可以商榷。“且如尧、舜、夏禹，圣之盛者也，地不过数千里，而明德隔天，四门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地东不过江、淮，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太原，而颂声并作，号为至治”，以尧、舜、禹、武丁、成王之典故来说明治政在德行不在疆域，未免以古论今，不顾及宋朝的实际情况。“必以失地为言，即幽蓟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为”，认为尚未收复的地区所在多有，没有必要斤斤计较于灵州的得失。可是幽云、河湟地区宋朝建立以前已经不为中原王朝控制，而灵州即使五代时期还一直归属于中央王朝，多任朔方或灵武节度使还由中央任命。至于说灵武无益于宋朝的马匹贸易和西北边防，以及党项“罔知耕稼之事”，得灵武亦无用，如果从后续事实来看，诸如此类观点无一不被证明是失算。或许杨亿的奏疏为主弃派打了一剂强心针，后者的声势又有所抬头，连远在陕西前线的刘综也“闻朝议欲弃灵州”，可能连镇戎军也有人建议放弃。刘综于是再次上奏，重申主守派的意见，首先强调以宋朝的人力物力，没能消灭李继迁，是因为“赏罚未行”“任非其材”，放弃灵州，正中党项人下怀。且灵州是西北屏障，理应固守，“稍后于浦洛河建城为军，于此屯兵积粮，为之应援，此暂劳永逸之势也”，还有镇戎军邻接灵州地域，一旦放弃，则原、渭等州都需要设防，两相比较，后者的花费显然更多，“则利害之理昭然可验矣”。主弃派最致命的一条意见，就是强调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灵州自顾不暇，又哪里谈得上有屏蔽陕西沿边的作用。举凡张洎、田锡、李至、杨亿的奏疏无一不是花大量篇幅论证这个问题。而刘综的奏疏居然没对此作回应，只是很空泛地说“灵州民淳土沃，为西陲巨屏，所宜固守，以为扞蔽”。好在这个问题，史料中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咸平)二年，羌果反，围灵州。议臣请去灵州勿事，公(曾致尧)议曰：‘羌所以易拒者，以灵州缀其后也’”。曾致尧一语点破灵州的战略意义，正是因为灵州控制在宋军手中，从侧背进行牵制，西北游牧民族不敢全力袭扰边境。另外，中书门下召丁忧在家的前陕西转运副使郑文宝询问灵州事宜，郑献《河西陇右图》，分析地理形势，坚持灵州不可弃。真宗又分别询问宰相李沆及刚从前线返回的张齐贤，李沆直截了当地表示“若迁贼不死，灵州必非朝廷所有”，坚持将灵州军民尽数撤回内地，关陕百姓的负担也就大大减轻了；张齐贤作了让步，同意撤退灵州军民，提出必须发兵接应，“灵州斗绝一隅，旁无援助，南去镇戎约五百余里，东去环州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须攻夺，则城中之民何由出，城中之兵何以归。欲全军民，理须应接”。但张齐贤与主弃派最大的不同在于是否将灵州户口合并到内地州郡，如真宗即位初李至就主张“移朔方军额于环州”，实际上就是撤销灵州行政建制。而张齐贤则建议“因取灵州军民置于萧关、武延以来，据险就水建一寨，侨置灵州”，即侨置灵州于原州等地。有研究认为这表明张齐贤主张放弃灵州，这种说法显然忽略了下文“羁系蕃汉土人之心，裁候平宁，却归旧贯”，也就是说侨置灵州是要保留其行政建制，以安定人心，等局势好转，再返回灵州。更重要的是，下文还有“然后纵蕃汉之兵，伺便奋击，我则按重兵而观利，度贼势以设谋”，即张齐贤先前的提议，是以重爵厚赏鼓动凉州吐蕃进攻党项，宋军则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到时一举破敌。

历览西北兵兴以来主弃与主守两派官员，存在一些较隐晦的疑点：作为知制诰的杨亿所上奏疏与昭文相李沆多有契合本不足怪，但杨亿得掌诰命正是由于李沆的鼎力推荐，李沆这么做除欣赏杨亿外，也是为打压真宗原拟任命的知制诰梅询，故用杨亿取而代之；而梅询既不为李沆所喜，关于灵州问题的看法又多与张齐贤一致，恐怕并非巧合。另外主弃派的干将曾致尧同样不受李沆青睐，反而曾受张齐贤推荐，拟掌诰命，后来张经略关陕时也欲引为副手。归根结底，两派的代表人物李沆与张齐贤，矛盾由来已久，故灵州守弃之争恐怕不仅仅是简单的政见之争。同样，寇准作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群体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与李沆、王旦一向交好，而与张齐贤多有冲突，其为人个性刚直，素来主张对外强硬，却似乎未见关于灵州问题的只言片字，则政治斗争影响政治见解，斯为一例。

不过，李沆奏对时的背景，史料记载是“上访于左右辅臣，咸以为灵州乃必争之地，苟失之，则缘边诸州亦不可保。上颇然之”，按记载似乎朝廷已偏向于张齐贤。然而前引张齐贤奏疏中却有这样的词句，“当城镇完全之日，碛路未梗之时，大凡中外常人言合弃者已众，引清远军近遭攻陷，青冈寨辄自焚烧，兵势人心，伤沮数倍，即今来所议弃者益多”，则似乎局势对己方不利。这颇有抵牾的记载或许反映的是当日朝廷上下争论之激烈，谁也不能压倒对方。故最后双方谋求妥协，制订了一个折衷的方案，张齐贤同意暂时放弃灵州，撤退灵州军民，但是必须发兵接应，等局势好转再返回灵州，所以侨置灵州安顿军民；李沆等人应该也同意了这个方案，否则朝廷随即组建行营西援灵州，假若没有得到以李沆为首的宰执群体首肯，很难想象真宗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四、宋廷与凉州吐蕃的微妙关系

如前所述，咸平元年（998）以后，陕西宋军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兵力不足，故张齐贤提议联合西凉六谷部共抗李继迁。其实凉州蕃部早有与宋朝联兵的意愿，灵州道是当时西凉蕃部与宋朝进行马匹贸易的主要通道，李继迁叛宋后，阻断灵州道，多次劫夺吐蕃马匹，双方互相攻杀，所以凉州蕃部多次朝贡，奏请联手对付党项。但直到灵州被党项攻陷，宋朝也未与凉州蕃部进行联兵。既有研究多认为宋朝决策机构因循迟滞，效率低下；或者统治者并无诚意，庸懦无能。但是宋朝有几次遣使凉州付诸行动，却又临时取消，这说明宋朝的消极态度背后还存在政治隐情。

咸平以前每逢凉州蕃部诉党项劫掠或要求联兵时，仅仅“诏答之”“赐币以答之”“上厚赐之”。当时或可理解为西北宋军应付党项行有余力，不想多与吐蕃纠葛，以免一方坐大。咸平元年（998）以后，大量部队抽调河北，陕西兵力严重不足，在西北战线上寻找盟友就非常迫切，朝廷却仍然举棋不定。咸平四年（1001）十月在李继和、张齐贤的一再奏请下，才封西凉六谷部首领潘啰支为盐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面巡检使，不久又封折逋游龙钵宥州刺史，部将褚实奇等人怀化将军。之后朝廷加快了进度，真宗接连出台了几项措施，首先在当年十一月下诏“西蕃诸族有能生擒李继迁者，当授节度使，赐银綵茶六万；斩首来献者，授观察使，赐物有差”；次月如京副使宋沆、太常丞梅询分任西凉安抚使、副，准备出使“秦陇以西诸戎使攻李继迁”，看来双方联兵已如箭在弦上。可是该年底，知镇戎军李继和上奏，“得潘罗支书，见发兵讨迁贼，部下李万山愿得王师援助”，得到的答复却是“朝廷有出师之期，当即诏报，宜整旅以俟”。之后，镇戎军又上报凉州卑宁族归附及贡马，称“愿备驱策”，朝廷也仅仅答以“诏慰奖，厚偿其马值”。笔者所阅史料未见朝廷言及联兵，这是否因为宋军准备尚不充分，因而难定师期？前述潘啰支愿意承担主攻任务，则以陕西驻军支援吐蕃应该就足够了，不必另外出动中央禁军。与此相关，咸平四年（1001）十二月癸丑(十六日)受命出使西凉的宋沆、梅询，直到闰十二月甲午(二十七日)，仍迟迟未成行。不久，朝廷组建西面行营援救灵州，真宗说了这么一番话：“朕观盟会图，颇记吐蕃反复狼子野心之事，今已命王超等出师，若难为追袭，即灵州便可制置，沆等不须遣，止走一使以会兵告潘啰支可也。”既有研究认为真宗是鉴于唐朝“平凉劫盟”事件的教训，因而慎重对待与凉州蕃部的接触。不过仔细分析，尤其是联系后来发生的几件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有学者认为这段材料表明朝廷始终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来看待吐蕃，因而不能给予凉州蕃部充分信任。如果这个理由成立，那朝廷宽待李继迁便不好理解了。当然特定时期，宋朝还是有人表面上对李继迁的看法不错，如至道三年（997）户部使张鑑主张罢陕西力役，以灵州赐李继迁，“使怀恩奉籍”。但更多的是主守派认为其靠不住的看法，淳化五年（994）王显论太宗纳降李继迁之事虽“深得绥和之道”，但仍然认为“戎狄之性本无常”。至道三年底朝廷厚封李继迁后，知代州柳开上言，认为党项“侵渔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就是主张放弃灵州最坚定的田锡，对李继迁的评价也是“狼子野心，终是异类”。或许最值得推敲的是主弃派中王禹偁态度的变化，在淳化五年（994）党项反叛时，他还引别人的话评价李继迁，“此贼未是由衷，必恐终怀反侧”；可是至道三年真宗上台，朝廷上下一片招安之声，王亦上疏赞成，主张授李继迁节制夏州的任命，“彼必感恩，此亦不战屈人之师也”。可见，党项并没有因为反复无常失去宋朝信任。况且吐蕃背盟也过去了200余年，党项出尔反尔却就在当下，特别是真宗以五州之地封赐李继迁，使其恢复故土的抱负实现，党项却仍然撕毁协议，重新刀兵相见，可宋朝却一再姑息纵容。所以，仅仅因为200多年前的平凉劫盟就认为凉州蕃部不值得信赖，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

其次，朝廷不仅仅是罢出使凉州而已。咸平五年（1002）三月，张齐贤在奏疏中提到，“臣昨于缘路见勾回渭州赐六谷分物，不觉寒心”，将原本颁给西凉蕃部的赏赐也中途收回了。这不单单是防止六谷吐蕃坐大，客观上可能在凉州与朝廷之间制造不愉快的气氛，张齐贤就认为“蕃部贪财，尤重诚信。朝令夕改，岂可忽诸”。还有一点，对联合六谷，张主张最力，又身负陕西十三州军经略安抚使之责，于情于理都不应该置身事外，至少真宗总得手书咨询。可是罢出使西凉事在咸平四年（1001）闰十二月，张在次年三月所上奏疏中才论及此事，则其基本不知情。而且如前所述，赏赐是在已到渭州的情况下才突然被收回的，很可能朝廷意见突起变化，故张在奏疏中云“不知何人画谋，恩泽已行，为之中辍”。如此，宰辅群体的嫌疑很大，联系张上疏前发生的一件事，就更值得怀疑：

(咸平五年二月)会凶人刘煜、僧澄雅讼执政与许州民阴搆西戎为叛者，诏温仲舒、谢泌鞫问，(谢)德权监之。既而按验无状，翌日对便殿，且奏其妄。泌对曰：“追摄大臣，狱状乃具”。德权叱之曰：“必欲陷大臣耶！若使大臣无罪而受辱，则人君何以使臣，臣下何以事君？”仲舒进曰：“德权所奏甚善。”上乃可之。

其下李焘注曰：“不知大臣谓谁，今姑从本传”。按“大臣”在宋代可作为宰辅的代称，作为被告的“大臣”无从查考，但是主审官员的态度存在问题，尤其是谢泌，主张直接审讯“大臣”。谢泌经历存在疑点，他也是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即李沆等人的同年；有史料显示他还推荐过王旦；更重要的是，他曾在真宗即位初上疏发表对党项事务的看法，“又(李)继迁小有不恭，不足深责。平城之事至弱也，汉祖行之以安天下。近代石晋用景延广之言以绝和致天下横流，岂得为强？闻彼所贪嗜者禽色利欲，汉祖明皇所用之计正可以弭敌心”，也主张招抚李继迁。又景德四年六月，真宗以太原须“大臣镇抚”，派人咨询张齐贤能否出镇并州，张婉言拒绝，理由是“但前知荆南、青社，皆是内地，尚为近臣所谗，欲置于旷散，今若守边镇、领武事，安敢自保无过耶”？则其为当权派中伤已司空见惯。联系诸多疑点，则朝廷突然中辍出使西凉及颁赐礼物之事当非偶然。

再次，宋朝西北前线与凉州蕃部稍后发生了变故，影响极为恶劣：

(咸丰六年春正月)庚戌，泾原部署陈兴等言：“潘啰支遣咩逋族蕃官城逋驰骑至镇戎军，请会兵讨继迁。本军疑其无牒文，遂护送至部署司，城逋惧而逃逸，坠崖死，护送者枭其首”。上曰：“此即泥埋之子，凡再诣阙，朕皆召见之。盖念其父子向化，屡败迁贼尔。泥埋二子，城逋其长也，次曰屈子。如闻彼方之人，悉畏城逋。既两诣阙，镇戎官吏，岂不识之？乃疑其诈，又不能防之以理，致令奔遁，复枭其首，异俗闻之，宁不怨憾！可遣使乘传按劾镇戎官吏，仍令渭州以礼葬焉。”

既有研究认为这是一起偶然事件。然而，城逋乃与李继迁数战有功的咩逋族酋豪泥埋之子，真宗云其曾两次随父朝觐。早在咸平四年（1001）城逋入贡之时，真宗“又令城逋籍其族酋长之数以闻，出空名指挥使宣十五道、军主宣三道，委知镇戎军李继和填名给之”，因而“镇戎官吏，岂不识之”，怎么会疑其有诈？既然护送至部署司，又怎会逼得其逃跑？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城逋身死，官吏竟然枭首，这大致就是对付敌人的手段。以上这些疑问，还大都发自真宗本人。此时知镇戎军为张佶，考其虽强于边事，但后来一向对边地蕃部采取强硬政策。知秦州日，“开拓疆境，边部颇怨”，与蕃部争利也“不甚存抚，亦不奏加赉赐”，甚至对联合吐蕃对付党项，“(张)佶奏请拒绝”。则城逋身死恐怕是预谋，特别是枭首的做法，不排除毁灭证据的嫌疑。虽然不能明了其意图，但这样性质恶劣，影响重大的行为，背后若无强有力的政治势力支持，也是不合情理的，张佶也的确没有因城逋事件受到严惩，仅仅是由泾原路钤辖兼知镇戎军改调麟府路钤辖。联系这一系列事件，背后或多或少地都牵涉到朝廷政治斗争，换言之，宋廷与凉州吐蕃的微妙关系实际上反映出的是灵州主弃派与主守派的博弈。

余论

柳立言近年撰文认为，以往关于宋代“轻武”或者“抑武”的认识需要重新考虑，宋代武人受到重视的现象也很普遍。此前就有研究揭示，即使在儒家理想主义高涨的宋仁宗庆历年间，也仍然有武将世家子弟追求边功，以光耀门楣的显著案例。这说明不仅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既有观念或许有重新审视的必要，更重要的是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上要进行适度的更新。黄宽重指出，“新政治史的开展，必须选择利于展现政治意识的题目……新的政治史研究，应进一步寻找能够展现政争中各方运作、讨论的议题。好比‘民情’或‘恢复’等题目，均有助于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开拓新的研究方向”。

宋初西北弭兵论通常被认为是宋代文武关系的一个反映，对这个议题进行政治语境的剖析、政治场景的还原，可以发现其实质还是士大夫团体的派系倾轧。余英时在探讨北宋中后期“国是”法度化下愈演愈烈的党争时指出，从前真宗“且要议论相搅”是由于“国是”的观念还没有成立，皇帝则高居一切议论——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之上，可以凭“宸衷独断”而任意去取，甚至随时改变。这也表明北宋前中期“异论相搅”的政治文化较大地缓和了朋党倾轧的烈度，为不同政见的士人提供了发表见解的政治氛围。

另一方面，“祖宗之法”这个宋代政治文化的核心议题从宋初就开始逐步生发，真宗朝尤为各种措施定型的时代。注重镇静、抑制浮薄是祖宗之法在真宗朝前期的体现，持西北弭兵论的李沆一派士人是此时推动祖宗之法形成的重要力量。那么，西北弭兵论显然展现出祖宗之法过去为人忽视的一面，即镇重安静、抑制浮薄的风气同样也为当权派起到了打压政治对手、抑制对方势力发展的作用。咸平五年（1002）灵州陷落不久，知雄州何承矩就对朝中派系倾轧，敢于阻挠对方建议及措施的现象抨击称，“或文武中有抗执独见，是必别有良谋，请委之边任，使施方略，责其成功。苟空陈浮议，上惑圣聪，只如灵州足为证验”。因此，朱熹尽管对李沆有所褒扬，但也评价其“然与不兴利事，皆落一偏。胡不广求有道贤德，兴起至治也”？从这个角度而言，朱熹点出了当时问题所在。同时也提示我们，宋代士人政治还有更为丰富的面相等待发掘。

文章来源：原刊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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