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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深刻剖析了刘邦废太子未成的真实原因，认为传统观念中的“商山四皓”干预说并不可信。在对《史记》和《汉书》记载进行仔细考察后，作者认为刘邦在废黜太子刘盈的过程中并未受到众多大臣的强烈反对，而是只是得到了张良、周昌、叔孙通等少数人的劝谏。这些劝谏虽有其意义，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刘邦的决心。真正制约刘邦废太子的力量在于吕后的妹夫、掌握军权的樊哙。樊哙的军事力量在汉朝平乱中至关重要，他暗示若刘邦废长立幼，将以“赵高之事”自居，干预朝政，确保刘盈继位。刘邦深知自己有赖于樊哙平息叛乱，故而虽有意废黜太子，始终未能得逞。作者在文中透过详实史料，分析出传统历史叙述与实际情况的出入，对“商山四皓”说提出质疑，发掘了刘邦废太子失败背后的政治博弈和权力制衡。
摘要：刘邦废太子失败的原因不是人们一般所说的张良和“商山四皓”的鼎力支持，当时也并没有很多大臣谏阻刘邦废黜太子。废太子失败的原因是当时吕后的妹夫樊哙统帅大军，樊哙曾经暗示刘邦决不允许赵王刘如意登上帝位，刘邦由于需要用他平定各地的叛乱而对此无可奈何。在刘邦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月，他曾经密谋铲除樊哙，为废除太子铺平道路，只可惜这一计划还未能实施，刘邦就已去世，刘盈得以登基，是为汉惠帝。“商山四皓”保住刘盈太子之位的说法，是后世的重新阐释，或曰“历史书写”所导致。刘邦欲废太子刘盈而立赵王刘如意却终归失败之事，不仅为每一位秦汉史研究者耳熟能详，而且也近乎“历史常识”，历史系新生乃至略通文史者多能道之。不过，刘邦废太子为何失败，却是历史悬案。按照《史记》《汉书》的说法，是在大臣进谏都不管用的情况下，张良请出了“商山四皓”保太子，最终使得太子之位转危为安。由于这一说法富有传奇性而又没有坚实可靠的证据，后世史家怀疑者甚多，却又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新说取而代之。根据《史记》的说法，“商山四皓”是这样保住太子的：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详许之，犹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这段话不仅颇有演义色彩，而且不合情理。首先，刘邦欲废太子、立赵王的原因无非是他喜爱赵王及其母戚夫人，此外还因为他担心吕后实力已经非常强大，有可能在自己死后威胁江山社稷。无论是哪一个原因，都不会因为“商山四皓”的出现而改变。其次，太子已经得到了张良、周昌、叔孙通的鼎力支持，这本身就说明太子“羽翼已成，难动矣”。再次，有人认为“商山四皓”是“民意的代表……老迈多病的刘邦了解到惠帝已获得民意支持，意识到了刘盈的储君地位不可撼动”。可在中国古代的专制政体下，从来没有“民意”能够决定储君之位的事情。也有学者认为这“表明以吕后为代表的吕氏外戚集团在公卿百官及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已经超过刘邦的可控范围”，此说法也并非实情：刘邦当时能有效掌控军队，亲自带兵平叛，处理国家大事，而在刘邦去世之后，吕氏集团经过了一番艰难的斗争，也仅仅能够立诸吕为王而已。以上这些仅是从情理推测，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史记》记载，所谓的“商山四皓”至少在汉高帝十一年之前就已经来到张良那里，但张良却一直没有将他们“展示”在刘邦面前，直到汉高帝十二年刘邦的生命已经岌岌可危，张良才把他们“拿出来”。试想如果他们如此“管用”，一出场就能改变刘邦心意的话，为什么要拖这么久呢？刘邦废太子真的遭到了大批重要臣僚的反对吗？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史记·吕太后本纪》云：“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留侯世家》云：“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张丞相列传》亦云：“及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之，莫能得。”《汉书》中也有类似话语。这些记载，应是后人多认为刘邦废太子遭到众多大臣反对的依据。但是，遍检《史记》《汉书》，所能找到的反对刘邦废太子的重要臣僚，只有周昌、张良和叔孙通。当时重要的大臣———萧何、曹参、周勃、陈平、陆贾、灌婴、郦商、夏侯婴以及刘邦的同母兄刘仲、异母弟刘交、从兄刘贾、庶长子刘肥，甚至太上皇都没有表示反对。因此，当时的确有不少臣僚反对刘邦废太子，但他们都不是西汉初年统治阶层的核心成员，而在核心成员当中，只有周昌、张良和叔孙通三人反对废太子而已。那么，周昌、张良和叔孙通的反对是否能打动刘邦呢？先来看周昌。周昌在当时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在西汉初年地位并不高，周昌本人又没有任何军功，只是因为其兄周苛坚守荥阳而死，方才成为所谓的“功臣侯”。因此，他在汉初功臣集团中只能算是边缘人物，其职位也是“承继”其兄周苛而来。史载，周昌“为人强力，敢直言”，但被刘邦视作弄臣：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在刘邦表示要废太子时，他虽然宣称“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但刘邦只是“欣然而笑”，不以为意。施丁先生认为他“人微言轻”，是完全正确的。这之后，刘邦在御史赵尧的指点下，将周昌派去做赵王相，可以认为，这是刘邦为废太子、立赵王而采取的重要措施，换句话说，直到汉高帝九年，刘邦仍然积极寻求废黜太子。张良之所以反对废太子，并非因为他有多么支持太子或嫡长子继承制，而是因为吕泽的“强要”。换句话说，他本不想介入这场事关皇位继承人的争斗，只是因为吕后的长兄吕泽逼着他想办法，他才出了一些不痛不痒的主意。可即使如此，他也几乎没有走上前台，明确地表示反对。张良的态度应具有代表性。以此来看，从未被刘邦怀疑的张良都不出面表态的话，其他重要的大臣应该也不会在这样敏感的事情上发言。汉十一年，黥布反……上自将兵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强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因说上曰：“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曰：“子房虽病，强卧而傅太子。”有学者据此认为这意味着刘盈得到了关中地区的兵权，实际上，刘盈确实因此掌握了一支部队，但数量并不多：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问诸将，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筹策。上召见，薛公言布形势，上善之，封薛公千户。诏王、相国择可立为淮南王者，群臣请立子长为王。上乃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太子卫，军霸(灞)上。张良给刘盈争来了兵权，但不过3万部队。这一时期的汉朝大概有多少军队呢？以下两个数字可作参考：匈奴大攻围马邑，韩王信降匈奴……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也就是说，汉中央朝廷至少拥有30万的军队，3万的“太子卫队”仅占到1/10，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不过，这些材料却足以说明，直到汉高帝十一年，刘邦依然想要废黜太子。汉十二年，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谏上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蚤(早)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适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高帝曰：“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高帝曰：“吾听公言。”从这里来看，似乎叔孙通的劝谏发挥了作用，但真实的情况却是“上详许之，犹欲易之”。的确，叔孙通只是一名普通的文官，在汉初制订了朝廷礼仪，刘邦也可能只是从“礼仪”上许诺叔孙通不废黜太子。值得注意的是叔孙通反对废太子的原因。叔孙通一贯为人圆滑，被人讥讽为“面谀”，但这时却坚决反对废黜太子，很可能是为了政治投机。他断定刘如意不会被立为太子，垂垂老矣的刘邦又即将去世。此时力保太子，一旦刘盈荣登大宝，自己也将获取政治利益。随后，刘邦封叔孙通为太子太傅，在刘盈即位后又重新担任奉常，再次成为九卿之一，并负责“定宗庙仪法”。这时的他已经成为惠帝的“亲信”。根据《史记》的记载，汉惠帝曾数次召见叔孙通，连出游都要携他一同前往。叔孙通还真像他弟子说的那样：“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叔孙通反对废太子之事发生在“上从击破布军归”，即汉高帝十二年十一月之后，当年四月刘邦即去世(按：当时岁首为十月，十一月与四月在同一年)。在叔孙通劝谏之后，有关储位争夺的大事只有一件，就是张良向刘邦展示“商山四皓”。如前所述，这件事情也不会打消刘邦废太子的念头。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刘邦一心想要废太子，只是他过早去世，使这一计划无法实现？的确如此，但是，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刘邦在称帝后的多年中始终未能废掉太子呢？笔者认为是樊哙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樊哙作为吕后的妹夫，一定会站在太子一边，想尽办法保住太子的地位。但问题是，《史记》当中似乎没有直接记载樊哙用任何实际行动阻止刘邦废太子。却有一段极富暗示性的话语：先黥布反时，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余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这里所说的“赵高之事”指的是什么呢？赵高曾经将秦二世牢牢控制起来，以他的名义发号施令，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笔者认为，“赵高之事”是樊哙对刘邦的告诫，指的是赵高废扶苏，立胡亥。这句话真实的意思是，如果你死后，有“废长立幼”的命令传出，那么我就宣布这是“赵高之事”，强行扶保刘盈登基。你管得了身前，管不了死后，只要我在，皇位就必须是刘盈的!这一推测是否有根据？我们注意到，在这段话之前，司马迁特意交代：“哙以吕后女弟吕须(媭)为妇，生子伉，故其比诸将最亲。”在《史记》中，这种关于人物关系或家世背景的交代，一般均在传记的开头，如：齐悼惠王刘肥者，高祖长庶男也。其母外妇也，曰曹氏。孟尝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婴。田婴者，齐威王少子而齐宣王庶弟也。这些叙述分别在《齐悼惠王世家》《孟尝君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田儋列传》的开头，但司马迁却把樊哙和吕后关系的叙述放在他和刘邦对话的前面，应是在暗示这段对话与此有关。因此，“赵高之事”最有可能的就是指樊哙威胁废掉刘邦的遗命，强行立吕后之子登基。樊哙是有底气向刘邦这样说的。刘邦在正式称帝之后，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不再轻易将兵权交给他人。在多次的平叛战争中，基本是他自己领兵出征;其次就是樊哙领兵打仗的次数最多。以下史料可以佐证：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谋反太原……高祖自往击之……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令樊哙止定代地。豨将侯敞将万余人游行，王黄军曲逆，张春渡河击聊城。汉使将军郭蒙与齐将击，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十二年，十月，高祖已击布军会甀，布走，令别将追之。这是《史记·高祖本纪》中所提到的刘邦称帝后的几乎所有军事行动，其中，由刘邦亲自统领的共五次，樊哙统领的四次，周勃统领的两次，其余由其他将领统帅。可见，这一时期刘邦在军事上主要依赖的就是樊哙。不仅如此，当时汉朝的军队也主要掌握在樊哙手中：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四日不发丧……郦将军往见审食其，曰：“吾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刘邦曾率领32万大军与匈奴作战，遭遇白登之围。从他不是想方设法调兵增援，而是通过向匈奴示弱换得他们“网开一面”来看，这32万军队应该是当时汉朝军队的主体。从这时到刘邦去世，汉朝又经历了多次平叛战争，加上白登之围的损耗，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陈平、灌婴、樊哙、周勃所率领的30万军队基本就是汉军的全部。这30万汉军有20万都在樊哙、周勃手中。据《史记》：“燕王卢绾反，勃以相国代樊哙将”，可以推测，在这之前樊哙应手握20万大军。同时，军事能力并不出众的刘邦又需要他领兵出征平定各地此起彼伏的叛乱，这两方面必然都使得他在汉廷的地位举足轻重。樊哙是太子的姨夫，刘邦自然不能轻易废太子。简而言之，刘邦在称帝后最为信任的将领就是吕后的妹夫樊哙，基于姻缘关系，刘邦认为他绝不会反叛自己。但刘邦对樊哙的倚重和对其他将领的不信任导致了樊哙势力的坐大，使得刘邦迟迟无法废太子。刘邦在废太子之事上仍然心有不甘。在异姓诸侯王频频反叛，需要樊哙领兵镇压之时，刘邦不得不倚重樊哙，一旦他们被铲除，下一步要实施的必然就是除去樊哙以减少废太子的阻力。特别是随着刘邦的逐渐衰老，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更迫切地需要铲除樊哙，将赵王刘如意送上宝座，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幕历史场景：燕王卢绾反，上使樊哙以相国将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恶哙者。高帝怒曰：“哙见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陈平谋而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即斩哙头!”二人既受诏，驰传未至军行计之曰：“樊哙，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吕后弟吕嬃之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则恐后悔。宁囚而致上，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哙。哙受诏，即反接载槛车，传诣长安，而令绛侯勃代将，将兵定燕反县。这就是所谓的“燕王卢绾反，勃以相国代樊哙将”。如果说这里还没有明确指出樊哙是因为什么原因“突然”遭到了刘邦的忌恨的话，下面一段记载指向性就相当明确了：其后卢绾反，高帝使哙以相国击燕。是时高帝病甚，人有恶哙党于吕氏，即上一日宫车晏驾，则哙欲以兵尽诛灭戚氏、赵王如意之属。高帝闻之大怒，乃使陈平载绛侯代将，而即军中斩哙。陈平畏吕后，执哙诣长安。司马迁告诉我们，刘邦之所以要杀樊哙，是因为他“党于吕氏”，欲“以兵尽诛灭戚氏、赵王如意之属”。“以兵尽诛灭戚氏、赵王如意之属”应是添油加醋，“党于吕氏”则是刘邦想除去樊哙的主要原因。“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的记载则可以证明这一点。“从击破布军归”是在汉高帝十二年十一月，刘邦既然在此时“愈欲易太子”，必然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废太子最大的阻力是樊哙，刘邦欲杀樊哙理当与此有关。汉高帝十二年二月刘邦就派樊哙将兵出征，之后，至少在四月(此时刘邦去世)之前，刘邦就安排周勃、陈平一起从长安出发，执行诛杀樊哙的秘密任务。遗憾的是，面对已经病入膏肓的刘邦和咄咄逼人的吕后，陈平、周勃没有这样做，而刘邦的最终逝世也使他来不及实施这一计划。樊哙险遭诛杀的“千古之谜”，可以这样得到解释。刘邦为何不在京城杀掉樊哙？既然要杀樊哙，为何反倒先给予他兵权？笔者认为，这正是刘邦的高明之处。樊哙统帅大军多年，在京城之内杀掉他并不容易，且有可能引发兵变。安排他如常统兵出征，可以使其放松警惕，认为自己仍然得到刘邦的高度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刘邦派遣陈平、周勃两人来到军中，发动“斩首行动”一举诛杀樊哙，既易于操作，又可以在樊哙被杀之后由周勃迅速接管军队，降低兵变的风险。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决策的正确，陈平、周勃完全有能力诛杀樊哙并控制军队。可以想象，如果刘邦能活到二人返回，樊哙有可能被诛，废黜太子之事也就有可能变为现实。总之，刘邦之所以没能废黜太子刘盈而立刘如意为太子，原因并不是张良和“商山四皓”的阻止，而是因为当时的统兵大将樊哙。刘邦也曾准备杀掉樊哙，为废太子除掉障碍，但他还没来得及完成这一计划就已经去世，刘盈最终得以登基，吕后也开始由幕后走向前台。可以说，在汉初的政治转折中，樊哙是一个关键人物。汉惠帝登基之后，他所统领的军队也就成了吕后最重要的政治资本，继续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作用。既然刘邦废太子失败与“商山四皓”无关，那么，在《史记》《汉书》当中，又为何将废太子失败归结为“商山四皓”的影响呢？众所周知，汉文帝登基以后，不仅承认汉惠帝刘盈是合法皇帝，而且还将吕后纳入汉朝法统之中。同时，上到皇帝，下到功臣都不希望外戚干政。在这种情况下，樊哙以外戚身份力保太子的历史叙述可能不会被接受，换句话说，汉朝廷要使用另外一套说辞解释惠帝太子地位安然无恙的原因。但原因可以有很多，为什么会是“商山四皓”呢？“商山四皓”究竟是如何来到汉朝宫廷的，《史记》《汉书》中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史记》关于这件事的说法，似有自相矛盾之嫌。《留侯世家》云：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策，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但又表示“留侯本招此四人”，这说明征聘他们的不是吕泽而是张良本人。班固则提出另外一种说法：“高帝拨乱诛暴，庶事草创，日不暇给，然犹修祀六国，求聘四皓。”据此，商山四皓是刘邦本人征聘的。但无论如何，招致“商山四皓”应该与张良有关;即使是刘邦“招募”他们，也应当是通过张良，毕竟他总不可能“亲顾四皓于草庐之中”。张良“从赤松子游……学辟谷，道引轻身”，形迹有明显的道家色彩，已成为多数史家的共识。“商山四皓”本为隐士，“自身也确实表现出与早期道教文化特征十分接近的品格”，且能被张良所招致，也应是道家学说或曰黄老之学的信奉者。刘邦对儒学并非完全隔膜，他曾先后重用郦食其、叔孙通、陆贾等儒生，异母弟楚元王刘交更是得大儒浮丘伯真传，曾为《诗经》作注。但刘邦与黄老之学似乎没有交集，我们从《史记》《汉书》当中找不到相关材料证明他与“商山四皓”以外的任何一位黄老学者有过任何交往，也没有看到他曾经提及黄老之学。但是，文景时期中央朝廷推重黄老之学，在这种情况下，重新书写历史，让已经死去的刘邦重视黄老之学，甚至因为他而坚持嫡长制原则，便成了一个“合理”的选择。这样，“商山四皓”保住汉惠帝太子宝座的“官方解释”便诞生了。事实上，征聘“商山四皓”既然实有其事，他们又确实为拥护太子的张良所聘，则“商山四皓”劝刘邦不废太子之事应是存在的，只是张良、周昌、叔孙通都劝不动，“商山四皓”能有什么作用呢？不过，司马迁采信了这个官方解释，并为这个故事加上了更多的传奇色彩，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那一段话。但同时，司马迁也在《史记》中留下了其他线索。经研究发现，《史记》中很多矛盾的记载都是这样，太史公往往留下两个甚至多个不同的记载，后世史家要特别注意。文章来源：《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五期，第17-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