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万章：书画鉴定中的款识与断代问题

文化 2024-10-04 00:01 湖南

在古代书画中，不同时期的书画家都有不同的署款习惯。通过各自的署款式样，可以大致判断书画的时代。这是书画鉴定中的辅助依据之一。因此，我们考察古代书画的时代风格时，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书画家所题款式中，一般有上款和下款之分。下款是指作者本人的名款，一般指署款;上款指接受书画的人的名款，但不是每件作品都有上款。一般说来，多数作品都是有下款或钤印记的。

宋人的署款，一般比较简单，大多只写姓名，也有的加上图名等。一般是用很小的字写在树缝、山石或其它较为隐蔽的地方。广东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北宋人的《群峰晴雪图》，最初被专家定为明代人作品。后来去上海装裱的时候在树缝处发现有“熙宁辛”三个残字，谢稚柳观看后认为应该是宋代熙宁年间的作品。查熙宁年间，只有“辛亥”，因此该作品应该是作于熙宁辛亥年，即公元1071年，是一件有绝对年款的作品。据此可看出宋人书款的特色。

元代的文人画较为兴盛，所以款式基本上是诗、书、画相结合，这以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王蒙及赵孟頫为代表，这种情况到明代中期“吴门画派”的沈周、文征明、唐寅及其传人的款式中达到极致，后来的文人画家几乎都沿袭了这种传统。

图1 明·吴伟《寒江独钓图》，绢本墨笔，116.5×67.5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

图2 明·于谦款识

明代早、中期的不少画家书写款式都比较简单，有不少只署穷款，或只署姓名，如林良、王谔、李在、朱端;或郡望与姓名同署，如“四明吕纪”、“楚江倪端”;或只署字号，如“小仙”(吴伟)（图1）、“平山”(张路)、“海云”(汪肇)、“三松”(蒋嵩)、“再仙”(史文)、“石泉”(万邦治)、“双石”(叶双石);或字号与姓名同署，如“东村周臣”等等。一些宫廷画家习惯署上自己的官衔，如“武英殿待诏泷西边景昭写”、“武英殿直锦衣镇抚苏郡缪辅写”、“直武英殿东皋胡聪写”、“锦衣都指挥周全写”、“锦衣都指挥刘俊写”，这和宋代院画的书款方式是大相径庭的。这种款式一般是直立一行，所以又被称为“一柱香”款式。此外，在明代早期的书法中，也有不少的书款是落上官衔的，如“正议大夫资治尹兵部侍郎于谦书”(《楷书题公中塔图并赞页》（图2），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嘉议大夫礼部左侍郎羊城陈琏书”(《题陆游自书诗卷》，辽宁省博物馆藏)、“永乐十六年随次戊戌三月朔旦翰林学士奉政大夫兼右春坊右庶子臣杨荣顿首书”(《楷书题祭韩公茂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这种书款在明代初期的一些“馆阁体”书法中最为常见。

图3 明·陈录《推蓬春意图》卷局部（广东省博物馆藏）款识

明代早期的画家，还习惯直接将画名书写在画中，如夏昶的《满林春雨》(南京博物院藏)、《奇石清风图》(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凤池春意》(广东省博物馆藏)、《半窗晴翠》(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周文靖的《雪夜访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古木寒鸦》(上海博物馆藏)、颜宗的《湖山平远图》(广东省博物馆藏)、陈录的《烟笼玉树》、《玉兔争清》、《孤山烟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推蓬春意图》(广东省博物馆藏)（图3）、王谦的《卓冠群芳》(上海博物馆藏)、沈周的《庐山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这种情况虽然在晚明及清代均有所见，但已经不普遍了。这反映出明代早期的一些书款特色。

图4 清·王时敏信札

明代后期到清代前期的信札中，很多人习惯在书款之后加上“左冲”或“冲”字样。本来原意是表示此信结束了，是“左终”或“终”之意，因为“终”字不吉利，所以就改为“冲”。如王铨、李天馥、朱之藩、沈仕、严绳孙、吴伟业、杨文骢、毛大可、史可法及王铎等书画家均如此;也有少数书画家落上“左瑟”(如王时敏)（图4）、“左慎”(如董其昌)、“慎余”(如王原祁)等等。这种特有的书款方式大多见于明末，最晚在清代康熙时期，再晚便没有了，因此可以作为判定时代的一个标志。著名书画鉴定家刘九庵、苏庚春等均曾有专文论及此点，此不赘述。

至于清代以后的书画署款方式，便不再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书画家的构成也比较复杂，出现多元化的书款模式。书画上的题记和他人的题跋也比较多。清代中晚期以后，很多画家习惯在画上题上“仿某某法”或“拟某某笔意”等款式，以表示画必有据。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显示自己的画颇有文化底蕴，这是当时的一个特色，如奚冈的“抚黄鹤山樵修竹远山”(奚冈《修竹远山图》，日本泉屋博古博物馆藏)、任熊的“仿新罗山人粉本，谓长画”(《花鸟图》轴，济南博物馆藏)等，其实画风未必就是仿某家的风格。这是当时的一种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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