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2016年秋季学期，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广州美术学院祁小春教授作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邀访教授访问北大，带来了有关王羲之《十七帖》和《兰亭序》两部书法作品的相关讨论。祁小春教授通过严谨的考据，条分缕析地考辨了书法作品艺术性背后的语言、文学、文化背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祁小春教授“唐代书法及其风潮对日本的影响”此篇短文，从书法的角度考察当时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以飨读者。
一，隋代以及唐初中国书法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的书法历史，在进入平安时期以前，也曾有过一段漫长的发展演进过程。早在飞鸟时代（569-642）的初期，圣德太子就曾遣小野妹子等留学生、留学僧作为遣隋使前往中国学习。他们长期旅居中国，认真学习、吸收中国文化。书法自然也是其中重要一环。当时的隋代，正盛行六朝书风，对日本遣隋使来说，自然深受影响。另外需要一提的是，当时高丽僧人昙徽来到日本，带去了纸、墨的制作技术。其结果是使日本能独立制作纸墨，为日本书法的发展与奠繁荣定了物质基础。
遣隋使的频繁往来西渡，将当时中国盛行的六朝书风带回日本。中国文化对日传播的形式，是以佛教为中心而展开的，当时书法用功，也都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比如说日本的圣德太子就能写得一手潇洒而飘逸的六朝写经书法。著名的《法华义疏》佛教经卷草稿，至今尚传世。这篇草稿书风较自由，颇见笔力。因是草稿，写时不需应规入矩，比起正式的经生所书的千篇一律的呆板写经来，则能看到书者的个性来，这是日本现今传世的最早真迹之一。
由于遣隋使对中国文化的引进更兼圣德太子直承其影响，故日本飞鸟时代，朝野上下竞相效仿、风行中国六朝的写经书风。白凰时期（646-707）正是中国的初唐，与前代相比，作为遣唐使的留学生、僧更加频繁地被派往中国，学习唐文化。大化二年（646）日本天皇下诏改新，一切制法归皆依唐为准则，大有全盘唐化的趋势。此时期日本的书风自然也向初唐书风转化。书法由实用性开始走艺术向性。由于当时百济和高句丽国相继灭亡，以前由此为中转站向日本传播中国南北朝文化的途径消失。于是日本开辟了新的直接通往中国大陆的交通渠道。中国文化对日本的传播和影响也变得更具直接性了。
此时日本天智天皇御代（662-671）开设始立学校，学校里设书博士，专门教授书法。天武天皇十四年（686）有位名叫宝林的教化僧，书写了佛教经典《金刚场陀尼罗经》。此书法虽日写经，但细细揣视，便能发现书风有明显的刻意追求倾向。行家一看，大概无人不会联想到唐代书家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来。是的，这说明了一个现象，即当时日本人已不满足实用性的写字，而对书法风格已有明显的追求意识。此写经有别于六朝写经生的匠人作风，字体取纵长势，结构紧密森严，大胆的露锋起笔及急速的重顿捺法等特点，无不逼肖小欧。这篇写经作品至今尚存，它对日本书道史，尤是其楷书的影响可谓意义重大和深远。日本人对欧阳询系统的楷书有殊特的偏爱。至今日本儿童初学大字时，皆以欧书为典范，极少习颜真卿、柳公权或赵孟项的。如后面将述及的日本磋峨天皇，就是一位酷爱欧书的人物。看来欧书在日本人心目中之所以具有如此神圣的地位，与这些渊远流长的历史背景不无关系的。
到了奈时良代，日本的书风又有所变化，开始崇尚中国晋唐书风。谓晋所书唐风，是指东晋王羲之为主的晋大士夫及直承其绪流的唐代书家书风。其实日书本风崇尚总是随唐代的时风改变为转移的。人们知道，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于是举国上下竞相效法王书，时尚所趋，蔚然成风。拼命学习模仿唐文化的东赢扶桑，自不例外。奈良时代，以和铜三年(710)国都由藤原京迁至平城京(今奈良市)而告开始。此时日本国力增强，社会的经济、文化得到空前发展，族贵阶级的生活亦趋奢侈。在文化方面，诗文、和歌、美术、工艺、建筑等十分昌隆兴盛。书法——作为日本的国教，佛教经典的书写传播手段，渐渐成为贵族们写书诗文、和歌的书写手段，即由实用性朝艺术性方向迈进，其水平得到空前发展和提高，大批的遣唐史，不但带回了唐代崇晋崇王的书法时尚，甚至还带回了许多唐代书家真迹以及唐人双钩填墨，模写的王羲之书法法帖。于是王羲之书法开始风行日本。
日本著名古籍《万叶集》中有就【大海之，底乎深目而，结羲之、妹心者、疑毛无】【君之手枕、触羲之鬼尾】等语句。可想以见王羲之的大名在当时的日本是怎样深入人心了。又如平平胜宝八年（756）五月二日，圣武天皇驾崩，六月二十一日的七七忌辰日，光明皇后将天皇在世时的珍藏品部全捐献给东大寺。其物献帖目中载有【书法二十卷、拓右军晋王羲之草书、同羲之扇书法】之品目。据说其中【书二十法卷】共有八五百六十行，可想象当时日本皇家收藏之富，数量之众。
王羲之《丧乱帖》摹本
现在，书圣王羲之的真书法迹早已不存，人们只能凭着借历代刻帖及以唐代双钩填墨本，模写本来想象这位书圣的书法风貌。其中，最能反映王神书髓的是唐代双钩填墨本《丧乱帖》和《孔侍帖中》，但这些剧迹却不存于中国而存于日本，并被认为就是当年光明皇后捐献于东大寺的王书中遗物。提起光明皇后，她乃是日本书道史的一位举足轻重的著名书法家。她的书法作品至今尚有存世，如她临王羲之名帖《乐毅论》，即是其中一品。这篇临书作品用笔挺坚刚劲，古盎然意，很难想象象是位女流书家所为。有一点特别值得留意，即以此作现今与传世刻帖中的《乐毅论》加比以较，风格殊不相近。另外不只是光明皇后，著名书家法藤原行成（972-1027）也曾临写不少王羲之尺犊法帖，而与今传世的《淳化阁法帖》、《东书堂帖》中所同收名帖风格大异。因此可作如下推论：即酷爱王羲之书法的邻邦日本，恰恰可能保存了更接近于王书风貌的东西，光明皇后和藤原行成所临不敢说一定如此，但至少现存日本的《丧乱帖》、《孔待中帖》的存在，无可置疑地能证明这一点，日本保存了许中多国已失传的文化产遗，这是不争的事实。如近代杨守敬赴日访中国失传古籍，刻成著名的《古逸丛书》即是一例。
王羲之《孔侍帖中》摹本
光明皇后除上述临书外，还有《杜家立成杂书录略》真迹传世，此书风的确有别于凡俗，逸宕飘洒中略带几分顽固，用笔亦精到，很有些创独性。细品此书，在用笔上与中国宋代米芾比较近似，而米芾却比光明皇后晚生将近三百年。光明皇后生前不可能见到米芾，米芾当时亦无缘能得见远在扶桑光明皇后的遗翰。大家都知道米芾是酷爱王书并善学王书的著名书法家，光明皇后也是如此。二人在继承王书的基础上各有独创，却又有不谋而合之处。这不能不说一是段奇事佳话。其实，在中国书法史上，类似的例子亦有不少。如清代著名书家吴让之、赵之谦等人以北魏书笔法写隶书，风格劲挺茂密，与近代出土的东汉末期《甘陵相碑》逼似。
东汉《甘陵相碑》芦荻题跋
东汉末期，正是汉隶向魏碑体变化过渡时期，而吴、赵等并未见过《甘陵相碑》，他们以魏碑笔法反溯汉隶，风格竟与《甘陵相碑》不约而同。为此王国维曾有一番精彩的议论：【甘陵相碑当在汉末矣，隶法健拔恣肆，已开北碑风气，不似黄初诸碑尚有东京承平气象也。前人研精书法，精诚所至，乃与古人不谋而合。如完白山人篆书一生学汉碑额，所得乃与新出之汉太残仆碑同。吴让之、赵悲庵北以朝楷人法隶，所得乃与此碑同。邓、吴、赵均未见二此碑，而千载吻合如此，所谓鬼神通之者非耶?】（《观堂集林.跋甘陵相碑》）
奈良时期的书法家除光明皇后外，还有许多人。他们都分别受王羲之等晋代书风和唐代书风的强烈影响。至于整个奈良时期的风尚，皆被晋唐风气所取代，确立了日本书法史上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典范。
二、盛唐时期的书法对日本的影响及日本书道史上的【三笔】
日本的平安时代，承奈良时期的繁昌而成为日本历史上极为繁盛的时期。此时，日本的经济、文化、宗教、文学、艺术、美术等方等面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气象。当然这一切都与积极学习效仿盛唐文化是分不开的。当时由于遣唐使的遣派较前代有增无减，交通亦较原先变得频繁与方便。来到中国学习的遣唐使除了直接学习盛唐百般制度、宗教、文艺和各种技艺外，还直接学习了盛唐书法。这里就以日本书道史上被为称【三笔】的著名书家磋峨天皇、空海、橘逸势以及最澄为中心，介绍他们是如何受唐朝书法风尚的影响，和对后世的日本书道史产生了怎样的意义。
日本僧空海名，将在面后专门介绍，在此先介绍一下【三笔】中的二人磋峨天皇、橘逸势以及最澄。
磋峨天皇（786——842）是日本第五十二代天皇，讳神野，桓武天皇的第二皇子。他自幼喜好学问、博通经史，尤以诗文书法成就法最高。日本书道史上，他与空海并称日本书圣。磋峨天皇酿爱唐朝文化，凡事皆以唐制为准则，甚至连男女所着衣服式样亦下令皆依唐式。在书法方面更是如此，他本人既自幼好书，擅长楷、草书。对既是诗人又是书家的空海和尚十分尊敬。据说他常设宴款招文人，命其赋咏诗文，并命空海即席挥毫，可见二人关系之深。空海曾渡中国，回来后将带来的名品真迹献磋呈峨天皇。其中有欧阳询真迹一卷，天皇得之，爱不释手。欧书对天皇书风的形成起大重了影响。皇上所喜，上行下效。结果如前文所述，欧书在日本深深地扎下了根，从天皇遗墨《李峤百詠》书作，可以看出其受欧行书《千字文》的影响。
磋峨天皇《李峤百咏断简》
当然，作为日本书圣的磋峨天皇书法，并不止拘于他人之法，而是另具有自己的书法风貌。试看其著名遗翰《光定戒碟》，便可知天皇书法温润飘洒，自然生动而又独具皇家的富贵气。墨迹用笔变化丰富，间参以章草笔意，写来轻松自如，不能不叹服这位书圣高超的驾驭笔墨能力。字里行间毫无定型的程式，实具大师风貌。
橘逸势（？——842）三十一代敏达天皇九代之后裔、橘诸兄之孙、右中牟人居之子。据说橘逸势性格豪放，不拘小节。他于延历二十年（804）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入唐。同行者还有空海和最澄。时年方二十岁左右。入唐后专心文学、书法。传说他人唐后曾得到柳宗元的指点，诗文大进。在当时被唐人誉【橘秀才】大同元年（806）与空海同时归国。封但马权守。他当时以书法名声显噪。弘仁九年（818）他为大内北面门额题字，此时书额者共有三人：磋峨天皇、空海、橘逸势，所以称史称【三笔】一时传为美谈。至于橘逸势入唐后是如何学习书法，或向谁请教教书法一事，因无史料记载，不知其详。但不难想象，公在元804至806年，即空海、最澄、逸橘势入唐期间，虽然欧阳询虞世南已不在世，颜真卿也刚去世不久，但如柳公权、裴休、高闲等名家尚健在，怀素（737——？）亦可能有在世。那么同在长安城内，空海、最澄、橘逸势等人请去拜访请教书法之事不是没有可能的，当时长安作为国际都市，外国来者多集于此，中国文人士大夫亦多与之交往。如唐诗人钱起曾有《送僧归日本》诗，李白亦有类似作品，可见一斑。故柳、裴、高等人断不致于拒而不见，空海、最澄、橘逸势等人亦不会坐失请教良机的，这点推测大约不是无根据的臆测吧。
橘逸势的书法究竟是什么的呢？作为传世作品，有《伊都内亲王愿文》。但此是否为其手迹，尚无定论。不过从书法的清逸流美，极富才气这点看，又似非一般俗手所能为。细细品味，此书法风格气质极近晋人，若真是橘逸势所书，那么可以说他是受了唐太宗以来崇尚晋王书法风潮的影响，并且还相当深。非常遗憾的是橘逸势作为一代书法大家，未能有一件可靠的真迹的传世，在日本书道史上，这个缺憾近似于中国书法史上的王羲之。
最澄（767——822）作为三津首巨之子生于近江国（今滋贺县）。幼名广野。十二岁出家，法名最澄。延历四年（七八五）十九岁时受戒于东大寺。稍后建立比颤山寺。三十八岁时与空海、橘逸势一同入唐，学习佛教和书法。归国时带回了许多佛教经典和法帖名迹。弘仁九年（八一八)五十二岁时舍弃在东寺所受之戒，于比叡山兴建受大乘菩萨戒的大乘戒坛，并请奏磋峨天皇，但未获赦准。至最澄死后的七日后，才赦准建立大乘戒坛，并赠溢传教大师之号。在日本佛教史上，最澄与空海齐名，为极其重要的领袖人物。在日本书道史上的地位亦与空海、橘逸势并驾齐驱，十分显赫。但他却未被列人【三笔】之列。这并不是说其书法造诣不高。现在日本研究的学者皆称最澄实无愧于【三笔】。最澄书法自幼即学王羲之，书风也比较接近唐僧怀仁所集王书的《圣教序》。最澄著名的传世真迹《久隔帖》最能说明这一点，书风朴实稳重，笔力充沛，不带半点造作，很有些佛禅的清静味儿。大概因他自幼即酷爱王羲之书，本人又是佛门人子。所以才选择了唐僧人同行怀仁所集王的书《圣序教》这一部既是佛典又是王书的法帖作为自己一生临习的至高法帖吧。最澄入唐以后，除学习和大量收集教佛经典外，非常意注书法。在他的《请来目录》里有书法目录一项。其中记载着他从中国收集来的书法名迹法帖和资料，如《赵模千字文》、《大唐圣教序》、《真草千字文》、《王羲之十七帖》、《欧阳询书法》、《王献之书法》、《褚遂良集》、《梁武帝评书》等等。最澄除了精于佛学、书法外，于对诗文及绘画亦有研究，并有著述。现存传世书法作品，除《久隔帖》外，还有《法华年分缘起》、《请来目录赵州灵》、《空海请来目录》等。
空海（773-835）俗姓佐伯，名真鱼、贵物。法名初为教海、如空、无空，后改作空海。空海自幼聪颖，才气拔群，有神童之称名。十三岁起习《论语》、《教经》，十八岁进京入大学学习《毛诗》、《春秋左氏传》、《尚书》，博涉经史。后尽弃儒学而转学佛法。著《聋替指归》三卷，比较论述懦、道、佛三教。为进一步求得真知，延历二三十年（804），随遣唐使乘船西渡人唐。十月至福州，十二月二十三日进人长安。时正值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空海于青龙寺从愚果阿阎梨受灌顶，拜受了啊阎梨的法位及诸法具，号【遍照刚金】。后又从印度天竺僧般若三藏拜受华严六波罗密经。在唐旅居一年半，于大同元年（八O六）归国。归国时受到磋峨天皇隆重的礼遇。空海还授予大同天皇以灌顶之法。他曾为国家在高雄山修法。空海归国以后的生活主要是以天皇所赐东寺作为国家镇护的道场，向天下弘扬真言宗佛法。还为庶民教育建立了综艺种智院。于承和二（835）年三月二十一日去世，享年六十二岁，溢号弘法大师。
在以佛教为主要国教的日本，弘法大师空海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名字即使在天今天，日木人几乎无人不晓，他的书法也是如此。倒并不是因为他的宗教地位崇高而抬高了书名，他的书法的确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可以说空海在日本存在，于教佛可比为释迦牟尼;于书法可比作王羲之。
三、空海对传播中国书法所作的贡献
前文已述，奈良时期以来，是日本与唐朝频繁交往的鼎盛期，大批遣唐使入唐，学习摄取唐文化。其中宗教活动尤引人注目。作为宗教活功的活跃人物，当首推空海、最澄二人。他们的活动范十围分广泛；从佛教经律、仪轨诸具到绘画、雕刻、文学、书法诸方面，无不涉猎吸取。在引进唐代宗教、思想及文化方面起到巨大作用，在日本上化文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其中，空海除了是具有上述重要意义的人物外，还有其特殊作用，即他在书法引进方面所起的作用。空海本来就喜好书法且又擅长书法。所以入唐他比谁都更关心书法方面的引进和移植，以至于对以后的日本书道史的发展起方向起到了巨大的、功不可没的引导作用。空海在入唐以前就以书法知名，入唐后，他是如何学习书法这一点，因无确明文献记载，详情不得而知。但有些情况，却可于他自著书中找到一些片光鳞影。如其著书《遍照发挥性灵集》中，就时有流露，如说他西渡大唐后，学得书法笔画技法，虽尚未作实践练习，但已稍有领悟等。
又他在为赦赐屏风书翰之后，上表天皇，称自己在唐时曾遇书法先生，常常聆听其传授书法口诀。空海有关于执笔法和使笔法的论述传世，有人认为，其内容就是由空海在唐时所听来的书法口诀整理而成的。那么空海在唐所遇见并亲承教诲的书法先生究竟是谁呢？据日本书道史的传统说法，其人便是唐代著名书家韩方明。遗但憾的是尚无充分证据能证明这一点。
现就此事试做一番主推观侧：韩方明，生卒不详。据他所著《授笔要说》称自己【昔学学书专求笔法。贞元十年五（799）授法于东海徐公璹，十七年（801）授法于清河崔公邈，由来远矣。】韩方明十分讲究笔法传统，拜崔邈为师自然符合情理。元代的郑杓在其《衍极》一书里，解晋在其《春雨杂述》里，在笔法流传表中，都将韩名列于崔名之后，那么空海在大唐国真的是从韩那儿学来了正宗的传统的笔法的话，则可以说空海将中国正宗的传统笔法带回了日本，并在日本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为中国正宗书法的传统。关于这一点，日本后世的人曾做过一个弘法大师书流系图，列蔡邑以后至韩方明为止的中国历代家书家大名之后，紧接着便续以空海——磋峨天皇——小野篁——纪夏井——藤原敏行——小野美村——藤原伊衡——小野道风——藤原佐理等日本书家之名。此事看起来颇近荒唐，但也不尽如是。有一现象颇值得注意，即现今日本习书之人，执笔方法与中国人不同，日本人执笔皆平直或下垂其掌腕，便于悬臂书写;诚如韩方明所谓【平腕双苞，虚掌实指】（《授笔要说》）之法也。而现今中国人则多直立腕掌，手与肘几成乎九十垂度直角，便于肘枕腕依桌面书写（注:此专指书写中小字），再看日本人即使现在都习惯于和式生活，书写势姿多为跪踞式，写字时肘臂无依靠。此种姿势颇存汉唐古风，所以其执笔法亦不可能与自宋元明清以来早已变成桌椅式生活习惯的中国人执笔方法相同。故而可以说在执笔方法上日本人更近于古法，而这一古法的弘扬者即是空海。空海到中国后，除了亲自学习书法外，和最澄一样，非常热心的收集并带回了许多书法名迹和料资。这只要从他的《性灵集》中，即可略见一斑: 德宗皇帝真迹一首；欧阳询真迹一首；张谊真迹一卷；大王诸舍帖一首；空不三藏碑一首；岸和尚碑一铺；徐寺郎宝林寺诗一卷；释令起八分书一帖；谓之行草一卷；鸟兽飞白一卷；急就章一卷；王昌龄集一卷；古今文字赞三卷；古今篆隶文体一卷；梁武帝草书评一卷；王右军兰亭碑一卷；李琶真迹屏风书帖。由此可见，空海携至日本之物较最澄真迹居多，质量也高。空海将这些珍品全部献呈给了磋峨天皇；这对天皇书法，以至于当时日本书道界所产生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四、空海的书法艺术
空海是位全面的大书法家，他擅楷、行、草、篆、隶及飞白等多种书体。其传世作品，亦较磋峨天皇、橘逸势、最澄为多。但其中真伪参半，可以断定为真迹而无异议的仅有四种即《风信帖》、《三十帖策子》、《灌顶记》、《大日经》。这四种皆为其入唐以及归国后作品，一般可以代表空海的书法风貌。还一有种大致被认为是空海手迹的自著《聋替指归》手稿。此手帖传说是他二十四岁时论学之作，书迹亦有可能是本人亲笔。此书迹风格大致近于前文已述的光明皇后《杜家立成杂书要略》，一般可归类于奈良时代流行的晋王书法系统。空海彼时尚年轻，故书法中多少还有点生硬感，乏圆裕熟如之趣。作为空海书法作品的代表作品，他入唐归国后的《风信帖》，内容为他寄给最澄的书信，此信书法作品可称得上是日本第一法帖。的确，此帖书法神采飞动，风流逸宕 ，涉笔皆成妙趣，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诚不愧为大师手笔。
空海《风信帖》
从这篇空海的代表作上可以得到这样的感受：他于佛教悟性固高，而于书法悟性尤高。此外，空海的《灌顶记》作品亦堪称绝作，这件作品是他于弘任三年（813）十一月和十二月及次年间所书，此作品与《风信帖》风格有异，用笔浑厚朴质，少飘逸而多凝重，但写来十分自在。人们多以此书风格近唐代的颜真卿。空海入唐，值颜去世不久，所以书法风格受其影响可能性很大，从这篇作品中可以看出空海有意或无意地流露出这种影响的痕迹来。关于空海的生平事迹及书法方面的研究，在日本已有许多论著发表出版，甚至还被拍成电影。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