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生活，生活，再生活，生活就是他的文章，文章就是他的生活。”
——于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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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坚，男，1954年8月8日，出生于昆明，中国当代诗人、导演。80年代成名，为“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人物，著有诗集《于坚的诗》《对一只乌鸦的命名》《诗六十首》、文集《昆明记》《建水记》《巴黎记》等数十部，参与《碧色车站》《故乡》《白螺湖祭》等纪录片制作。
要想真正熟悉一位文学家，首先通读其作品；如果这不足够，再读人物传记、研究资料；仍不足够，那么，就沿着其生平足迹走一遭。四十年来，于坚一次又一次踏上旅途，如同一位虔诚而执着的信徒，从眉山、开封，到杭州、湖州，再到黄州以及岭南的惠州......他以苏轼的生平足迹为导览，试图探掘这位文人精神的发源，寻找着诗人与诗人间的秘密共鸣。对他而言，这场旅行更像是一次漫长而迂回的朝圣。01.![]()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
1975年，出于偶然的机会，于坚第一次读到了苏轼的《前赤壁赋》。那时于坚21岁。在那个混沌、黑暗、荒诞的年代，这些来自“旧时代”的文字让年轻的诗人耳目一新，好似醍醐灌顶。某一天，一篇古文，越过千年，深入我的内心，永远地改变了我的世界观。这篇文章如此安静，就像远古的河流，明澈、朴素而深邃、坚定、自信，彰显着那些古老的真理。
我青年时代的理直气壮、目空一切，即刻在这位一千年前的作者的汉语面前轰然倒塌。不用知道作者是谁，你立即被这《圣经》式的不容置疑的朴素语词、行云流水般的语感、大地般的充实自在，被这穿越时空的真理所感动、慑服。这就是《圣经》。如果人们迷失于自己时代的各种异端邪说的话，那么一旦读到这篇文章，他们就会幡然觉悟。当我读完这篇文章后，我青年时代摇摆不定的世界观清晰了，确定了，永远不可动摇了。对诗人于坚而言，苏东坡无异于一位启蒙者：“苏轼在自己的时代用一种新的语言复活了真理，人们可以通过自己当下的生活经验来印证。”这真理的力量之大，足以消弭千年的时间间隔，跨越万里的地域壁垒。实际上，于坚与苏轼的缘分早在这之以前就已经结下了。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州——也就是今天的眉山，而四川恰是于坚的老家。我父亲也一再敦促我，回四川老家的时候，要去江油，要去眉山，要去杜甫草堂。他出生在四川省的资阳，是中国浩瀚如繁星的古典诗词爱好者和作者中的一员。是的，有一天得去看看。
终于，在2014年的秋天，于坚踏上了前往眉山的旅途。这块土地位于岷江中游，紧邻江水。苏轼有诗道：“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游金山寺》）。千年过后的今天，眉山并没有变成喧闹、浮华的观光景点，也并没有借“名人故乡”的荣誉自封光环；这片土地仍以一种母亲般包涵、不卑不亢的姿态，一视同仁地养育每一样生灵。尽管已时过境迁，于坚仍能够凭借某种诗人的敏锐，在这片土地上感受到苏洵诗句中那种远古的氛围。依然是河流在大地中间，两岸展开着平野、丘陵、树林、乡村，鹭鸶扬腿飞过芦苇。稻草又在田野上堆起来了，农民在乡场上掼谷子，唱歌般高举着稻穗。
在这座低调、谦和的小城里，人们以一种最接地气的方式纪念三苏父子。苏祠里，高香、红烛、果蔬日日供奉着，苏洵当年开掘的井成为祠堂园子的中心，直到今天仍然沿用；一墙之外，邻居们躺在藤椅上纳凉喝茶，打麻将、聊天、吃豆花，到附近餐馆吃上一碗炖得软烂、油红酱香的东坡肉，三两口下肚，心满意足。许多人也许一生都未读过一首东坡诗，但他们喝着从苏洵井里打上来的水长大，在苏祠旁边唠家常、打麻将；也许并未念过“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苏轼《猪肉颂》），却也晓得炖肉需得慢着火、少着水，将那碗自家炉灶上炖煮着的东坡肉视作念念不忘的家乡味......苏轼是一位大地诗人，读他的诗，就像跟着一位神灵在大地上漫游，良夜、清风、白日、山岗……古老的真理被苏轼再次新鲜生动丰富微妙地说出，他在他自己的时代用一种新的语言复活了真理，人们可以通过自己当下在世的生活经验来印证。如果他的文章是一座随处都可以生长的花园，那么他们也可以为自己的人生造一座。苏轼的文章令世人像皈依宗教那样大觉大悟，牢记世界之出处、生命之意义，总是感激、热爱着生活。
“总之，生活，生活，再生活，生活就是他的文章，文章就是他的生活。”苏东坡积极、乐活的品性，以及他永不熄灭的对生活的热情与热爱，早就从纸墨中挣脱出来，沉淀于土壤中、江水里，化入一碗碗东坡肉，以及人们的乡音与笑脸中。▲ 眉山苏轼墓园的看守人。他说，我是苏轼的第一位粉丝。02.![]()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嘉祐元年，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兄弟赴京城开封赶考，揭榜，兄弟双双榜上有名。在苏轼逝世九百余年后，另一位诗人也来到开封。如今，这座城市早已不复当年的光彩。这是一座古旧的城市，时间在这里仿佛时而凝滞、时而缓慢流动；新与旧以一种不大协调的方式组合，显得生硬别扭：我住的旅馆附近，就是新建的“清明上河园”，模仿着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画栋雕梁。只是失去了原图的随意、自然、彬彬有礼，终是过于坚硬、夸张、冷漠，缺乏人气。这个地方没有炊烟，没有“在灯下纳鞋的娘”，月亮也不会“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所幸的是，文化的某一部分以另一种方式留存下来，成为最可靠的线索。在中国，食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或者营养学的精确配伍，味道中一直保持着最原始的不确定性、神秘主义。人们即使不爱智，也能从对味道的品味中觉悟“道”。吃是活着，味道则是生活。开封幸存的也许只剩下味道了，味道比仿古建筑更令人接近古老的开封。建筑可以拆迁，风景可以改造，但是通过一只只灶秘传下来的口味是无法拆迁的。
繁华不再，味道尚存。既然“乌台”化作尘土，虹桥无迹可寻，汴河也沦为弃址，那么找个馆子坐下，叫份本地套餐：灌汤包子、鲤鱼焙面、藕片、花生糕和紫菜蛋花羹一样不少，也算未留遗憾。![]()
▲ 苏轼有一首诗写到狮子 ：“圆其目，仰其鼻，奋髯吐舌威见齿。舞其足，前其耳，左顾右盼喜见尾。虽猛而和盖其戏，嵓嵓高堂护燕几。啼呼颠沛走百鬼，呜呼妙哉我陆子。”（《陆探微画狮子屏风赞》）在这里，狮子不是敌人、野兽，而是守护者。守护，是宋陵石狮的职责。千年之后，从前直接守护的皇陵已经荡然无存，守护继续。
实际上，苏轼在开封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在一首诗《自题金山画像》中，他写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没有提到开封。从这一点不难看出：“苏轼不认为开封是他功业发达的地方，他的功业开始于他落难的时候，开始于流放地。”黄州在古时被称作“陋邦”，是穷山恶水之地。然而，在流放黄州的这段时间里，苏轼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赤壁赋》。如今黄州已经易名为黄冈，以教辅资料和黄冈中学著称；人们在城边修建遗爱湖风景区以纪念苏轼，而定慧院、承天寺、栖霞楼、雪堂早已经如大地上的尘埃那样被风抹去，不留丝毫痕迹。起风，狂灰卷过城市的天空，新的混沌之间，依然能感觉到那种苍茫寥廓，似乎听得见浩浩荡荡的激流。
在钢筋水泥的包围下，于坚试图倾听那古老而深沉的声音。他听到了回应。而在惠州，苏轼所留下的唯一痕迹似乎就是故居里的那口井。遗址留存在一所中学里，井口用铁丝封住，本地民工赤裸着油汗淋淋的脊背在烈日下劳作——恍惚间，于坚还“以为是苏轼领着工人在盖房子”。在惠州居留的时间里，苏轼教当地人修建水槽、浮桥，为守军请见军营，教农民们制作秧马和防治药；闲暇时，他便“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或到罗浮山拜访高人隐士：“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惠州一绝》）无论到什么蛮荒之地，他都能把日子过得如鹤入云、似鱼得水。正如苏辙所言：“我生溪山间，弱冠衡茅住。生来乏华屋，所至辄成趣。”（苏辙《葺东斋》）流放，对苏轼这样热爱生活、安土忘怀，而又“无所不适、无所不趣”的人而言，实在是算不上惩罚的。哪怕在儋州——一个边远小岛的边远小郡，古人形容作“南荒”的地方，他依然保持着“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的生活态度，为自己找到了“解脱之道”。初到儋州，他的境况可以用“窘迫”二字来形容：“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他在棕榈树林里盖了房子，称之为“桄榔庵”——如今这已成为儋州一条路名字；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仍然可以找到生活的乐子：
乙卯冬至前二日，海蛮献蚝，剖之，得数升肉与浆，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又取其大者，炙熟，正尔啖嚼，又美吾所煮者……（《献蚝帖》）“试问岭南好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生活也许才是苏东坡最用心雕琢的作品；生活本身便是一切诗，便胜过一切诗。03.![]()
“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
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春天，于坚前往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城西 27 公里处的小峨眉山，那是苏轼被埋葬的地方。墓园里清冷、萧疏，起风时传来“啸傲之声”，与“明月夜，短松冈”的氛围何其相似——无论何时、何地，“世界还是苏轼写过的那种经验”。![]()
▲ 时间一次次涌来，企图埋掉这头狮子，但是无可奈何，它已经超越了肉身、腐烂和短命。
苏轼热爱生活，安土忘怀，“尊儒而不执于儒”（杨子怡语）。相信只有知行合一的行动、动手才能生生，当时代日益从大地、手边退出的时候，他保持着与大地、手边的直接联系，他的诗依然是大地之诗。
在于坚看来，苏轼是一位真正的文人。他生在宋朝，不得不站在中国文明史的阴阳线上，背朝文学的光荣与辉煌，目睹诗的黄金时代的垂暮，见证诗词的式微。于坚写道：“自苏轼以后，中国文人的声誉一落千丈。”因此，他更想要认识的是作为“中国最后一位文人”的苏轼。历史试图塑造一部苏轼传奇，流放者、直谏之臣、坚贞不二的丈夫、慈祥的兄长等等，我则对苏轼如何作为中国中世纪的最后一位文人更感兴趣。
同时，苏轼也是当之无愧的圣人，尽管人们对他的认识仍然矛盾：一方面他们崇拜他，为“明月几时有”“大江东去”的深邃恢宏、雄浑高迈而折服 ；而另一方面，“君子远庖厨”，当他们想到教堂里那些正襟危坐的圣像时，又对这位总是与一碗油红皮光的红烧肉或者挤满红男绿女的长堤联系在一起的先贤满怀狐疑。
而这正是苏轼的非凡之处。林语堂评价苏轼：“世间不能无一，难能有二。”苏轼的传记不会是《水浒传》那样的传奇，却具有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式的庸常性，虽然他的一生有过大起大落的遭遇，但这个生命的真正意义却来自那些关于日常生活的尺牍、以文为诗的诗篇，来自这样的世界观 ：“万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惟无常形，是以迕物而无伤。”（万物都有固定的形状，只有水没有……因为没固定的形状，所以侵入事物却不会伤害它。）（苏轼《东坡易传》）苏轼是中国文明的黄金时代产生的最伟大、最经典的文人之一，也是最后的文人。对于他，文不是观念，而是一个动词，一生的行动、事件、文章。
的确，无论怎样的故地重游，苏轼笔下的世界都是不可能重返的；但苏轼文章中所暗示的世界观却依然可以引导我们去生活。这世界观便是“尽善，也要甚美；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借着这些不朽的文字，我们仿佛还可以遇见苏轼本人，我们依然可以再次觉悟何谓生活；再次思考我们是谁，来自何处，要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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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丨银耳，部分选自《在东坡那边：苏轼记》，于坚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楚尘文化，2021-05.
图片丨Picture@于坚
编辑丨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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