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改革比移民问题更能解决住房危机
作者：瑞恩·伯恩（Ryan Bourne）
来源：英国《泰晤士报》
日期：2024年12月19日
英国的住房危机会不会很快就被简单地视作“移民问题”而不了了之？那将是一次严重的误判，但政治辩论似乎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关于移民政策的整体氛围确已发生转变。工党领袖、现任首相基尔·斯塔默（Sir Keir Starmer）如今指责保守党在搞“一个国家的开放边境实验”。
有一位资深保守党议员甚至私下告诉我，他认为自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就是移民数量过高。随着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和英国改革党（Reform UK）在右翼阵营对保守党虎视眈眈，而工党的规划改革势必面临强烈反对，保守党很可能抵挡不住诱惑，去重复改革党议员鲁珀特·洛威（Rupert Lowe）那句“我们没有住房危机，我们有的是移民危机”。
不可否认，其中确实有一丝真相。自2020年以来，英国的移民数量异常之高。乌克兰战争与此前受抑制的留学相关移民都有所贡献，加之脱欧后相关规则的改变，导致英国国家统计局（ONS）估计，在四年间英国净移民人口增加了250万，几乎相当于伯明翰市的人口总数。
这样的人口激增会给任何住房市场带来压力，因此，在许多城市出现“排长队看房”、“激烈竞租”等场面也不足为奇。正如住房专家本·南伍德（Ben Southwood）所记录的那样，伦敦的租金在截至2024年11月的12个月里上涨了11.6%。
然而，将英国长期的住房难题都归因于移民水平，实际上是一种政策上的推卸责任。无论是人口增长还是收入提高导致的需求上升，本身都不会单独推高房价。房价的形成是需求与供应双方面碰撞的结果。而供应之所以迟迟跟不上，关键在于英国的规划制度把供应堵死了。重点是：并非“需求”或“供应”单方面的问题，而是它们的相互作用。
在20世纪30年代，住房需求上升带来的是更多住房，而不是房价飙升。但二战后，《1947年城乡规划法》（Townand Country Planning Act 1947）以及“绿带制度”的建立，使得英国的弹性规划制度为土地供应设限，并在获得建筑许可上设置重重障碍。随着经济发展触碰到规划体制的天花板，土地和房屋的供应被越收越紧。
直到20世纪90年代，英国房价中位数与收入中位数之比仍然维持在3左右。而如今，Demographia的数据显示，在主要住房市场中，这一比率已达到5。而且，不仅仅是伦敦或剑桥面临负担能力问题。1997年至2022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房价上涨速度是工资涨幅的2.3倍。现在德比（Derby）的房价收入比甚至超过了美国达拉斯（Dallas），普利茅斯（Plymouth）比美国波特兰（Portland）还高，而布里斯托（Bristol）比美国波士顿（Boston）还高。政府的规划管制实际上抑制了土地的潜在价值；一旦获得规划许可，地价就会飞涨。
过去30年持续的净移民肯定加剧了这种需求。有一项政府研究（其估值在较高区间）显示，1991年至2016年间移民可能使房价上涨了20%。但别急着大喊“看吧！就是移民导致的！”——因为同期房价却涨了300%，而这份报告也估计，收入增长带来的影响是净移民影响的七倍以上。可见，房价之所以上涨，是因为无论需求来自何处（人口还是收入），都会碰到一个死活不愿提供足够住房的规划体系。
因此，削减移民并不能替代规划改革。首先，英国已经迎来了更庞大的人口。即使未来的净移民降到零（而这会在劳动力市场上引发大问题），随着工资增长，人们对居住空间、度假房和现代化配套的需求仍会上升。在人们真正想居住的地方若不能提供足够的住房供应，后果不仅是房价越来越贵，还会持续打击富有活力的产业发展。
因此，我衷心希望保守党不要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移民，而应当借鉴加拿大保守党领袖皮埃尔·波利耶夫（Pierre Poilievre）的做法。波利耶夫一直对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政府在住房建设方面的行动穷追猛打，要求其拿出大胆举措。英国保守党也应当如此，一方面监督工党，另一方面要求全面落实规划改革。近日，保守党领袖凯米·巴登诺赫（Kemi Badenoch）就曾与波利耶夫会面，可见这条道路是可行的。
相反，如果保守党只顾着做无意义的反对派，而对移民问题推波助澜，那恐怕就迎合了当下的反移民氛围，但也将错失一次真正解决住房危机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