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扩大侵略战争，利用我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修水利工程，突击粮食生产，大肆进行经济掠夺。一九四四年一月，日伪当局从天津骗招六百多名劳工，强行他们来桦川田禄村一带(现建国乡)修建排灌工程。由于这些人来自天津，其中绝大部分是天津人，所以被称为“天津班”。
他们一到工地就被迫从事奴隶般的繁重劳动，过着非人生活，不到一年时间，他们中十有八九被扔进“万人坑”。“天津班”的悲惨遭遇是当时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东北人民深受灾难的一个缩影，也是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民的铁证之一。
桦川县地处松花江下游冲积平原，地势低平，有望不到边际的良田沃野，河流纵横，水源充足，是发展水稻生产的好地方。一九四一年日本“土地开发株式会社”(经营土地的资本家企业)派人到桦川县进行土地勘测，一眼就看中了田禄村这一带地方。他们规划的第一期工程就在田禄村一带。西起新民村，东到拉拉街，南至南岗下，北至松花江滨，方圆约一百五十余平方公里。日本侵略者计划在田禄村北临江处建一座灌溉站，引用松花江水灌溉这片土地。这套水利工程规模巨大，包括修筑和主千、支线，还要疏浚铃当麦河，加高两岸河堤。这套工程计划罗在两年内完工，因而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自一九四二年开工以来在本地招工不满足需要。而且花钱多，又不好看管，多数人跑回家。为了多招工，他们将这一工程承包给“三联公司”(中国大把头开设的专为日本“土地开发株式会社”招募华工的企业)。这个公司由马连祥、韩连祥、廉盛三个老板合办。他们想发国难财与日本资本家狼狈为奸，不惜用尽各种卑劣手段骗招劳工。一九四三年正值关内日伪统治加剧，经济萧条、工厂倒闭、农业歉收、通货膨胀，大批失业者流落街头的时候，“三联公司"便趁机在天津找个招工的资本家企业“义和祥”来承办招工事宜。他们在天津好几个旅店设立招工集中点，每招一名工人得四十元报酬。这些招工者分敬在失业人数较多的场所进行招摇撞骗，胡说什么“要想发财快到东北来”、“到东北修土方千一米能挣一块'老头票’(伪币一元)，一天能干七八米就能挣七八块，不能出大力的还可干卯子工，一天能挣四五块。于上一年至少能剩四五百块。能出大力的可挣千头八百的。小伙子说个媳妇用不了”，“一上工就给你一套新衣服和一套被褥”。穷苦人听到这些宣传，喜出望外。招工的看人们动了心便说：“你们还没吃饭吧，可到拒上吃饭去，有酒有菜。吃完饭不愿意干也不要紧，你走你的！”这些失业者哪里知道这些招工的是佛爷口毒蛇心，很多人受骗到旅店集中点去报名。由把头目测合格后就到大同公司照像领取“国民手帐”(即身份证，这个身份证一直由“义和祥”掌握，怕工人逃跑)，办完后让到指定的旅店去领衣物。可是，一进屋就被扣留，只发给一套更生布行李。旅店戒备森严、只许进，不许出，像个监狱。一天只给两顿饭，咸菜、窝窝头。很多人挤在一个屋子里，炕上地下挤满了人，每凑够一百多人，就分成四伙，每伙三十多人，由一个小把头带着。小把头手里拿着洋镐把，到了半夜十一点多钟驱赶着这些劳工排好队，走到火车站，不许进候车室，从一个栅栏口进入站内，然后进入一列大闷栅车箱，每个车箱装一百多人。到一九四四年一月，共骗招劳工六百多名。
劳工们紧紧挤在昏暗闷热的车厢里，外面什么也看不见。每天每人只发两个窝窝头，饿得头昏眼花。一连走了四五天，有时车在一个站上就停几个小时。劳工们几天见不到一滴水，渴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把头连理也不理。把头怕工人逃跑，不许工人下车，大小便全在车厢里，弄得车里臭气冲天，使人透不过气来。到了夜间，一百二十多人躺在一节闷罐里，挤得伸不开腿，翻不过身，难以入睡。
这些背井离乡的劳工，到达铃当麦河工地，自己搭灶做饭。每天吃的是苞米面糊糊，每人每顿只给两小碗，刚吃个半饱。开始干活先建大柜住地(即把头们办事的地方，在今星火乡邱少云村北)，建的比较像样。后建工人住地，在铃当麦河两岸草甸子上搭起有半米多高的拱形蓆栅。进去得大弯腿，只能在里边坐着。还美其名曰“一条龙”。栅里没有床，没有炕，只在地下铺些乱草，像一个大猪圈。一到雨天，四处漏雨。夏天，栅里湿漉漉的闷热，连铺草、行李都湿乎乎的。加上汗水味、臭鞋味，臭气熏人。吃的是发了霉的苞米面、高粱米、苞米碴子。每顿都分着吃，从来没吃上一顿饱饭。更难吃的是橡子面，苦涩苦涩的，吃下去，大便下不来，整得惨叫。
繁重的劳动使人难以忍受。夏天，早三点出工，到晚九点才收工，要干十四、五个小时的活。谁干得慢一点，把头不是打就是骂。有一天下大雨，地面上都是稀泥，实在难挖难挑，劳工们要求进工棚避避雨再干。可是蛮横的把头们坚决不答应，用镐把打着干。有一个叫王长福的老汉，挑满一筐土，刚一上坡，脚下一滑，滚了下来。还没等他爬起来，把头上前就是一镐把，打在左膀子上，当时就打脱了臼，疼的老汉直叫唤。别人上前去扶他，被把头臭骂了一顿。后来这个老人的左胳膊发炎被锯掉了，成了终身残疾。
夏天烈日当头，劳工们没有衣服穿，赤身露体干活，皮肤曝了皮，一片片往下掉。再加上蚊、叮咬，满身起疱红肿，痛痒难熬。
劳工们长期睡在低矮潮湿的蔗棚里，很多人得了疥疮，全身流脓淌血，烂得体无完肤。就这样也得去干活，不干活不给饭吃实在不能干活的重病号，能走的也得上工地去坐着(怕跑)不能起来的重病号，一律抢送到专设的病号房去。这个病号房设置在大柜住地附近。说是对有病劳工的“特殊照顾”，实际是“害人房”。劳工们流行这样几句话：“病号房，病房，抬进十个九个亡。”谁也不愿进这个病号房。病号房里紧挨着扔死尸的大坑。先死的还能用前头裹上扔在坑里，后来死的多了，只割点乱草，捆上扔在坑里。有时一天死几十个，一扔了。有的病号没等咽气，活着就被扔进坑里。有个叫鲁复生的小伙子，家住在天津郊区，家里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母和一个妹妹，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老人等儿子挣钱回家糊口，可她哪里知道，她儿子因患重感冒发高烧，被抬进病号房。二天水口不打牙，还没等咽气就往外捞，小伙子惨声呼叫：“你们救救我吧！我想看看我的老妈妈呀！”狠心的把头哪管这些，把他活活扔进死人坑。死人坑里的尸体狼撕狗啃，惨不忍睹。夏天尸臭熏天。
由于繁重的劳动，加上衣不遮体食不饱腹，挨打受骂，有病不给治，大批劳工死亡，想逃出这个活地狱也逃不掉。有一个叫丁有男的劳工逃跑被抓回来，把头用镐把将其腿骨打折，没几天就死去了。
“天津班”自一九四四年二月到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解放。不到两年时间，六百多人就死去五百七十多人。活着的只有七、八十人，大都是柜头、把头、拉杆的，回到天津家乡的只有十几名柜头。
星火灌溉站旁至今留下一个控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死人坑”。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用血写下的历史。
抗日战争从1931年9月18日起，至1945年9月2日小日本签字投降结束，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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