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地，同时也是“中央文库”的形成地。中央文库即中共中央秘书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设立的地下文书档案库，保管着从建党至撤离上海期间的两万多件重要档案，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在长达近20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央文库隐藏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10余位保管人接续守卫，上演了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传奇。自即日起，本报特别推出《红色记忆·中央文库在上海》专栏，依托上海市档案馆藏红色珍档，通过撰稿人细腻的笔触，带领读者感悟一代代中央文库守护者坚定信念、无私奉献和勇于担当的崇高精神。
01
隐蔽战线 生死守护
20世纪30年代，为适应上海地下斗争的生存环境，减少文件泄漏风险，中共中央秘书处提出实行文件“三套制”，即中央下发与各地上报的文件，要一式三份。一份送共产国际代存，一份送文件保管处集中保存，一份呈请中央领导批办。1930年4月，《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同志信》再次强调：由于环境恶劣，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截至同年末，保管处已经集中了大约20余箱文件、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就此建立。自1931年2月起，先后派张唯一、陈为人、韩慧英、徐强、吴成方、周天宝、刘钊、缪谷稔和陈来生等人负责管理。
中央文库旧址（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
为保证文库安全，规定每遇险情，必须搬迁，每更换负责人，必须“搬家”。因而在白色恐怖下，文库屡次迁址，如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合兴坊15号、金陵中路顺昌里7号和16号等。翻开地图会发现，这些地址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就是都身处上海的市井里弄，本地人又将其称为“石库门”。石库门建筑最早起源于清咸丰三年（1853），早期单元平面为三开间二厢或五开间二厢二层组成。进门后首先是一个方整的天井，正对天井的是客堂间，天井两侧为左右厢房。客堂后面，是通向二楼的横置单跑木扶梯。从整体看，一排排石库门相互毗连，一座接一座，从街面向纵深延展形成弄堂。
中央文库最初设在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这里曾是中共中央秘书处办公地，也是文件阅览场所。1931年2月，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张唯一接到上级指示，要其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秘密安置中央文件。他四处寻找，终于选定法租界金陵中路顺昌里的一幢独门小楼，位置及房舍结构都很合适。4月，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冒险送出。张唯一立即雇用2辆黄包车，将20余箱文件运往顺昌里进行保存。同年底，他调任中共上海执行局，无法兼顾文库工作。经秘书处批准，由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接替张唯一，成为文库第二任保管人。
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文库隐藏要以“家庭化”的形式作掩护，独址居住、独立活动，不参加党的会议。陈为人接受任务后，几番波折，最终选定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为库址。在这座单栋石库门建筑里，客厅被布置得简单而气派：靠窗一张八仙桌，上面铺着雪白的台布，银光锃亮的刀叉整齐地摆放在桌上……所有这些许久不曾动过，只是用来应付环境。之后，他与妻子韩慧英开了一家湘绣店，所有接头工作由韩慧英与党组织单线联系。他们白天经商，夜晚则反锁门窗，在昏暗的灯光下通宵达旦地誊抄整理机密文件。为便于隐藏转移、降低风险，陈为人将文件四周空白纸边裁掉，将大字转抄为小字、厚纸换成薄纸，最终把原有的20余箱文件压缩成4箱。
1935年，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特务疯狂搜捕中共地下党。2月，韩慧英在外出送文件时不幸被捕。陈为人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经费来源断绝。他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忍饥挨饿、艰难度日，却仍严格遵守文库管理要求，借钱租住独幢楼房。直至1936年秋，终于和组织接上关系，组织派出徐强、李云夫妇接替其负责保管文件。由于长期的辛勤劳累，陈为人积劳成疾，在将文件移交后不久便病逝，年仅38岁。
02
完璧归赵 使命必达
自1937年起，中央文库转由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保管。由于徐强是情报系统负责人，对外联络频繁，为尽可能降低文库风险，他将这个机密任务交给了地下党员周天宝。周天宝的姨父是黑社会分子，与上海大亨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关系密切，同时拥有顺昌里20多栋楼房私产。周天宝的姨妈独自住在顺昌里7号一栋带花园天井的楼房里，文件被存放在她家二楼，周天宝则就近保管。顺昌里的弄堂背后，是杜月笙和张啸林的公馆，不远处便是嵩山路巡捕房。如此一来，文件被搜查的风险就降低了很多。然而，由于石库门建筑大多成组成群，结构以砖木为主，一旦发生火灾，会迅速蔓延。2年后，附近电影制片厂放胶片的房子不慎失火，连带烧毁了周天宝姨妈住处的一角。这样一来，文库不得不进行转移。刚开始，文件暂时存放在进步青年娄志美的住处。1939年，徐强、李云夫妇先后奉调前往延安，文库交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接管，由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领导，其委派刘钊临时管理文库。
刘钊，原名刘廷瑞，曾在中央特科上海警备站工作，是一名优秀的地下情报工作者。为便于管理，他把文库又搬回了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据刘钊二女儿利人回忆：“1939年的时候，我七八岁，还不是很懂事，箱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搞不清，父亲关照我们不能到外面说。碰到长时间下雨的黄梅天，父亲还把文件拿出来晒一晒，吹一吹。”在刘钊的细心保管下，4箱文件，在那个3层小阁楼的楼梯隔墙里，度过了七八个月的时日。
1940年秋，刘钊调到苏中根据地工作后，由1926年入党的老地下工作者缪谷稔接任文库保管人。当时，缪谷稔的身份是商会高级职员。在此期间，文件先后在英租界康脑脱路（今康定路）生生里一幢独门小楼亭子间、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1839号保存。守护文库责任重、风险大，再加上生活清苦。不久，缪谷稔就因严重的肺病卧床不起。1942年夏，为让其安心养病，党组织决定派年仅23岁的陈来生接管文库。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关于接收陈来生保管的中央文库档案的证明
陈来生是历任中央文库保管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保管时间最长的一位，前后长达7年之久。此时，正是日本侵略者疯狂屠杀抗日志士的严峻时刻，为更妥善、安全地保管文件，陈来生租下公共租界北成都路（今成都北路）972弄3号楼的厢房，开了一家“向荣面坊”，以对外卖面粉、切面作掩护。当他将一袋袋面粉卸车搬进店里时，邻居们都以为新面坊忙着进货要营业开张，谁也想不到里面藏的竟是党中央的重要文件。陈来生特意对房子进行了改造，在阁楼打出夹壁墙用以放置文件。为防止蛀虫，他把烟叶夹在文件内页，再把一包包文件靠南北两面墙壁整齐码好，从地板一直码到顶棚。而后，顺着“文件墙”的外面钉了一层木板，木板上糊上报纸，做成一堵夹壁墙。就这样夹壁藏档，一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9月初，陈来生将保管的全部文件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其转交华东局办公厅。经过清点，档案计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从中央文库建立到上海解放，在长达近20年的战火硝烟中，先后有10余位中共地下党员及其亲属参与保护文库，他们用激情和忠诚，用汗水和鲜血守护了党的历史。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原始档案，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充满了奋斗与牺牲的峥嵘岁月。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为上海市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5年1月10日 总第4237期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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