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丹 唐蓓 黄磊:国外数字人文教科书中的中国案例及其对中国形象的构建

文化   2024-10-05 00:01   湖南  
摘要:国外数字人文教科书中不乏诸多来自中国的数字人文项目和实践应用案例,对于构建中国形象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文章以约翰娜·德鲁克《数字人文教科书:研究与学术的数字方法导论》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其中的中国历史照片、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中国互赠诗、三维敦煌莫高窟、古汉语程序设计语言等几个中国案例,发现这些案例多来源于国外项目成果,中国原创的案例尚未引起足够关注;案例涉及并展示了中国历史、地理、文化多维度,构建了立体化国家形象;案例分布于多元技术方法的数字人文项目,应用渗透面较泛,传播影响力较大。
引言
国家形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与的总的评价和认定,[1]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国家间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关键。[2]在众多国外对中国形象认知的媒介中,教科书作为教学资源的一种,不仅具有“教本”与“学本”双重功能,一定程度上更是国家意志的反映,影响着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因此各国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该国对中国的态度。[3]当前教科书研究的重心逐渐由教科书内容的研究转向教科书内容的生产、教科书背后隐含的政治、文化与社会脉络研究。[4]
数字人文是数字计算机技术与人文学科的交叉,作为新兴领域,其强调利用多种计算工具与方法(如文本挖掘、数据可视化等)革新文学、历史、艺术等多元化人文学科的研究工具和方法论,通过设计、计算、分析、可视化等手段重塑和改造人文知识。鉴于数字人文课程教学目标兼顾理论学习与实践探索,其课程体系往往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根据一定要求开展数字人文相关项目、实践项目和评价项目。由于案例在人文社科领域作为常用的教学方式,国外数字人文教科书设有丰富的多元化应用案例,涉及文学、语言、历史、地理、艺术等各人文领域,其中不乏诸多来自中国的数字人文项目和实践应用案例,提及众多中国元素。
国外在数字人文教学层面已经相对成熟,以教科书为着眼点,发掘其中的中国案例和元素,进行国家形象分析,并对其原因进行溯源,有助于从侧面了解我国国家形象在国外的认知现状,推动我国对外关系的内涵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和创新价值。本研究通过选取国外数字人文教学中最常使用的教科书及相关教学参考资源,深入挖掘其中的中国案例和元素,考察这些应用案例中包含的中国文化、文学、历史、地理等各个领域的内容,分析其在数字人文各个技术应用领域的渗透情况和传播范围,进而探讨其对中国形象构建的影响和作用。
一、数字人文教科书的调研与遴选
以通用性、广泛性、代表性为选择标准,本研究对当前国外数字人文教科书及延伸资源,如数字化学习资料、数字人文应用平台等进行调研与筛选,初步选定3本教科书
(1)J. Drucker, The Digital Humanities Coursebook: An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Methods for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数字人文教科书:研究与学术的数字方法导论》),London:Routledge,2021;
(2)D.M. Berry, A. Fagerjord, Digital Humanities: Knowledge and Critique in a Digital Age(《数字人文:数字时代的知识与批判》),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7;
(3)A. Burdick, J. Drucker, P. Lunenfeld et al., Digital Humanities(《数字人文》),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2。
在初步选定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考察教科书是否包含中国案例和元素,以便对其开展分析和研究。通过关键词查找等方式,发现《数字人文教科书:研究与学术的数字方法导论》(以下简称《数字人文教科书》)涉及中国案例和元素最为丰富,其他两本教科书则相对较少甚至基本没有,不足以支撑国家形象分析。因此,最终选定《数字人文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开展中国案例和元素的提取与分析,并探究其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和影响。
《数字人文教科书》为拥有20年数字人文领域研究经验的专家约翰娜·德鲁克(Johanna Drucker)撰写。该教科书为数字人文工具和平台的应用提供了关键框架。通过清晰的阐述,循序渐进的章节设计,具有逻辑与条理的内容组织,以及给出相应、精准的实践案例,使得该书更好帮助人们了解数字人文领域。[5]该教科书侧重于数字人文的应用原理和基本概念,每一章都包含了项目、工具或平台的案例。通过案例分析,展示了数字人文的应用原理和基本概念。该书的目标是对数字人文课程进行补充,提供了一系列模块学习,每个模块都围绕一组关注点和主题、思想实验和问题,以及对工具、平台工作方式的具体讨论。该教科书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并清楚、详细地阐释了数据、元数据、分类、界面、可视化、网络分析、主题建模、数据挖掘、映射和网络演示方面的专业知识与知识产权问题相结合。该教科书通俗易懂、引人入胜,对于任何在数字人文、图书馆和信息科学、英语或计算机领域教授或学习的人来说,都是一本有用的指南。该书提供了数字人文框架,也可为人文学科工作的学者提供帮助。[6]
二、数字人文教科书中的中国案例
研究采用文本挖掘技术明确教科书中所包含的中国案例和中国元素等相关信息和内容,通过中国元素的代表性检索词表来智能化匹配和捕捉教科书中的相应表述和文字,进而进行深入发掘和考察分析。同时,教科书延申资源也是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包括介绍、展示或涉及中国案例和元素的网址链接、项目展示数字化平台等。本研究对《数字人文教科书》进行文本挖掘,通过相应注释的网址链接对其网站或平台加以深入考察,并对其重点提及和展示的几个中国案例进行介绍和分析。
(一)中国历史照片项目
“中国历史照片”(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项目旨在对大量近现代中国在线照片进行定位、数字化、存档和传播,目前已将2万多张照片向公众展示,并为它们长期保存这些照片,还有另外约3万张照片已进行数字化并且保存,但尚未在网站上发布。这些照片大多由国外藏家私人收藏。该项目最初由英国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于2006年开始运作,作为由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的“中国海关历史”项目的一项成果。但此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项目,其包含的内容远远超出海关工作人员后代的材料。在2017年推出了目前位于布里斯托大学的平台,[7]由该大学设计和维护。平台在上海交通大学还有一个镜像网站(图1)。[8]
图1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上海交通大学镜像)”平台主页局部
在项目平台网站的介绍中提到,这些照片往往比常见案例更具历史意义,20世纪中国的材料遭到了一定破坏,这意味着今天中国相对缺乏可获取的摄影记录。社会的动荡也导致了大批华人向外移民。此外,在1840年代至1950年代,数以万计的外国人或长或短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中国移民、外国居民和游客拍摄、购买或以其他方式获取了中国的照片,其中许多都收藏在海外的图书馆中。此外,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也让我们找到了许多有趣的私人藏品。这个网站可以获取私人和公共藏品照片,但此网站所拥有的私人拍摄的中国照片,大部分从未公开展示过。
这里展示的照片涵盖了一个多世纪的近现代中国历史,包含了广泛的地域、社区和主题。最初拍摄照片的人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在中国的许多不同地方生活、工作或参观,与中国有着历史渊源。这些照片大多集中于1850—1950年,但也有部分1950年之后的历史材料。这些照片收藏品主要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印度和中国。照片主题丰富,许多藏品互为补充,形成了广泛的内容体系,比较有特色的照片集包括:外交家、政治家傅秉常创作的广泛而独特的作品集,从中国海关、上海市警察或英国驻华军队服役的男性后代手中收集而来的照片集,英国国家档案馆的照片集,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照片集,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收藏的照片集,以及来自传教士和传教士协会的各种资料照片,等等。
在照片分类的页面上有照片详细的介绍,以及关于其他照片集的简明信息。平台上提供了所能收集到的信息,并添加了元数据以便于搜索,这些文字也包含了很多对中国的描述和相关表述。项目开通了博客“可视化中国”来发布关于该项目的各种活动,此外还在Twitter、Facebook、Instagram和新浪微博上都发布了该项目成果,可见其传播度和影响力是相当广泛的。
据项目平台介绍,他们对19世纪的材料、太平洋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1941—1949年)的照片,以及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照片特别感兴趣。目前照片数量最多涉及的地区主要包括上海、天津、武汉,其中有一些专业摄影师拍摄的照片,但大部分是乡土摄影,即非专业人士拍摄的照片。事实上,该数字人文项目团队处理22,000多幅中国历史图像的经验,使得其对中国历史中重复出现的许多主题都变得非常熟悉,其发表的博客中有很多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和表述,而他们也成为了该领域的专家。同时,照片平台的使用者们也会通过自身的研究来向平台提供照片的详细描述,不断完善和补充这些照片的背景信息,这使得这些用户也成为中国形象的构建者之一
(二)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项目
《数字人文教科书》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的一个案例为“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ime and Space)项目,[9]该项目由中国台湾“中研院”团队承接,项目成果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以《中国历史地图集》和《当代数字中国电子地图》为基础数据(图2)。该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不仅作为信息应用工具,兼顾信息管理、分析、呈现功能,还具备信息整合作用,广泛应用于中国历史教学与研究。基于“时间—空间”基础信息架构,与多学科数字典藏内容整合,发展出各种专题地理信息系统,进而促成多学科之间交流,未来则朝向更丰富的人文地理信息系统发展。[10]不同学科学者基于此系统,开发出各细分方向的地理信息系统,如考古地理信息系统、文学地理信息系统、经济史地理信息系统、环境史地理信息系统等。
图2 “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网站主页局部
该系统包含基本空间图资、WebGIS整合应用、主题化属性信息三部分。基本空间图资依托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提供上古至清代,上下逾二千年的中国历代基本地图,并辅之以遥测影像等基础图像资料。该系统回应跨领域学术研究需求,旨在建构中国原始社会迄今,以中国文明为内核的整合性信息应用环境,主要服务对象包括学者、专家与教师。
当前,该系统已整合汉籍电子文献系统、清代粮价数据库、明清地方志联合目录数据库等重要研究成果,未来将持续整合各类相关信息系统与研究成果,以期成为精确空间定位、整合时间与空间的汉学研究应用系统。
(三)中国互赠诗项目
教科书中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中国互赠诗”(Chinese Exchange Poems)项目,展现中世纪中国文化的诗歌部分,[11]其成果互赠诗社会网络地图有助于优化人们对中国诗歌的理解方式及其在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图3)。这种强调文学形式和社会活动间的互动是传统研究较少关注的。
图3 “中国互赠诗”网站主页局部
该项目旨在对中世纪晚期的中国诗歌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由普林斯顿大学数字人文中心于2016—2017年提供赞助支持,美国加州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余泰明(Thomas Mazanec)作为项目的首席研究员、项目总监和技术负责人开展了相关数字人文研究。
该项目基于9世纪和10世纪中国的1万多首互赠诗,通过筛选元数据,创建在线数据集和文学关系互动网络地图,并将其进行社会网络分析。该项目提出了一种了解唐朝(618—907)的文学史的新模式。研究表明,流派划分与诗歌创作实践几乎没有关系,佛教僧侣是文学联系的枢纽。这是应用数字人文技术开展中国文学研究产生的创新发现。
该项目网页提供延伸材料,主要包括项目网站http://tommazanec.com/mcxp(但目前似乎无法正常访问),研究论文“Networks of Exchange Poetry in Late Medieval China:Notes Toward a Dynamic History of Tang Literature”(《中世纪晚期中国诗歌交流网络:唐朝文学动态史笔记》),为学生深入理解和研究该数字人文项目提供了绝佳的学习材料。如余泰明将“Exchange Poetry”这一核心术语界定为融合中国的赠答诗、交往诗、唱和诗等术语的综合性概念,[12]有效帮助学生更清晰地了解中国文化,增进对中国形象的认知。
(四)敦煌莫高窟三维项目
教科书中提到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数字人文中国案例就是敦煌莫高窟三维项目,援引了美国《新闻周刊》驻中国分社社长刘美远(Melinda Liu)于2012年刊发的一篇《虚拟旅游:中国敦煌佛教洞窟走向数字化》的文章。其中指出,3D建模技术被中国的敦煌研究院用以开展莫高窟的数字化保存和虚拟展示与旅游,提供在线访问和沉浸式展览体验,并进行风险分析和研究。[13]
文中这样描述:敦煌位于丝绸之路上,曾经连接中国和欧洲。敦煌莫高窟是中国最伟大的艺术珍品之一,其古代壁画、雕塑和其他文物可以追溯到公元430年,在战争、环境破坏、古董猎人和社会动乱中幸存下来。当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中包括敦煌的700多个洞穴、2,400多尊泥塑和45,000平方米的壁画。而国内旅游业成为对这些遗产的最大威胁,敦煌莫高窟的生态系统很脆弱,游客呼出的湿气和二氧化碳会加速壁画的颜料剥落和变色。针对此问题,敦煌研究院致力于文化遗产数字化,并将其推广至全球。
华盛顿亚瑟·M·萨克勒画廊(Arthur M. Sackler Gallery)提供敦煌石窟220号洞穴的3D虚拟参观,色彩鲜艳生动、细致入微,主要包括“放大镜”和“翻页”功能,前者可以放大壁画细节,后者可以实时切换唐朝壁画和宋朝壁画,让当地的外国人都能身临其境地观赏和体验敦煌文化遗产。游客们被带进了一个令人惊叹的“虚拟”敦煌石窟,被称为第220窟,其中有大约公元642年的早期唐画。3D互动体验充满了生动的色彩、特写细节、飞行菩萨骑着神话动物的动态影像,甚至声音。“敦煌不仅是中国早期艺术最重要的保存地,而且也是在这里,世界上伟大的文化——希腊和罗马、波斯和中东、印度和中国——一千多年来不断地相互影响”,成立敦煌基金会以帮助保护该遗产的米米·盖茨(Mimi Gates)说,“高分辨率数字化将为全人类提供这一艺术宝藏的持久记录,并使该网站在中国境内外广为访问”。[14]
敦煌研究院自十多年前开始与外国机构合作保护文物遗址,并对石窟、遗迹进行研究以增进公众对其的认识。除了运用数字化复原技术外,为了帮助第220窟的唐舞者绘画神奇地复活,两名舞蹈表演者进入香港城市大学互动可视化和体现应用实验室,该实验室构思并设计了互动之旅。在三天的时间里,舞者们被反复拍摄,表演复杂的舞步、流畅的动作,以及细心地操纵长长的、蜿蜒的丝带。他们出现在萨克勒巡演中,穿着色彩鲜艳的唐代服饰,仿佛在半空中跳舞。研究结果服务于建设技术先进的游客中心,该中心将提供虚拟游览。
(五)中国古汉语的程序设计语言
图4 IEEE Spectrum对Wenyan-Lang编程语言的报道网页局部
在教科书中还专门提到了一种中国古汉语的程序设计语言项目,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基于文言文的编程语言Wenyan-Lang。该程序语言由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计算机科学系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黄令东开发,他之前设计过由计算机产生的中国山水画,也曾经协助创作至今唯一以人工智能生成的中国戏曲。这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数字人文创新应用项目都为他开发这套程序语言奠定了基础。相较于主要以英文编写的方式,该程序语言完全采用繁体中文和古文语法系统编写,是一种遵循古典汉语语法的编程语言。据IEEE Spectrum报导,这是全世界第一个用文言文编写的程序语言,自发表后不到2个月的时间,全球开发人员已经用它编写了数十种程序,其中甚至包括以《易经》中的算命算法编写的程序(图4)。[15]
该程序语言的核心部分为影像渲染器(renderer),用以像古文书页的方式显示程序,让编程充满古典文学气息。该程序语言并非简单地用中文汉字直接取代英文字符,而是使用自然语言处理(NLP)方式,可将文言文语法转换为Java、Python和Ruby三种语言。针对空格使用和句子分解难题,开发者对文言文程序代码的关键词长度加以限定,便于该程序语言在程序人员群体的推广。[16]随着“文言”程序语言的成功开发,许多华人开始注意到文言文也能编写程序语言,都加入进一步开发的社群,共同推动中国文言文生命力的迸发。黄令东在GitHub上开放其Wenyan-Lang语言,短时间内就获得了惊人的好评,目前已累积数十种以Wenyan-Lang编写的程序,一半以上来自全球各地开发人员的贡献,足见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之广泛,对于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文言文进而构建中国形象作出了贡献。
三、对于中国形象塑造的影响和作用探讨
从以上案例可见,数字人文的中国实践项目在国外的数字人文教科书中作为案例进行了介绍和展示,这些项目中包含的中国文化、文学、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图像、文字、表述等都值得深入考察和研究。同时,突破传统的纸质教科书,书中展示的案例都有相应的网址链接,这也是教科书内容的一部分和延申,数字人文案例平台中的内容也需要关注和考察,这些都是从国外教科书中发掘中国形象塑造的重要窗口。因此,数字人文教科书本身及其介绍和展示的中国案例网络平台等资源都对中国形象的建构起到了影响。
表1 国外数字人文教科书中的中国案例比较分析
(一)案例多来源于国外项目成果,中国原创的案例尚未引起足够关注
综合考察教科书所选用的几个中国主题的代表性案例,大多是由国外学者研发的成果,而由中国大陆学者原创产出的研究成果则较少,这一问题值得引起重视和思考。
数字人文教科书中关于历史地理系信息系统的案例未能选取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而是选用了台湾“中研院”开发的“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平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西方学者对中国大陆数字人文学界产生的成果的不熟悉、不了解,亦或是出于其他因素考虑的选择性案例应用。“中国历史照片”项目是由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开发和设计的,但在上海交通大学设置了一个镜像网站,这是一种中国史料外流但又重新为国内机构所用的回流模式,虽然开发权和版权在国外,但通过国内的机构进行了使用权的回收和进一步传播。
国家形象塑造包括自塑和他塑两种路径。前者意指一个国家通过自身行为塑造自身形象的过程,包括展示自己实力和某些特征来宣传、校正、放大、输出国家形象;后者则强调他国媒体等对国家形象的构建、评价。[17]国际形象他塑呈现出的形象并不完全来自于中国案例和元素内容本身,也源于其他渠道已塑造出的国家形象,在国家形象他塑前常常有解读相关题材时的固有认知框架。当前,数字人文教科书国家形象相关案例和元素的“国外立场”明显,在可信度层面的信誉度较高,但中国的主体作用仍需进一步发挥。鉴于中国大陆的原创项目尚未进入国际视野,主动构建国家形象话语体系,重视宣传对象的不同特征和不同宣传主体的作用,[18]扩大影响力亟待推进。同时,缩小国外对我国国家形象的评价与我国自我评价的差异,在我国综合国力提升、影响力逐步扩大的同时,深化他国受众对我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十分必要。因此,为树立国家正面形象,全面提升国际声誉,我国需要加强自我建设,从各方面提升国际实力,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解决全球挑战和现存问题;对外加快构建良好可持续的国际关系,增进国际对我国的理解,打破认知错位的困境,扩大我国文化在国际的辐射范围,加强其对我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实现层次立体的国家形象塑造。
数字人文教科书中国家形象塑造的主体为高校图书馆、研究院、数字人文中心等,主要群体包括教师、研究人员、学生。在主体多元性层面较为匮乏,由于教学资料和工具包主要用于教学和科研,因而国家形象塑造主体较为单一。鉴于数字人文的数字化、网络化特征,增加网络受众,并保留网络受众观点和评论有利于形成新的“受众舆论场”,现代传媒以其特有的海量信息集散特性、议程设置、公众舆论引导等功能,在全球信息环境中培养并影响着国际公众对他国形象的认知与态度,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国际关系与互动行为,[19]推动我国国家形象的多重塑造。
(二)案例涉及并展示了中国历史、地理、文化多维度,构建了立体化国家形象
数字人文教科书以中国历史、地理、文化作为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维度,基于跨学科的视角,通过照片、数据库、开源代码等展现其背后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特质、文化特点、历史变迁等,构建起了立体化的国家形象。
1.对中国历史形象的建构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中国历史照片”项目,收入了94位西方摄影师拍摄的中国照片。正如老照片搜集者、译者徐家宁所说,这些来自西方的摄影师所记录的,是他们对中国最直接的观感,因为此前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一些标签式的题材不免被一拍再拍。不管早期的西方摄影师观察中国的视角是否以偏概全,他们留下的照片无疑都成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并不是为着给中国记录历史而来,但他们捕捉到的每一幅画面,写下的每一段附注文字,都在向今天的我们讲述“这就是真实存在过的中国”。[20]这些西方观察者的影像记录了中国的来路,帮助我们重建历史记忆。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图书馆馆藏的2.2万张近代中国影像,大多由当时在华工作的外国官员、活动家、牧师或摄影师拍摄,有菲利斯·比托、约翰·汤姆逊等知名摄影师,也有很多业余摄影师、家族影集和收藏机构,此外也收藏有少量中国著名摄影师和知名照相馆的作品,如赖阿芳、雅真照相馆。作品内容涉及建筑、人像、风景、风俗等各个方面,蔚为壮观,是研究19世纪后半期至民国的中国历史形象的珍贵资料。布里斯托大学的这批中国影像,是一座巨大的影像宝藏,仅人物摄影就有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等重要历史名人的肖像。罕见的早期彩色摄影有1899年赖阿芳的手工上色照片,有美国空军副统帅拍摄的1945年的香港、上海、重庆、昆明等地的照片。[21]
摄影术自1839年发明,1840年代初传入中国,1844年有了第一张中国人像照片,自此在中国蔚然成风,一方面是西方专业或业余摄影师随着侵略、考察进入中国进行摄影,另一方面本土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摄影师和照相馆。但是,由于大量的早期中国影像都在国外,这便导致19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形象出现断层。而布里斯托大学开展的这一数字人文项目则在很大程度上为国人获取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提供了开放式的平台,其对照片的编目和标签则更便捷了对照片的检索和搜寻。作为一项最基础的数字人文项目出现在数字人文教科书的案例介绍中,这一案例将对中国历史形象的构建起到很大的作用,对国外学生认识近现代中国产生客观影响。
2.对中国优秀文化的弘扬
近年来,海外的汉学研究发展非常迅猛,出现了一批适用于跨学科研究的数字人文基础设施项目,如哈佛大学主导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项目(CHGIS),耶鲁大学主导的“广厦千万间”项目(The Ten Thousands Rooms Project),普林斯顿大学主导的“中国互赠诗”项目(Chinese Exchange Poems Project)等。[22]这些数字人文项目的成果形成了很多基础性的应用平台和实用工具,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和应用价值,对于相关国内外学者开展跨学科的数字人文研究具有极大吸引力,避免了他们进行重复性的数字化和数据库搭建等基础性工作。同时,其整合和融入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推动其在国外的弘扬和中国形象的构建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唐朝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数字人文教科书中引用和介绍的“中国互赠诗”项目是对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外的推广和弘扬,也是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的极佳案例。同时,这一数字人文项目以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和工具来开展中国唐诗的研究,也开拓了对中国诗歌文学研究的思路,并得出了一些较之于传统研究不同的新发现,这也对我国学者产生了一定的研究范式创新的启发。
中文特别是古汉语的数字化代表着一种文本数字化、组织化和意义挖掘的独特技术路线。中文不是由字母组成的文字,如何把中国汉字拆解成字符,是使其计算化的关键问题。教科书中专门提到的Wenyan-Lang程序语言是一个非常成功并受到广泛关注的古汉语编程语言,这是针对中国古籍开展数字人文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工具,对于推广古汉语、让更多外国学生了解中国汉字及文言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以激发更多人对中文产生兴趣并进一步学习和研究。
3.对中国历史地理的展现
随着历史地理信息技术的成熟以及各种古籍全文数据库和专题数据库等数字人文通用平台的建成,构建起来的“网络基础设施”对于研究分散于古籍中的时间、空间、人物关联的历史地理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为全方位展现中国历史地理提供了可能性。
在中国的历史地理平台方面,目前比较典型的代表是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共同开发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以及台湾“中研院”的“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平台(CCTS)。前者提供从秦始皇到辛亥革命的行政区划数据,可以支持从多源数据资料中提取数据和建档共享,并开展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定性分析。[23]后者整合了大量中国历史文献、古地图、遥感影像和田野考察数据等,为地理信息技术与历史研究搭建了桥梁。[24]
数字人文教科书中重点提到的“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平台将地理信息系统与时空资讯进行同步呈现,展现中国历代疆域变迁、黄河变迁、国都变迁等场景,推进产出黄河泛滥分析、明清江南市镇研究、汉墓分布研究、苏轼文学地图、郑和航海图、唐代交通图、明代卫所时空变迁研究、历史气候研究等多学科创新性研究成果,应用和普及程度较高,对于推动汉学研究和数字人文应用产生积极影响。这一案例入选国外数字人文教科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深化国外学生对中国历史和地理的了解,增进对中国形象的认知。
(三)案例分布于多元技术方法的数字人文项目,应用渗透面较泛,传播影响力较大
由表1可见,这5项中国案例分布于多元的数字人文技术应用项目中,其涉及到的数字人文手段方法包涵图片数字化存储及索引、地理信息系统、社会网络分析、3D数字化建模、程序语言开发等丰富的类型,几乎涵盖了最常用的几种数字人文技术手段,渗透面较为广泛。国外学生在学习数字人文课程时,或许会对各类技术都有涉猎,也可能专攻几种,但中国案例因其分布面广,融入不同数字人文应用领域,使得其传播度和影响力产生覆盖效应,对于中国国家形象在国外学生中的认知将起到全方位的建构作用。
如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及其影像的国外学生或研究者而言,“中国历史照片”项目的应用就会非常广泛,可主要用于历史图像研究和史料分析,从而构建起一个多世纪的近现代中国历史风貌,涵盖上海、天津、武汉等不同地域以及多元化主题的国家形象,传播度和影响力广泛。而“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则展现了上古至清代,上下逾二千年的中国历代疆域变迁、历代黄河变迁、历代国都变迁等,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国外学生或学者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平台,特别是研究数字人文的地理信息系统时,这是一个典型的应用案例。作为学习和参考的资源,又可与多学科数字典藏内容整合,发展出各种专题地理信息系统,因而会在多学科之中得以应用和推广,通过中国历史地理的演变构建国家形象。
“中国互赠诗”项目运用的核心技术是社会网络分析,其作为数字人文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方式,应用面也非常广泛。国外学生在学习该技术方法时,如果能深入研究和借鉴“中国互赠诗”项目的案例,无疑会在潜移默化中对中国古代文学、唐诗文化产生了解并激发兴趣,进而在中国文学、文化的维度上构建起对中国形象的认知。而Wenyan-Lang程序语言项目则更是极大推动了中国的古汉语在国外的传播和应用,全球开发人员已经用它编写了数十种程序,影响力非常广泛,从古代汉语的角度大力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敦煌莫高窟3D建模复原的虚拟古代壁画、雕塑和其他文物的在线访问和在线沉浸式展览,则使中国敦煌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更好地传播和发挥影响力。这些优质的中国案例入选国外的数字人文教科书,并分别应用了不同的数字人文核心技术,给予不同领域的教学接触和了解中国、构建中国形象创设了极佳的切入点和深入研习中国文化的机会,共同构建起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意义非凡。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外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专项课题“国外数字人文教科书中的中国案例与中国元素及其对中国形象的塑造”(2022zxkt04),以及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规划项目“新文科背景下人文学科的数字人文适用性与融合模式研究”(2021114024)的研究成果之一,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
注释
[1]管文虎:《国家形象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
[2]董青岭、李爱华:《和平·发展·合作——关于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几点思考》,《理论学刊》2006年第4期。
[3]滕倩:《三版美国历史教科书中1949年以前的中国形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20年。
[4]焦林峰:《美国地理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21年。
[5]约翰娜·德鲁克、孙嘉睿:《数字人文的程式化倾向、文化差异与批判性创造——约翰娜·德鲁克教授访谈》,《数字人文研究》2021年第3期。
[6]Johanna Drucker, The Digital Humanities Coursebook: An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Methods for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 London: Routledge, 2021.
[7]University of Bristol,“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https://www.hpcbristol.net, accessed June 9, 2022.
[8]University of Bristol,“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上海交通大学镜像) ,”https://www.hpcbristol.sjtu.edu.cn, accessed June 9, 2022.
[9]台湾“中研院”,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https://ccts.ascc.net,2022年6月26日。
[10]廖泫铭、范毅军:《中华文明时空基础架构:历史学与信息化结合的设计理念及技术应用》,《科研信息化技术与应用》2012年第4期。
[11]Princeton University,“Chinese Exchange Poems,”https://cdh.princeton.edu/projects/chineseexchange-poems,accessed June 9, 2022.
[12]Thomas Mazanec,“Networks of Exchange Poetry in Late Medieval China: Notes Toward a Dynamic History of Tang Literature,”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5, no. 2, 2018.
[13]Melinda Liu,“Virtual Tourism: China's Dunhuang Buddhist Caves Go Digital,”Newsweek, 2012, www. newsweek.com/virtual-tourism-chinas-dunhuang-buddhist-caves-go-digital-63615.
[14]Melinda Liu,“China's Virtual Buddhas: China's Fabled Mogao Grottoes turn to Digital Tourism,”Newsweek,vol. 160, no. 26, 2012, p. 55.
[15]Charles Q. Choi,“World's First Classical Chinese Programming Language,”IEEE Spectrum, Jan. 31,2020, https://spectrum.ieee.org/classical-chinese.
[16]《中国工程师开发出“文言文”编程语言》,搜狐网,2020年2月9日,https://www.sohu.com/a/376692680_465219,2022年12月1日。
[17]赵雪波:《关于国家形象等概念的理解》,《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18]杨巧燕:《话语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探析——以〈纽约时报〉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0年第5期。
[19]陈薇:《媒介化社会的认知影像:国家形象研究的理论探析》,《新闻界》2014年第16期。
[20]约翰·汤姆逊著:《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徐家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21]徐淳刚:《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发现2.2万张中国老照片》,腾讯网,2022年9月8日,https://new.qq.com/rain/a/20220325A07PLN00,2022年12月1日。
[22]朱本军:《重视新文科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8月28日。
[23]王果:《用数字技术探秘中华文化的宝藏》,《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6月24日,第5版。
[24]华林甫、孙景超、赵逸才:《四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40年(1978—201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98—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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