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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1906.10.14 — 1975.12.4），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家之一。1961年，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前往耶路撒冷报道以色列对艾希曼的审判，并最终形成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在书中，阿伦特认为作为犹太人大屠杀执行“最终方案”主要负责人，艾希曼具有一种“平庸的恶”，是极权主义体系下的平庸者，而不是什么恶魔。
蒂洛·科赫（以下简称科赫）：这本关于艾希曼的书饱受争议。书里提出了什么论点？汉娜·阿伦特（以下简称阿伦特）：这本书其实没有任何论点。这是一次报道，对耶路撒冷审判中的所有事实进行了说明。在审判期间，控方和辩方都提出了某些论点，我对这些论点进行了报道，然后有些人就声称这些是我的论点——例如艾希曼只是一颗“小齿轮”，或者犹太人本可以进行抵抗。我已经明确对后者表示反对，就齿轮之说而言，我只是报道说，艾希曼不同意辩护律师的意见。遗憾的是，针对这本书的争议不是关于论点或意见，主要是关于事实，这些事实被加工成理论，以便消解其事实属性。这本书和审判的重点都是被告个人。当他的罪行被审判时，欧洲中心道德崩溃的可怕现实完全被暴露出来。人们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回避这一现实：否认它，对它做出可悲的、完全不应该有的认罪反应，在认罪时一切特殊性都消失了，或者谈论德国人的集体罪行，抑或声称在奥斯威辛发生的事情只是长期仇恨犹太人的结果——这可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科赫：所以所谓的“犹太人无法克服的过去”只是您对耶路撒冷审判的一小部分思考？阿伦特：既然您问我的想法，我只能说，“犹太人无法克服的过去”最初并没有起作用。审判中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也报道了这个问题。艾希曼的行为发生在一个环境中，而不是在真空中。犹太官员是这种大环境的一部分。艾希曼本人在耶路撒冷接受警方审讯时，此前在阿根廷接受荷兰纳粹记者萨森采访时，都非常详细地谈到了他与犹太官员的“合作”。因为我谈到这些事实，所以人们就推断，我想描述欧洲的犹太人种族灭绝，而犹太顾问肯定参与了这一灭绝。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做。我的书是报道这次审判，而不是介绍这段历史。任何想书写这段历史的人都不会以艾希曼审判为出发点。不过，若要回到我们犹太人在这段“无法克服的过去”当中扮演的角色，那我必须说，犹太组织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犹太领域原本的边界。他们施加于我的奇妙宣传让我意识到，对犹太官僚阶层和那群可以被称为“犹太机构”的人来说，这段“无法克服的过去”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而在民众的意识中明显没有这么困难。
科赫：读者怎么会把您的书和您对艾希曼审判的报道误认为是对纳粹罪行的间接开脱或轻描淡写？阿伦特：在我看来，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两件事，首先是恶意的歪曲，其次是真正的误解。读过我书的人都不能说我为纳粹时代的罪行“开脱”。这与霍赫胡特的书的情况类似。由于霍赫胡特抨击了帕切利关于最终解决方案的立场，人们宣称，他以此为希特勒和党卫军开脱，把庇护十二世刻画成真正的罪人。人们试图将讨论限制在这种无稽之谈上，它们缺乏信息源，也很容易被反驳。关于《艾希曼》一书的部分争议也是如此。他们声称，我可能想为艾希曼“开脱”，却又证明艾希曼有罪——通常是引用我书中的话。众所周知，现代世界的舆论操纵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打造形象”实现的，这意味着某些“形象”被放入世界，它们不仅与现实无关，而且往往只是为了掩盖某些令人不快的现实。以《艾希曼》这本书为例，这一点已经相当成功。无论是在美国这边还是在欧洲，您熟知的很大一部分讨论都是围绕着一本没人写过的书，因此这些讨论根本无法回答。至于真正的误解：副标题“平庸的恶”已经被误解很多次。我最无法漠视的事就是轻视我们这个世纪最大的灾难。它既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一件经常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其平庸之处。我可以认为一种思想或感觉是平庸的，即使以前还从未有人表达过类似观点，且后果是导致一场灾难发生。例如，戈宾诺的种族理论在19世纪中叶具有相当的独创性，但同时也是“可恶的”和肤浅的，托克维尔当时就做出了反馈。这一灾难的后果非常惨重。所以它就算得上意义重大吗？如您所知，已经有很多人试图在德国甚至整个欧洲的精神历史中挖掘纳粹主义的起源。我认为这些尝试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因为这一现象最显著的特点实际上是其无底线的无意义性，而这些尝试恰恰对这一特征避而不谈。有些东西可以从阴沟里长出来，没有任何深度，却掌控了几乎所有人，这正是这一现象的可怕之处。科赫：所以您认为把艾希曼和艾希曼案去妖魔化非常重要？阿伦特：把艾希曼去妖魔化的不是我，而是他自己，而且他做得这么彻底，达到了真正可笑的极限。我只想指出，当您近距离观察“民主”时，它是什么样的。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不过我确实认为，其他人也应该从中学到东西。恰恰是恶的所谓魔性，也指向堕落天使路西法的传说，对人们产生了如此非凡的吸引力。您可能要想想斯特凡·格奥尔格《罪犯》中的诗句——驱使罪犯的并不是我们熟知的邪恶和杀人动机，他们杀人，不是为了杀人，而是因为这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将灾难妖魔化，并从中发现历史意义。我承认：人们更容易接受，是一个化身人形的魔鬼在迫害人，或者用艾希曼审判中检察官的话说，是自法老和哈曼以来盛行不衰的历史法则在迫害人，即人们都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原则的受害者；人们不能接受是一个可爱的小丑在迫害人，他甚至不是疯子或特别邪恶的人。我们过去一直都无法接受的不是受害者的人数，而恰恰是这些大屠杀者少得可怜的愧疚感，以及他们所谓的理想中包含的下意识的卑劣。“我们的理想主义被滥用了”——现在我们经常从幡然悔悟的前纳粹分子嘴里听到这话。是的，确实如此——但这种理想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多么低劣的东西啊！
科赫：现在是1964年的德国，您发行的新书如何帮助我们克服德国1933年到1945年的纳粹历史？阿伦特：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提一件事，我担心了很久，实际上从我1949年第一次回德国就开始了。根据我的经验，所有在生活中从未做过丝毫错事的德国人都会急切地说出他们的罪恶感，而您只要遇到一个前纳粹分子，您面对的就是这世界上最好的良心，即使他没有直接对您撒谎，而且这个好良心也不是幌子。在战后的最初几年，我看所有认罪书时总想用雅斯贝尔斯的想法来解读，他在德国垮台后立即说出一句伟大的话：“我们活着就是我们的罪。”
但是后来，特别是考虑到在艾希曼被抓获前，德国即便知道“杀人犯在我们中间”，也显然不以为意，没有对他们进行审判，实际上他们在许多情况下可以高枕无忧，青云直上——当然现在也没有谋杀和死亡——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或几乎没有发生，现在这一切在过去几年中被曝光了，我开始对宣布无辜者有罪的做法产生疑虑。这些声明往往是为了掩盖有罪的人。大家都在喊我们有罪的时候，就再也不可能发现真正的罪行了。一个人是参与了对几十万人的屠杀，还是仅仅保持沉默、生活在隐秘中，这两者有很大差异。我认为，这是不可忍受的。而在我看来，最近关于“我们当中的艾希曼”的讨论也属于不可容忍的范畴——仿佛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有一个“艾希曼”在心中，仅仅因为他们是人。不能容忍的还有最近对纳粹刑事审判的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在艾希曼审判时已经出现，这只会导致人们去找替罪羊，然后德国民众就再次洗脱集体的罪恶。在政治上，德国民众必须对罪行负责，这些罪行以他们的名义进行、由国家的一些成员犯下，今天只有很少数人仍然怀疑这一点。但这与个人的感受无关。在我看来，从政治上讲，德国民众如果想理直气壮地宣布这段可怕的历史已经被克服，那么就必须审判那些生活在民众中间不受干扰的杀人犯，把所有真正被指控的人从公共职位上赶下台，他们的私人生活和商业活动可以忽略。如果不这样做，即使有很多人在谈论，过去的问题也仍得不到解决——或者人们将不得不等待，直到我们都死去。![]()
▲《我想理解：汉娜·阿伦特访谈与书信》，[美]汉娜·阿伦特 著，[德]乌苏拉·卢茨 编，高原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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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节选自《我想理解：汉娜·阿伦特访谈与书信》，[美]汉娜·阿伦特 著，[德]乌苏拉·卢茨 编，高原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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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 · 阿伦特 | 我从未爱过任何集体，我只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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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过恶之后，我们还能平庸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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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 | 遇到真爱，肉体、灵魂和运气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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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跟猫一起打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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