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万章｜雅集与文会：王学浩《宣南诗会图》研究

雅集与文会：王学浩《宣南诗会图》研究

图1 叶衍兰《王学浩像》纸本设色

29.9cm×30cm 清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2 王学浩《宣南诗会图》卷 纸本水墨

29cm×134.6cm 中国国家博物馆

钤白文方印“陶澍之印”“印心石屋”和朱文方印“云汀”。此诗刊入陶澍《陶文毅公全集·诗集》，诗题为《潘功甫以宣南诗社图属题抚今追昔有作》，但刊本与题跋略有不同：“赏菊小容斋”刊本为“赏菊更忆梅”，“嘉庆九年，洪介亭初举此会，以赏菊为题”刊本为“嘉庆九年，初举此会，朱兰坡斋中以赏菊为题，吴退旃斋中以忆梅为题”，“顾南雅、夏森国、吴退旃、朱兰坡皆入会”刊本作“顾南雅、夏森国、洪介亭皆入会”，“左鞬而右弭”刊本作“右鞬而左弭”，“茶经与李碑”刊本作“茶经与邕帖”，“宣南武坊南”刊本作“宣武坊南”。此外，刊本亦无正诗之后的题识。此题书于道光六年（1826）孟冬月，乃此画完成两年之后。重要的是，陶澍在题跋中提到嘉庆九年（1804），“洪介亭初举此会”，明确指出宣南诗社的创始人和发起人是洪介亭。洪介亭，名洪占铨（1762—1812），为翁方纲（1733—1818）弟子。他字凤宾，一字辅阶，号介亭，江西宜黄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曾主持陕西、甘肃乡试，擅诗文书法，著有《小容斋诗钞》。故前述比较接近史实的宣南诗社成员19人，应多加一位洪占铨，至少应20人（图3）。

关于洪占铨为早期宣南诗社创始人之事，在诸书中均不见载，陶澍之题或可补其阙佚。由此题还可知，宣南诗社在洪占铨创立不久，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因官员外任或艰归等，“诸君亦多风流云散”，因而到甲戌年（即嘉庆十九年，1814），由董国华（琴涵）“复举此会”，因首次创立是“甲子年”，而再次复举为“甲戌年”，故有“先甲逮后甲，董子复继起”之说。在陶澍题跋中，还谈到诗社雅集的主要诗题为宣德醮坛铜盏、甘泉宫瓦研、安化茶和岳麓碑等，这就使得我们对宣南诗社的雅集活动有更细化的认知。当然，宣南诗社除雅集外，还有祭祀宋代的欧阳修、苏轼及清初的王士祯等。在关于宣南诗社的诗文记载或近人的相关研究中，陶澍的此题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唯其写本与刊本之异，或可为宣南诗社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在朱绶与陶澍之外，诸家所题虽然多为唱和应酬之属，但从字里行间，却能深刻感受到其时京城文官集团参与雅集与文会活动的身影。董国华的题跋书于道光五年（1825），他在题诗中有“十年春柳嗟邻篴，几辈龚黄拥传旌”句，并有诗注云：“予与蔡浣𩂰、邵兰凤、家方立诸君别结词社，十年中零落殆尽矣，”可知其在参与宣南诗会的同时，还和蔡浣𩂰、邵兰凤和董方立一道另结词社。万承纪在题跋中也说道：“嘉庆戊午、己未间，余客都中，其时诗会甚盛。同会者法时帆祭酒、王枫亭给谏、周驾堂、沈舫西侍御、谢芗泉、吴少甫郎中、李凫塘、张船山太史、宋梅生员外、赵味辛中翰、汪剑潭助教，与余凡十二人，故次首及之。”韩崶（1758—1834）的题跋书于道光七年（1827），他也谈及在此之前参与其他诗社的雅集：“乾隆戊戌、己亥间，官京师，日与杜梅溪大令、蔡小霞方伯诸同人举诗社于宣武坊之上斜街，绘有《城南雅集图》，各藏一卷，今忽忽五十年。学者惟钱次轩观察、小山太守昆仲、魏春松观察及余四人耳。抚今追昔，感慨系之。”不仅谈及诗社雅集，还将活动的场景绘成《城南雅集图》，足见其时此类诗会之频繁，同时以《城南雅集图》绘制当时诗会的盛景，可知《宣南诗会图》并非独立的个案。

上述题跋中所涉及的法式善（时帆）、王友亮（枫亭）、周厚辕（驾堂）、沈琨（舫西）、谢振定（芗泉）、吴树萱（少甫）、李骥元（凫塘）、张问陶（船山）、宋鸣琦（梅生）、赵怀玉（味辛）、汪端光（剑潭）、杜群玉（梅溪）和蔡廷衡（小霞）诸家，都是当时活跃于北京地区的文官。他们多为进士及第，官阶虽不高，但却大多是在诗文或学问方面很有造诣者，有的甚至还是清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如法式善（1753—1813）、张问陶（1764—1814）和赵怀玉（1747—1823）等。由此可见，在清代乾隆后期到嘉道时期，在北京城的宣南等地，出现诗酒与雅集盛行的文人活跃场景，正如朱绶在《宣南诗会图记》中所说：“国家承平日久，士大夫褒衣博带，雅歌投壶，相与扬翊休明，发皇藻翰，不独艺林之佳话，抑亦熙化之盛轨也，”王学浩的《宣南诗会图》便是此类文风鼎盛的写照。其时盛行的雅歌投壶，诗酒雅集，不独以诗赋见传，亦以图绘的形式记录，彰显其诗、书、画相融的传统文人情怀。

三、《宣南诗会图》与清代北京的文会图

宣南诗社的前身为消寒诗社。其时，由诗社成员黄安涛邀请画家朱鹤年绘成《消寒诗社图》，“许多成员围绕此图写了一些诗文，反映诗社的活跃局面”，这是《宣南诗会图》之前的同题材雅集图。上述韩崶题跋也谈及在宣武坊之上斜街雅聚时，绘有《城南雅集图》。很遗憾这两幅画现在均不见流传。

值得庆幸的是，在现存的绘画中，以宣南地区文人雅集为主题的作品尚有其他存世者，其最早可追溯到清代初期禹之鼎（1647—1716）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绘制的《城南雅集图》（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图中描绘的是清初文人王又旦（1639—1689）和汪懋麟（1640—1688）邀请陈廷敬（1639—1712）、徐乾学（1631—1694）、王士祯（1634—1711）在北京城南祝氏园聚会雅集的情形。禹之鼎笔下的雅集图共有8人，5人为雅集的主角，3人为侍从。在浓荫掩映的庭院中，3人围桌而坐，桌上铺着纸卷。其中1人右手握笔，在砚台中蘸墨。桌上尚可见书画册、茶壶、茶杯、水丞、笔架等。另有2人站立而谈。5人均面对观者，在画面中占据主要位置。画心右侧，两个仆从手持葵扇侍立，窃窃私语；画心左侧，一书童捧着书画从树石后走出。画中的房舍、几案、绣墩、回廊、栏杆、台榭、梧桐、芭蕉、古松、山石、盆景等均较为写实，烘托出雅集中幽静而古朴的氛围。这是对一次具体雅集的描绘，故人物是具象的，且在画面中占据主导地位。相较而言，《宣南诗会图》是一个非具体雅集活动的描绘，故画中主角便成为意象的人物。画中人物非但没有占据画面的中心位置，而且还完全处于衬景的地位。作者突出的是宣南诗社雅集这件事，而非雅集中的具体人物，故在画境的渲染方面，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营造城墙外优雅的庭院，以及婆娑的树影与山影绰绰的景象（图4）。

《宣南诗会图》不仅代表了王学浩山水画成熟时期的风格，亦可见出其时文官集团热衷雅集并绘制成图的风尚，以及其时以画为媒的诗文交际与应酬之风。

图4 禹之鼎《城南雅集图》卷 绢本设色

50.8cm×126.5cm 清代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四、谢国桢与《宣南诗会图》

历史学家谢国桢（1901—1982）与《宣南诗会图》有着深厚的渊源。此画曾经其鉴藏，并撰写了《记宣南诗会图卷》，对其展开研究。在此文中，他将题跋者分为四类：一为先后参与诗会的人士，有陈用光、吴嵩梁、朱珔、董国华、程恩泽、陶澍和梁章钜；二为苏州同里人士，有石韫玉、韩崶、尤兴诗和钮树玉；三为苏州的寓公及过客，有李宗瀚、杨文荪、屠倬、万承纪和陈文述；四为当时苏州的官吏陈銮和齐彦槐。谢国桢指出，画卷的题跋者，除京城同寅外，几乎都是与苏州有直接或间接关联者。

在此画的拖尾，除了时人题跋外，便是谢国桢留下的长题。他的题跋有两段，分作两纸。第一段分为四部分：一是抄录了胡承珙的《宣南吟社序》，并注明录自梁章钜的《师友记》卷六。二是抄录林则徐的《题潘功甫舍人曾沂宣南诗社图卷》，并注明录自林则徐的《云左山房诗钞》卷二。三是记录获得此卷的过程：“《宣南诗会图》，余得之镏（琉）璃厂画肆，人罕珍惜，已近残损，当重付装池，并检阅诸书，稽其始末。胡墨庄文足以知其缘起，林少穆诗为原卷所失载，或偶尔佚去，故备录于此。一九六四年十月三十日，谢国桢记。”钤白文方印“国桢私印”。四是抄录林则徐的题识并说明缘由：“小序：道光七年（1827）三月始由闽入都，舟过吴门，功甫仁兄出此图属题，为赋七古一章，纵笔所之，不成诗律，惟大雅匡之，更望早赴春明，续此诗坛韵事也。少穆弟林则徐识于望亭舟中，时谷雨前三日。顷见《厦门大学学报》载有《宣南诗社与林则徐》一文，记及福州林纪焘君藏此小序，真迹备录于此。或者少穆移舟北上，原物未及交潘功甫也。十一月二十七日国桢又记。”此段引首，钤有朱文长方印“佣书堂”和白文方印“文字之福”。

第二段则全文抄录其《记宣南诗会图卷》一文，且加注标点，有部分修改痕迹，并在文末附记“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费了一天功夫，把这篇文字抄写完毕。谢国桢记于首都”，钤白文方印“谢国桢印”。在此段的引首，钤有朱文方印“刚主述作”。看得出来，谢国桢对此画倾注了心力。不仅撰文研究，指出其文物价值与学术意义，更精心呵护，并以秀雅而端庄的小行楷题跋近千言，足见其用情之深。在谢国桢题跋之后的次年即1965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即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北京建外大街永安南里10号楼的谢国桢寓所，以60元从其手中征集此画，此画最终入藏公库，也算是化私为公，适得其所了（图5）。

图5 谢国桢书《记宣南诗会图卷》

由谢国桢题跋可知，《宣南诗会图》卷得之于北京琉璃厂。因为作者王学浩并非大名家，而画卷的题跋者也较少在书画市场上出类拔萃者，因而在画肆并未受人垂注，以致“人罕珍惜，已近残损”。以研究明清历史而著称的谢国桢，因其敏锐的学术自觉，发现此图卷“含有一段历史上的故事，可作文物来看待”，并指出“自康乾到嘉道之时，考据之学趋于末流，在龚（自珍）、魏（源）未提倡今文学派从事于研究边疆史地以前，文人学士不是驰骋才藻，就是獭祭饾饤，大有彷徨无所之的感想”，而“在这个图卷的题咏中，也可以看到学术的转变与文风的盛衰了”，因而解囊购藏，称得上是慧眼识珠，使得一件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高于艺术价值的作品得以流传至今。谢国桢在抢救此画及泽被学界方面，可谓厥功至伟。在谢国桢之后，有论者认为宣南诗社“在当时存在的作用和意义，主要还不体现在在京之时的诗酒唱和中——那种赏花看碑、诗酒文会对身为文学侍从之臣的翰林而言，只是展示风雅之才的一种方式，其背后有着‘求康济之学’的志同道合与声气应求”。很显然，基于《宣南诗会图》的学术价值，学界首先认识到其时士人的“风雅之才”，这才使进一步探究其“求康济之学”成为可能。

余 论

潘曾沂是《宣南诗会图》卷的艺术赞助人，也是画卷题跋的邀集者。这些题跋断断续续作于道光五年（1825）至道光七年（1827）间，分别以现场挥毫或邮寄的形式倩人书写。他以这种其时最为流行的诗画题跋形式，构建了一个诗与画的交游网络。画中的故事发生地北京是当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冠盖云集，文风鼎盛。而题跋的多数成员多为苏州人或流寓苏州，苏州又是其时诗文书画最为兴盛的江南重镇。正因如此，以画家王学浩、诗人兼鉴藏家潘曾沂，以及诸多士大夫参与的《宣南诗会图》，便成为清代乾嘉时期文人风尚的缩影。

潘曾沂并非宣南诗社的中心人物，但在《宣南诗会图》及其题跋中，却是以他为中心的。对于潘曾沂来说，这固然有基于社交因素和扩大自我宣传与影响等方面的考量，但在客观上却为活跃于北京地区的宣南诗社提供了极为珍稀的第一手资料，既是清代乾嘉时期文官集团艺术活动的缩影，亦是其时士大夫阶层雅集与文会、交游与应酬的见证。

作为画卷的中心人物，潘曾沂自己也有题跋“独携冰雪趁幽寻，难得苍苔共此岑。车马往来无熟路，国家闲暇可清吟。衣冠衮衮私荣遇，文字区区见苦心。瑟缩久留奴仆怪，为多里耳罢张琴。丙戌春日，功甫自题”，钤朱文方印“潘曾沂印”和“功父新诗”。潘曾沂的自题书于道光六年（1826），是此画完成之后的第3年。所谓“衣冠衮衮私荣遇，文字区区见苦心”，正是潘曾沂与题跋者寅谊、乡谊与学谊的概括。而多年以后，昔日一起雅集与文会的伙伴多已“风流云散”，有的甚至天人相隔，陶澍写下了“宣南诗会几经春，短烛深杯记旧因。惆怅瑶谿好风景，不容长啸着斯人”的感喟。但无论沧海如何变成桑田，宣南诗社曾经在京城的“文章述东壁，冠盖称南里”的盛景，却有赖于《宣南诗会图》在历史长河中得以定格，并传之恒远。（注释从略 详参纸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