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机制很重要！
但经济学不能将人类视为机器人
作者：巴特·威尔逊（Bart Wilson）
来源：CapX
日期：2024年12月18日
正如杰出的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所言，经济学家为他们的研究内容感到自豪，这是有理由的。他们研究“经济决策的后果……是基于其创造的激励机制，而不仅仅是所追求的目标。”这意味着后果比意图更重要——而且不仅仅是直接的后果，还包括长期的影响。
经济学的口号是“激励机制很重要！”这确实是事实。当最低工资上涨时，餐馆老板会通过采用自动点餐系统来应对。然而，经济学家往往将这一口号视为自然科学中的一种基本因果原则。
正如索维尔所说，雇主因工资上涨而采用自动化劳动服务这一现象不是观念问题，就像碱金属接触水会引发强烈爆炸也不是观念问题一样。
但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说，餐馆老板在面对劳动成本上升时选择自动化的决策，与化学反应并不相同。这两种现象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
餐馆老板的决策表现出的是智慧的行动，而化学反应并不是。
餐馆老板的决策和化学反应都可以被理解。化学家可以利用超高速摄影技术来研究碱金属接触水时的热量生成和电子转移。
而经济学家可以利用“激励机制很重要”这一原则来理解为什么餐馆老板会在工资上涨时用实物资本代替劳动力。但这些可理解的解释本身并不是智慧的行为。
关键的分类区别在于，将某种现象理解为人类的智慧行为，还是理解为非智慧行为。“激励机制很重要”这一原则并不能从“为什么人类会做出某种行为”的角度使餐馆老板的决策变得可理解。
人类理解他人的行动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这些行动是由一个有感觉、有思考、有知识并希望某种事情发生的人有目的地选择的。
这种感觉、思考、知识和愿望不能被简化为其他事物。理解智慧的人的行为，不能被简化为对非智慧行为的理解。因此，如果我们要理解经济学中的智慧人类行为，就不能依赖于与智慧行为无关的准则或模型。
“激励机制很重要”让经济决策变得可以理解，但它并不能从智慧人类行为的角度解释经济事件。
它缺乏构成人类目的和关系的核心要素——那些模糊而无法测量的情感，或者像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称的“道德情感”。
1933年，牛津哲学家塞缪尔·亚历山大（Samuel Alexander）出版了一本书，试图解释价值的本质，从三种最高价值——美、真理和道德善——的特殊情况入手。如果将“经济学”代替“道德”和“伦理”，他对道德善问题的描述在这里同样适用：
亚历山大认为，当人们怀着强烈的情感追求自己的欲望时，会出现问题。每个人如何同时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当我们的目标不同的时候？我们如何在追求物质和非物质对象的同时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他人？亚历山大认为，这正是伦理学的内容；而我认为，这也是经济学的内容，即如何在日常生活的事务中调整我们的行为以适应他人。
我们可能对为自己获得某些东西感兴趣，但我们关心的是实现这些欲望的方式。我们的动机方向是否与他人的追求一致，还是发生了冲突？
经济学和伦理学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是人类行为的两面。不同的是，经济学关注这些调整的结果——成本和收益，而伦理学关注这些调整的起源——动机或意志的良善方向。
从这个角度来看，索维尔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忽视这些调整的实际结果。我完全同意，但我也认为，如果我们想要解释人类在经济后果中的行为调整，我们同样不能忽视这些调整的起源。
本文改编自巴特·威尔逊（Bart Wilson）的书《有意义的经济学：让繁荣的科学更具人性化》，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可通过Kindle获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