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沙,这个1996年划归杭州市的海乡,原是余杭县东南端最边远的公社。26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百万民工战海涂,万顷碧波变良田”运动,使茫茫大海成了肥土沃田;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又使穷乡僻壤跃为全县首富之乡。如今,当下沙列为杭州经济开发区的时候,我们再次踏上了这块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已不再是一望无际的棉田和海风吹拂下婆娑起舞的芦苇,而是一栋栋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一条条阡陌交错的水泥马路。站在平坦宽广的东西大道上,我们的脑海中不禁浮现起昔日千军万马战海涂的壮观场面,我们的眼前仿佛看到了那些身穿白大衣、肩背小药箱,巡回在十里海堤上的医疗队员的足迹。
1971年3月,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余杭县第一人民医院年轻的内科医师王毅,只身来到县围垦指挥部,受命组建医务室。
海涂围垦土地上的医疗工作,有两种形式,一是指挥部医务室固定的上级派驻来的医生,二是遍布每个公社、大队的巡回赤脚医生。
每当一期大围垦战役打响之后,伴随着成千上万民工涌来的还有数十名赤脚医生。他们以公社为单位,安营扎寨,担负着本公社、本大队民工的防病治病重任。指挥部医务室医生在大围垦期间天天巡回在大堤上,遇到抢险时则坚守在工地,随时处置伤病员。同时指挥部医务室还要处理各工地转来的病人。
大围垦期间另一条巡回医疗路线是从白洋桥的指挥部出发,沿着铁路,由南向北到与海宁县交界的翁家埠,再从原路巡诊回医务室。来去廿余里,日复一日,直至这一期大围垦结束。
一期大围垦结束后,每个公社都要留下少数民工守坝护堤,他们的医疗需求就全部落在了指挥部医务室的身上。除了为民工诊疗,也为附近农民看病。虽说是工地上的空闲期,但指挥部的医务室,倒仍显得热闹,人们有病无病,都喜欢到这里坐坐、聊聊。据统计,日门诊量均在20人以上。那时看病,不论民工、农民,一律不需挂号,也不收注射费,只付药品的成本费。从保存的账本上看到,看一次病,最少的仅几分钱,最贵的也只不过块把钱。
海涂围垦工地上的医务人员,有四种类型,一是指挥部医务室的固定医生,二是指挥部后勤组的兼职医生,三是临时医疗队,四是大队流动赤脚医生。
指挥部医务室的固定医生,一般由县级医疗单位的正规医生担任,每人平均工作一年。余杭县第一人民医院内科医师王毅(现为该院大内科主任)是第一任固定医生,也是医务室的创建人。由于医疗需要,翁梅公社红联大队赤脚医生王咬金,被调到指挥部医务室协助工作。在王毅悉心带教下,王咬金进步甚快,成了一名医务室固定医生。人家走,他不走,一住就是十三年,是唯一一名伴随指挥部医务室建立又伴随着围垦结束医务室撤离的医生。此后,县一院姚松银、陈汝育医师,县二院徐叔安、金云松医师,县中医院吴洪根,临平绸厂医务室的肖学展,九堡卫生院的丁焕乔,以及县一院退休的管莲珠、赵志荣等医师,也先后在指挥部医务室工作半年至一年。
长达十余年的海涂围垦,共组织过几次医疗小分队,没有资料记载,但据当事人回忆,1973年组织的一次规模较大。谢金山(现余杭二院)、姚坤寿(现县防疫站)、付元法(现县三院)、吕凤兰(现县一院)、张梅英(现县计生委)五名省卫校毕业生,刚到县卫生局报到,就参加医疗小分队,赶赴下沙,投身到为期十个月的巡回医疗工作中去了。
与医疗室同属指挥部后勤组的还有广播站、拖拉机站、会计室等部门。李建芳(现在省机械进出口公司)是位临平下乡女知青,围垦工程开始后,被抽调到指挥部广播站工作;谢文英,是指挥部的会计。她们由于和医务室毗邻,尤其在大围垦的间隙,常常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天长日久,耳濡目染,学会了一些医护知识,于是便顺理成章成了指挥部医务室的“编外医生”,李建芳兼做护理员,谢文英兼做药剂员。
活跃在各公社、各大队的赤脚医生,是围垦工地上医疗队的主力军。因此,县围垦指挥部要求医务室的正规医生,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外,必须培训他们,将自己的知识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医务室第一任医师王毅,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大队赤脚医生王咬金文化水平低,未经过系统培训,刚到医务室时,不会写处方,无菌观念淡薄。于是,王毅从最基本的医疗知识教起。如何诊断常见病多发病,如何正确书写处方,如何对针筒、器皿进行消毒等等;出诊时,对一些典型病例,又作深入浅出的现场讲解。在王毅耐心、细致带教下,识字不多的庄稼汉王咬金,终于成了一名独当一面的医务室固定医生。除了带教身边的王咬金,王毅还经常被邀请到数公里外的下沙卫生院为赤脚医生讲课。他那丰富的医疗实践,使下沙众多医生受益匪浅。该院诸桂鑫院长至今还记忆犹新地说:“王毅是我的启蒙老师,正是在大围垦时期,王医师为我们卫生院培养了许多人才,如果没有王医师当年的培训,他们就成不了今天卫生院的骨干。”
围垦指挥部医务室的条件十分艰苦,创建初期,只是一间竹片搭建的茅屋。在这间五六平方米的小屋中,既要诊疗,又要睡觉。如有两个病人同时注射,医生便连转身的余地也没有了。
医务室的药品,均须医生去县城购买,没有运输工具,就向后勤组借辆钢丝车,没有搬运工,就请指挥部安排一位民工。从下沙到临平,来回三十公里,民工在前面拉,医生在后面推,满满一车药,往往是从天刚鱼肚白出发,日当中午时方到家。浑身腰酸背疼不说,那条“晴天灰蒙蒙、雨天滑溜溜”的下沙路,就使人够呛。
最困难的是消毒。消毒要用水,都说江南是水乡,而下沙偏偏缺淡水!下沙水质甚差,又咸又苦,用来消毒针筒、器皿,壁上便会附上一层白花花的盐霜。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们食不甘味,夜不成寝。经过多次琢磨,反复试验,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将水烧开后,冷却,再用双层纱布过滤,待第二天放入消毒器中消毒,针筒上再也见不到可怕的盐霜了。
缺乏必要的医疗器械,也常常使医务室陷入尴尬境地。有一次,一位民工突然牙痛难忍来到医务室,经检查,是一颗磨牙出现龋洞,已无须保留,但由于没有口腔科器械,一时只能干着急。情急之下,医务室的徐叔安医生从电工处借了把尖头钳,又托他用粗铁丝赶制了一把牙龈刀,然后用老碱粉去除油圬,在沸水中煮沸消毒。用这些土器械,在局麻下成功地拔除了患牙,使这位民工很快回到工地投入围垦战斗。从此,他们便能省的省,能代的代,能做的做,硬是土法上马,开展了许多专科小手术。
▲施工中的围垦大堤(张长工 摄)
围垦工地上的疾病,以内科、外科为常见。内科主要是感冒和腹泻,外科主要是关节炎和小创伤、常备的药品有盐水、黄连素、氯霉素、青霉素、阿托品、磺胺类等内科药及红汞、碘酒、紫药水、麻醉剂、伤药、膏药等外科药。
下沙,杭州湾的入口,湿润的海风、多盐的土壤,使风餐露宿的民工易患感冒和关节炎。一方面,医务室通过各公社、大队的赤脚医生广泛宣传,积极采取预防措施,如对简易工棚中的地铺,加垫稻草,以防潮湿;避免日晒雨淋,加强饮食卫生;动员民工带足柴草,尽量喝开水,实在困难的也必须把天落水、地渗水反复过滤澄清再喝。另一方面,对出现的病人严密观察,及时给予药物治疗。通过积极预防,及时治疗,在这么一个拥有数万民工的围垦工地,十余年来,流感、肠道疾病得到了有效的防治。
小创伤主要是因搬运石方造成的指(趾)甲压伤坏死,据回忆,大围垦期间,最多时被拔除的坏死指(趾)甲竟有一小堆。创口一般不大,但最大的清创缝合也有十多针的。
突发性疾病抢救也偶有发生。有一年,翁梅公社姚家大队民工赵德云,在一次会战中因不停地挑土而突然昏倒。翁梅公社卫生院驻工地医生接到急诊电话后,立即赶到工地,经诊断为阵发性心动过速,便在现场对症下药,不多久,患者苏醒了,很快又恢复如常。1975年,乔司公社大井大队建联生产队一位四十余岁民工,吃饱马上就去挑土,引起剧烈腹痛。医务室确诊为肠梗阻,赶紧就近送往下沙卫生院,请来县第一医院外科沈伯良医生、内科王毅医生,进行手术抢救。五个小时后,病人得救了。现在,据说这位已七十高龄的老人依然健在。虽然我们没有找到他,但可以想象,这位老人若是回忆到那段往事,定会再次感激医疗队的救命之恩,让他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
围垦指挥部医务室的生活是艰苦的。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物质,来自水乡的医务人员,没有水,比什么都难受。每天,他们只得饮用这种又咸、又苦、又腥的江水。用这种水煮成的饭,就用不着下饭的菜;用这种水洗澡,身上总感到又粘又腻;用这种水洗衣服,似乎总是晒不干。
睡的是地铺。在医务室最里边的墙角下,垫上厚厚一层稻草,铺上一张草席,这就是他们的床。每晚,除了受到“长脚蚊”的骚扰外,还得随时提防“红钳蟹”的袭击。夏天,闷热不透风;冬天西北风呼呼尽往门缝中钻,无法让人睡上安稳觉。
伙食单调。早餐只有稀饭,中午各自蒸饭,伙房供给的通常是千篇一律的廉价蔬菜,见不到油星。晚上,吃饭的人少了,炊事员只好提醒大家:“菜要自己想法解决了。”难得碰上外面有客人来,才能吃到一些荤菜和豆制品,但其品种数量都是很少的。
业余生活枯燥。在大会战期间,还感觉不到,一旦大部队甚至撤离,工地上只剩下少量留守民工时,广袤的海涂上便显得格外空旷、凄凉。没有收音机,更不用奢望电视机。每天,他们最害怕的是漫漫长夜,因为夜幕降临后,他们便无所事事了。有时,他们也会结伴去驻地6515部队营部看电影。那时还处于“文革”期间,电影总是那么几本样版戏,去了几次便索然无味了。到了1977年,条件得到一些改善,后勤组有了一台18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一到傍晚,留守在指挥部的十多名工作人员便套上长衣长裤,团团围坐在电视机旁,直到“晚安”声起。
围垦工地的生活虽然艰苦,在艰苦的环境中还是可以找到乐趣的。
围垦指挥部医务室,大都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第一次踏上社会,头一次领略大海,在他们眼前,一切都是那样新鲜。
围垦工地上到处都是“小地洞”,小石蟹不时地会从洞中钻出来,成群结队遍地爬行,不用吹灰之力,就可拣上满满一脸盆;有时,他们也会去海边“赶小海”,那些小鱼、小虾、海蜇随着波浪被推上海滩时,就成了他们的战利品,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抓到大鱼,这时候,他们便美美地饱餐一顿,改善生活。
中秋期间,他们则跑到三号坝,观赏闻名天下的钱江潮。虽然比不上观潮胜地盐官镇,但却同样能使人感受到排山倒海、雷霆万均的磅礴气势,令人陶醉,令人心旷神怡。
更多的时候,他们吃过晚饭,便相邀了广播站、拖拉机站留下来的几位知青姑娘,坐在高高的海堤上,面对大海,仰望星空,引吭高歌,抒发对生活的向往,对亲人的怀念。
海涂围垦中的医疗工作,还得到了驻地6515部队的无私援助。尤其在围垦的头几年里,交通工具匮乏,医务室没有一辆救护车,即使指挥部,也没有几辆运输车。碰到需要转送杭州大医院抢救的危重病人,只得求助于6515部队。而6515部队每接到医务室的求助电话后,便会迅速派出车辆,全力协助医疗队抢救、转送病人。人们不会忘记,1972年1月29日下午,翁梅公社立新大队党员民工周金荣在运石时,不慎被小火车撞成重伤,生命垂危。6515部队首长获悉后,立即派出汽车,将伤员火速送到杭州抢救。由于抢救及时,伤员保住了生命。军民鱼水情,在这里得到最真实、最生动的展现。
在我们寻访参加过围垦的医务人员中,有医院、卫生院的医生,也有土生土长的赤脚医生,还有不是医生的兼职医生。寻访结束后,当我们整理采访笔记的时候,得到了这样一张网络图:围垦指挥部医务室-公社医疗点-大队赤脚医生,这是一条横线;固定医生-临时医疗小分队-兼职医生-赤脚医生,这是一条纵线。这一纵一横两条线,组成了完整的围垦医疗保健网。县围垦指挥部依靠这个网络,使长达十余年,最多时一次民工超过二万,总民工将近八百万人次的围垦工程,没有发生大的流行性疾病,也没有发生医疗差错和事故,这无疑是围垦医疗史上的奇迹!
围垦海涂,对医务人员而言,是一个大熔炉。在那里,他们的技术得到了锤炼,他们的思想获得了升华。他们回忆这段往事时,动情地说:“在医院时,我们只是一个专科医生,而到了围垦指挥部医务室,内科、外科、儿科、口腔科、五官科、针炙、推拿,样样都干,成了全科医生。只要在围垦工地上呆过,那么什么苦便都能吃了。”
指挥部医务室,对广大民工来说,是健康的保护神、生命的屏障。他们在白衣战士的卫护下,与天斗,与地斗,创造出了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他们说,围垦工地上的医务人员,是整个围恳大军的一部分,正如一首歌中所唱:我们的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十年围垦,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被人们淡忘,昔日围住的万顷海涂,如今有的成了麦浪滚滚的良田,有的则建起了高矗入云的大厦,但是,围垦工地上医疗队留下的足迹,依然清晰可辨,医疗队的精神将永不磨灭。
编辑 | 王迅 刘俊萍
《下沙围垦实录》
往期精彩内容
“径 中径又径”——读《径山志·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