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前景——与贝加商榷
（二之一）
张五常
2005年6月7日
一位同学传来一篇中译文章，作者是老友贝加（Gary S. Becker，一九九二经济学诺奖得主），英语题目是Will China Become the Leading Nation of the 21st Century? Perhaps Not ! 内文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赞赏有嘉，但顾题思义，「Perhaps Not」加个叹号，就不能说对中国的前景是很乐观了。该鸿文的结句：「二三十年后你还活的话，就可知我的怀疑会否被证实了。」
是译文，可能不准，但读来还是感慨千万。一九八一年我写成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初稿，推断了中国会走今天的路，反对之声甚众，而最明确反对的有两位。一位是贝加，另一位是舒尔兹（TW Schultz，一九七九诺奖得主）。后者的来信，直言经济学不可以作这样的推断。但我是搞制度经济的，于今回顾，当年的思维走得远，钻得深，脱离了传统的层面。一士谔谔，犹疑了几个月，还是决定把该文稿发表。几年前读到巴赛尔（Yoram Barzel）的论文结集的引言，他说在一九六九年认识我时，我已经是产权及交易费用的行内第一把手了。我认为巴赛尔的意思，是当时我开始脱离传统。离群之马不一定走得对，不一定可取，只是思维有别，寂寞无人见。
贝加与我的经济基础训练大致相同，但发展起来很不一样。他喜欢看数据，理论以功效函数入手，求均衡，而他的分析能力是行内手屈一指的了。我喜欢在街头巷尾跑，把有趣的琐事夸张地尖锐化，论感受，而推理主要靠想像力。这两种人对世界的看法不同不难明白。如果大家用上同样的局限，结论不会有别，但大家对局限的看法有时很不一样。
从贝加的鸿文的题目说起吧。Leading Nation可译作首位国家，也可译为领导或主导国家。Lead什么呢？肯定不是斗人多！斗武器军备也不对—人家星球大战数十年，中国斗不过。斗政治领导吗？也不对：炎黄子孙的历史从来没有这种意识或瘾头—文化如斯，不容易新潮起来。
人均收入远逊美国震撼指数多不胜数
贝加所说的leading应该是说经济。中国会是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的leading nation吗？是有趣的问题，答案要看你怎样算。以国民总收入算，是否众人说的要数十年才可追上美国呢？不对，如果开放金融与取缔国营垄断，实质国民总收入大约五年可追上美国，但追上也不值得勒碑志之：实质的人均收入还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Leading Nation」不敢说出口。以美元算的国民总收入可以追上美国吗？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不变，十五年恐怕不够，但如果在国际压力下人民币走日圆当年的路，被逼大幅升值，十年追上也有余。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以国民总收入论英雄，中国胜之不武。然而，从民生最实惠的实质人均收入看，中国可能永远追不上美国。人均的天然资产差那么远，知识差那么多，要追上遥遥无期也。从上述的几项经济准则衡量，二十一世纪不会以中国为首。
如果让我转换另一个经济衡量准则，二十一世纪看来是中国的了。那是对世界经济的震撼性。不容易量度，但古灵精怪的指数容易发明，无论你怎样炮制这个世界经济震撼指数，中国考个世界第一是意中事。今天老外对中国经济的大吵大闹，看来不是为了什么国民收入，而是无意识地用上述的今天还没有炮制出来的震撼指数。
想想吧。日本在七十年代中期起，其制造品把整个西方的行家杀得叫救命。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土地是日本的二十多倍（实用的看来少一点）。人民的天赋与耐力中国不比日本差。先天后天皆十倍，三十年前一个日本就以经济左右地球，看中国今天的发展，十个日本的机会显然存在，到时震撼如何不容易想像，而今天想像明天就预先震撼起来了。
不是空穴来风。几年前中国的水泥要进口，今天是天下第一水泥出口国；十多年前国内电话不足，今天上海平均每人一点三个电话；今年落成的东海大桥跨海三十二点五公里，破了世界纪录，三年后邻近的杭州湾跨海大桥三十六公里，再破之；皮具产品，地球上百分之八十多产自中国；ＤＶＤ机是百分之九十；一家鞋厂员工十二万；一家公司每天产出公仔面三千万包……姑勿论什么珠江钢琴了。
无他，人多搏命罢了。北京的丰功伟绩，也无他，只是制造了一个让十三亿人拼搏产出的环境。经济发展就是这样简单的事。当年我读餐死考第一的经济发展学说，可以作废。
这几年衡量中国的经济前景，我老是把日本仔的经验作比较。先天与后天的条件那样相近，假设今天的中国是十个当年的日本不会是大错。日本的经济开始起飞大约是一九五○年。他们当时的科技基础胜于一九八○的中国。但时移势易，这些年世界的科技上升速度破了人类的纪录，中国可以租之，或买之，或学之，或偷之，而今天一种中国发明的办法是公而司之（见下文）。一九五七年我替父亲的公司到日本大阪作工业查考，记忆所及，认为他们当时的形势高于一九九○的苏浙，但远不及今天的中国。
前车可鉴免蹈覆辙延长经济攀升时日
两年多前，我大略地这里加，那里减，在好几方面作了大略的调整，认为日本红极一时的八十年代初期的形势，中国大约会在十八年后追上。这是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震撼如果可以达到日本在八十年代初期的局面，时间大约是二○二○年。但那是十个日本，就是打个五折也不容易想像了。但日本的经济政策出了大错，其震撼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下降了。前车可鉴，原则上大错的政策中国可以避免。
贝加对中国长远前景的怀疑，一个重点是不断上升的，早晚会掉下来—这似乎是个历史规律。他举出战后的德国及日本的例子，二者曾经像中国今天那样，出现经济奇迹，但到了八九十年代就黯然失色了。凡升必降可能没有错，但历史的经验是可能繁盛三几百年，也可以像德国与日本那样，风生水起只得三几十年。中国要争取的不是永远只升不降，而是要尽量延长继续攀升的时日。这是要懂得避免重蹈他人的覆辙了。
中国能绕过历史规律持续发展
（中国的前景二之二）
张五常
2005年6月8日
贝加对中国长远前景的怀疑，一个重点是不断上升的，早晚会掉下来—这似乎是个历史规律。他举出战后的德国及日本的例子，二者曾经像中国今天那样，出现经济奇迹，但到了八九十年代就黯然失色了。凡升必降可能没有错，但历史的经验是可能繁盛三几百年，也可以像德国与日本那样，风生水起只得三几十年。中国要争取的不是永远只升不降，而是要尽量延长继续攀升的时日，这是要懂得避免重蹈他人的覆辙了。
一九九○年我到德国的法兰克福住了一晚，进酒店后不到半小时就对太太说：「德国的经济会有大麻烦，看来上帝也救不了。」为什么这样武断呢？因为是星期天，除了酒店所有餐馆都休息。我问侍应：「是工会搞鬼吧。」他答：「当然啦，凡是假日餐馆不许做生意。」假日是亲友出外进膳最适当的日子，喜气洋洋的，餐馆最可为，但却被逼休息，其工会势力之大令人咋舌，不需要调查了。
一九八二年路经日本的大阪，在市中心的两幢大厦之间的一幅小地，有人小心翼翼地种满了西红柿。到市场问价，一只西红柿美金五元！这比美国高十倍，比东南亚高二十倍，而西红柿可以在转红前采摘，船运相宜。我立刻想到严禁农产品进口是当时日本地价奇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的，日本的经济政策犯了两项大错。其一是禁止农产品进口，其二是在国际压力下，日圆从经济开始起飞时的三百六十兑一美元上升至八十兑一美元（今天大约是一百一十兑一美元）。一个发达国家的币值上升了，在得益者的维护下不容易大幅向下调整。
改革速度快变化
多贝加对中国的发展是看好的，只是对可以维持多久有疑问。我同意他说的：当一个国家变得富裕时，往往会引进一些妨碍发展的政策。我也同意他的看法，一家一孩政策会增加社会负担。然而，他笔下的中国，一些是二十年前的情况，一些是十多年前的情况，一些是今天的。中国的改革速度快，变化多，不紧密地跟进不会掌握到中国发展的脉搏。
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三年前我在一个问题上打转：在最广泛的理念上中国的改革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后来得到的大略，是改革之初权力集中在上头，整个国家没有私产可言，改革权利的界定于是从一张白纸起笔。从一个以等级界定权利转为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北京采用的办法不是横过，而是从上而下，把权力层层下放，层层承包，从省到市到县到村到户。有一条层层分成的税收方程式，改过多次，到今天我还摸不准。这样的发展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产权的结构与维护跟西方的从下而上的发展不一样。尽管还有数之不尽的问题，但经济发展的效果有目共睹，不可能是虚假的现象。
这就是了。中国今天的制度，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自成一家，历史没有出现过。既然效果可观，发展还是向好的方面走，我们不要多加左右，以西方的政制强加进去。见到明显地走向歪路我们不妨大声疾呼，但一大箩的小问题不要管，因为北京当局比我们知得远为清楚。你说这里那里有贪污，这里那里法治糊涂，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这个奇特的发展产出了两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现象，对经济发展是明显地重要的。其一是今天国内市场的自由，冠绝天下。比方说，飞机票价可以分分钟不同；黄牛票价有时炒上，有时炒落；出租车司机与商店售货员，每星期工作三天，工作天没有换班这回事；除了电器用品，差不多所有制造品都可以订造，价格与现成的通常一样。
其二更为重要。那就是我说过的，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的激烈程度，其它国家不可能见到。地区之间的抢生意解释了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合约安排。比方说，贝加认为，知识产权的维护中国有所不逮。从法律与施行的角度看，这观点是对的。但为什么那么多的外资，带他们的宝贵知识资产涌进中国来呢？两年前，一位中山大学的同学，姓周名燕，给我提供了答案。不知她从哪里弄来数十份中外的合资合约，求教于我。我打开看，不到两分钟就大声说：「这些是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呀！」
我曾经在发明专利租用合约（patent licenses）与商业秘密、商标等租用合约上花了几年功夫，看过很多，知道这些合约很难成事，因为监管的困难度极高。想不到中国以合资合约的方法处理，知识产权的拥有者通过公司得到了保障。老外倒也聪明，合资合约中，每件产品的多项专利税列得清楚，且说明公司有没有钱赚也要税金先惠。难怪今天外资可以在中国独资，但很多可独不独。我认为这些合约安排，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迫出来的。
如果民主是指普选投票，我不同意贝加之见，认为中国正在朝这方向走。在权力层层下放的改革中，下层的投票是放宽了，但还没有下放的权力，上头拿得紧。他们对群众集会敏感，重视党员的办事能力。地区的书记一定是党员，是中央下派的监管者，调动常见，可能是避免落地生根，同流合污起来了。
改头换面引进良策
中央的政治体制的运作外人不容易明白，我知得少，但在没有民主普选的情况下，他们考虑民意显然远多于我知道的任何民主投票的国家。他们不会拜你为师，或直接地对你说接受你的建议，但如果你分析得客观、清楚、有理，他们一定考虑。没有普选就有这样的能耐：考虑不需要顾及还要通过普选那一关。逐层考虑，逐层淘汰，我奇怪他们怎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考虑那么多的不同之见。
二十多年了。知道他们会考虑我就继续写下去。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建议曾否被接受，也懒得管，虽然有时他们做的与我说的巧合雷同。我也知道写得清楚很重要，而从经验的概率看，在一个重点上重复又重复地用不同的角度作解释，巧合雷同的机会会增加。
我可以肯定，贝加说的一个走向富裕的国家往往会引进的错误政策，在中国今天的政制下，如果有三几个像贝加那样水平的人不断地写文章反对，不断地解释，这些劣策不会被引进。他们有时把政策改头换面，依了你的你不细察不知道。是奇怪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