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是我党历史上的重要领导人，堪称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尤其1935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一度成为党内负总责的领导干部，同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可谓“权倾一时”。不过张闻天在生涯后期“销声匿迹”，似乎突然从权力中心离开，变成了一个边缘化的人物。
很长一段时间里，公开材料写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的正确思想得到了拥护，但从职权上看，伟人并没有立即成为名义上的“一把手”，而是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负总责”，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此后张闻天正式交权、职务降低。到1945年中共七大时，他已经只是普通的政治局委员，此后离开中央前往地方工作。
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就已经不负责中央领导工作了，主抓教育和宣传部门；解放战争中张闻天在东北，但他并不负主责，只担任东北局常委、省委书记等职务。当时我党的东北“一把手”是彭真，军事方面则由林总指挥调度。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我军打得非常出色，四野大军后来更是大举入关一路南下。然而提到东北的功勋人物，很少会有人想到张闻天。
所以建国之前张闻天的职务下滑已非常明显，建国后他更是只出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同时期资历与张闻天相当、甚至略逊于他的干部，五十年代基本都是副总理以上的级别，张闻天显得有些“突兀”。直到1976年病逝时，张闻天的职级都不算高，与生涯早期反差明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客观形势。1935年中央让张闻天主持大局，本就是客观需要，而非完全出于能力和贡献。张闻天有留苏背景，而当时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联系。遵义会议推翻了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但却不宜立即“扶正”毛主席，以免引起共产国际的不满和干预。张闻天恰恰是一个很好的过渡人物、台面人物，同时他又很拥护伟人的路线，因此成为了“负主责”的角色。但角色扮演并非永久性的，客观时机成熟了，还是要有所变化。
第二是性格特征。张闻天谦逊正直，非常清楚自己的工作职责。遵义会议后他虽然担起重任，却时刻注意与中央其他同志的配合，经过红军早期的挫折和考验，张闻天确信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对于推动革命的意义。他本人则没有任何争权的想法，关于这一点，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给予了赞扬。逐步让渡权力、顺利实现中央领导的角色过渡，恰恰是张闻天本人的意愿。
第三是个人际遇。1959年7月，因为在庐山会议期间支持彭总的观点，对“大跃进”提出不少质疑和建议，耿直的张闻天被严厉批评并遭到撤职，成为所谓的“右派分子”，直到去世后才获得平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路线选择的问题，作为高级干部非常严肃。虽然张闻天的观点并没有错、出发点也是为国为民，但背上了右派的身份很难在政坛翻身，职务高开低走也是难免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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