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失踪的旧文章，随着“技术辩护”微信公号去年被封而湮没，直到今天早晨从石家庄一位律师的网页中找回来。
侦查阶段律师应该有所作为，面对3种类型的案件，需要针对性开展辩护工作。我们开展工作，切忌充当“第二侦查员”。
1、可能无罪的案件，需要积极与检察机关沟通
可能无罪的案件，律师需要积极与检察机关沟通，而不是与侦查机关沟通。此时律师不与侦查机关过多沟通，一则是避免引起侦查机关的误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权在检察院。律师需要的是积极与检察院沟通，约谈检察官并提交不构成犯罪的法律意见书。
我每年都有几宗不批捕案件，基本都是直接与检察院沟通，提交一份法律意见书，从而获得不批准逮捕的结果。今年办理的郭某抢劫案，就是我会见后向检察院提交一份法律意见书，认为两人之间存在借款不还的经济纠纷，郭某好不容易找到躲债的受害人，拿走他的手机作为担保也是一种讨债的私力救济。我们认为两人之间是经济纠纷，检察院很快做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2、可以取保的案件，需要积极与侦查机关沟通
对于可以取保候审的案件，律师需要积极与办案机关尤其是侦查机关沟通。可以取保候审的案件，一方面犯罪嫌疑人可能构成犯罪，难以进行无罪辩护；另一方面犯罪情节并不严重，可以通过退赃、赔偿、谅解等方式换取不羁押，也是不错的选择。对于企业家犯罪，即使是可以无罪辩护的案件，如果能够“花钱消灾”，我也是积极主张与侦查机关沟通的。
我办理的轻伤案件，只要是不能理解为“过失”从而无罪的，无一例外都是赔偿换取谅解，从而早点把人放出来。我今年办理的“杀猪盘诈骗”案件，甚至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都做了充分沟通，徒弟小周还与公安机关提供的受害人逐一联系换取他们谅解，最后公安机关很快结案移送检察院，检察院很快做出5个月拘役的量刑建议移送给法院，法院很快做出判决。
3、有无罪空间的案件，律师应该谨慎与办案机关沟通
对于有无罪辩护空间的案件而不是可能无罪的案件，意味着公安机关可能存在着重要证据没有收集、关键证据收集方式错误，此时律师应该谨慎与办案机关沟通，切不可“提醒”办案机关去有罪完善证据。律师是辩护人，不是“第二公诉人”，此时需要谨慎行事，除非法律规定律师有义务向办案机关汇报的涉及国家安全等案件。
我在办理叶某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时，发现“两万斤死猪肉”竟然没有称重笔录。我一直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保持沉默，直到法院阶段才突然提出质疑，并申请称重。此时死猪肉早就销毁了，显然不能称重。我提交辩护词时，法官问我，判多久余律师可以接受？我也知道叶某并非无辜，本案不可能无罪，应该“见好就收”。我伸出一根手指说一年，我去做被告人的工作。我作为律师没有义务去指征我的当事人有罪，当然这件事也让一些法官对我很有意见，我振振有词说法院判决不能寄希望于律师“放水”。律师对法院狠一点，法官才会对检察院紧一点，公安机关办事才会认真一点，法院的判决才会公平公正一点，我们的法治才会进步一点。
余安平，湖北英山人，笔名一梭烟雨，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广东惠州。早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后任教于湖北黄冈中学，现为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暨刑事部资深顾问、广东卓凡（仲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广东省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惠州市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还是广东省律师学院讲师、华南师范大学律师学院导师、惠州市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咨询专家库专家。
余律师崇尚无罪辩护与技术辩护，办理有3宗无罪判决、3宗撤回起诉、6宗不起诉、2宗死刑改判、2宗免于刑事处罚等经典案例，还办理了3700万元敲诈勒索改变定性为寻衅滋事判决1年2个月、16.9亿元“套路贷”诈骗改变定性为非法经营判决1年10个月、75.4亿元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改变地位与作用判决1年10个月等成功案例。办案之余，余律师先后出版了《三十而律》《烟雨三国》《小城律师》《技术辩护三十六讲》《青年律师成长三十六讲》等，坚持“每天至少写一篇文章”，认为阅读与写作是律师最好的成长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