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共四大召开100周年：见证我党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日益完善——毛泽东签署的两份关于召开中共四大通知的背后

在保存下来的有关中共四大的档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24年8月31日由毛泽东签署中共中央的一份通知。这是一份为了筹备中共四大，中共中央致各地党组织，广泛征求各地意见的通知。其具体内容如下：

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各独立组长：

第四次全国大会开会为期不远，各地同志对于本党一年来各种政策，工农，青年，国民党各种实际运动及党内教育上组织上各事必有许多意见，望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各独立组组长发表其所见，并于每个小组会议时将上述各点提出讨论，以其结果报告中央局；同志个人有特别意见者可特别指令他写成意见书由委员会或组长汇寄中央局。中央接到此项报告及意见书，即于最近期（第五六期）党报上发表以为第四次大会各项讨论决议之材料。此次报告及意见书寄来以速为好。望回信。

莫斯科

钟英

八月三十一日

这份署名为“钟英”的通知，经有关部门鉴定，是毛泽东的笔迹，“钟英”是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名。

在1923年6月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共三大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其中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这样一来，中共中央关于筹备中共四大的通知，便由时任中央局秘书毛泽东签署下发。

在这份通知的左侧，还另有两行文字说明，内容为：“这是C.P.中央来的信，各位同志有意见时，请赶快整理，预备开大会时发表为盼。旅莫C.P.支部。”其中，还在“赶快整理，预备开大会时发表”旁边画圈进行了重点强调。当时的中共旅莫支部，是中共在留苏学生中建立的基层组织，主要是由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组成。最初，担任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的是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的罗亦农、彭述之、刘少奇、卜士奇等人。彭述之担任旅莫支部书记后，代表旅莫支部回上海出席中共四大，并参与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担任了大会的秘书长。

从这份通知的落款可知，它是从上海寄给远在异国他乡的中共旅莫支部的。由于当时没有复印机，所以，这份通知也是只此一份，上面还专门标注了“莫斯科”三个字。

这份发给“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各独立组长”的通知，其实就是指在1924年8月之前中共成立的地方组织。这些组织分散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比如在北方的有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唐山交通大学支部、石家庄地方执行委员会、张家口铁路车务工人支部、京绥铁路支部、太原支部、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等；在南方的有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杭州支部等。此外，还有莫斯科的旅莫支部和周恩来所在的旅欧支部。周恩来就是以旅欧支部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共四大的。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除了中共旅莫支部的这份通知得以保存外，其他地方的通知目前还都没有看到。从这份通知中可以看出，中共四大的筹备工作是相当烦琐和艰辛的，且发给各个地区的所有通知都必须用毛笔抄写完成。

从这份通知的内容来看，主要是要求各地总结一年来的工作，包括工农运动、青年工作、国民党各种实际运动及党内在教育上、组织上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意见，并尽可能地收集起来，在开会时加以讨论，再将讨论结果报告中央局。同时，如果党员个人有特别意见者，也可以写成意见书，由委员会或组长汇寄中央局。中央接到这些报告和意见书后，会在近期出版的党报上发表，以此作为四大各项讨论决议的材料。中央希望各地能尽快将报告及意见书寄来，并回信说明。

在这份通知发出一周后，陈独秀于9月7日给此时已经回到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写信，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提前举行，信中写道：“既然我们的同志对我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都很了解，而在实践中没有很好贯彻执行，所以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提前举行。我们期望经过不长时间能从您那里得到一千多元钱来支付会议开支。”他写此信的主要目的是要共产国际提供中共四大召开所需要的经费。因为提前召开中共四大的其他条件已经具备，只要经费到位，大会即可召开。

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9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召开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这份通知和此前8月31日的那份通知一样，也由毛泽东亲笔签署。

这份通知文字简洁，篇幅不长，但内容却很丰富，其中涉及通知下发的范围、开会的具体时间、代表人数及其分配，以及大会议案等。从这份通知下发的范围来看，除第一次通知明确规定发至“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各独立组组长”外，还新加了S.Y.中局（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从通知的原件上可见，“S.Y.中局”是后来加的，而“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各独立组组长”是原来拟好的。所以，新加的几个字比原拟稿的字体要略大一些。

这份通知通报了开会的时间为1924年11月15日，地点是上海，代表人数14名，分别为：广州、上海、南京、济南、北京、唐山、天津、武汉、长沙、安源、旅俄党组织、旅法党组织、青年团代表和特邀代表各一名。该通知既包括了国内北方和南方若干省市的代表，还有国外党组织的代表；既有党的代表，还有青年团的代表；除了一般的代表，还有一名特别邀请的代表。应该说，这些考虑是比较周全的。

关于大会的议程，在这份通知中也有通盘的谋划和明确的规定。该通知列出了中共四大的10项议案，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大会的主要议程，其中包括大会报告、讨论议题、党的发展计划、党的章程、党的组织及教育，以及选举等。此后，历届大会的议程也大致如此。

因为大会召开的时间是1924年11月15日，所以，毛泽东在通知中要求各地区的党组织须在11月1日前将材料“汇交中局”，各地代表也应于11月14日前抵达上海。

毛泽东签署的这两份鲜为人知的通知，是迄今为止能够看到的中国共产党最早专门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向各地下发文件、征求意见的历史见证。此前的三次党代会，都没有会议通知的原始文件保留下来。所以，毛泽东亲笔签署发出的这两份关于召开中共四大的通知更显弥足珍贵。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日益完善，反映出我党在自身建设方面的成长与进步。

从毛泽东签发的这两份关于召开中共四大的通知可以看出，他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高度重视，以及对筹备中共四大所作的多方面考虑。如果中共四大按照通知所定的时间召开，他是肯定会出席的。因为在当年11月17日，他还在上海活动。当时，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北上，途经上海，他还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名义领衔，同组织部秘书张廷灏、干事罗章龙、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等14人联名致信孙中山，要求派员解决上海执行部经费自8月起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滞的问题。

中共四大未能如期举行，其原因是什么呢？从陈独秀1924年9月7日给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信中可以看出端倪。信中所述：“在远东的工作中，中国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像我们这样年轻的党，很难把工作做好。我们始终需要共产国际的好的建议和指示。”同时，他还写道：“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7、8、9、10月份的钱来。”而且还特别指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提前举行，希望尽快“得到一千多元钱来支付会议开支”。可是，共产国际提供给我们的经费并没有及时送达，会议遂无法按期举行。

11月1日，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中共中央第二十一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加强党内组织工作。通告指出：“近来党的工作一天一天繁重，但是内部组织却未有显著的进步，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这样散漫的精神如果继续下去，影响是很坏的。”通告要求纠正以上缺点，并提出具体措施。

11月底，随着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维经斯基到沪，中共四大召开经费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但毛泽东却因工作劳累过度而患病。于是，经中共中央同意，于12月他偕杨开慧和毛岸英、毛岸青一起离开上海，回湖南疗养。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上海正式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此次大会选举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

中共四大的召开有着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功绩，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二是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三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特别是重点指出了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一年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此次大会作出的各项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虽然毛泽东没能出现在中共四大的会场，与大会失之交臂，但从他签署的两份通知来看，可以清晰、直观地反映出其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召开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步骤，这是他为中共四大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5年1月10日  总第4237期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