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历史长河中，卷帙浩繁的中华典籍无疑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它们，是民族智慧的载体，是精神血脉的接续，亦是烛照前路的明灯。从甲骨文的有“册”有“典”到经史子集的包罗万象，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历数千年岿然屹立。
正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的“亘古巨制 煌煌文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展”，萃选54种75册(件)珍贵展品，通过“民族元典”“轴心时代”“中华一统”“交流互鉴”“文化高峰”五个单元，串联起磅礴生长的中华文脉，全面呈现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最早的官方石刻“教科书”
展厅里，一块成人巴掌大小的石头显得有些貌不惊人。它是熹平石经的残石，原石高度达2米多，宽不到1米。
熹平石经残石
“石经，就是刻凿在石头上的经典。”国家典籍博物馆讲解员董鑫解释，汉灵帝熹平年间，儒学兴盛，典籍在传承和传抄过程中，经文产生歧义和舛误。于是，汉灵帝诏令蔡邕等人将《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经典标定经文，留下儒学经典的官定版本——“熹平石经”因而得名。由于石经使用了隶书这一种字体，因此也被称为“一体石经”。“东汉熹平四年，是公元175年，印刷术还没有发明，距离蔡伦改进造纸术并得到朝廷推广不过数十年，纸张尚未普及。因此，将经典刻在石头上不仅有利于保存，更有利于传播。”董鑫说，这项浩大工程历时数年完工，共刊刻了46块石碑，总字数达20多万字。这批历史上最早的官方石刻“教科书”被立于洛阳太学门前，吸引了众多学子前去摹写，一度造成附近的交通堵塞。
让人遗憾的是，历经战乱的石经难逃多舛命运。史料记载，熹平石经刊刻完成仅仅数年，东汉就发生了暴乱。太学被毁，这46块石碑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在此后的朝代变迁中，残碑都未得到妥善保管。唐宋以后，石经残片偶有出土和发现，分藏于不同的收藏机构，国家图书馆藏有其中的189片。目前，专家从已发现的残石中共整理出8800多个字。
仔细观察，依稀能从残石上辨认出“女秩”等文字，为《尚书》片段。董鑫说，《尚书》又称《书》《书经》，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4部分。历史流传有今文《尚书》、古文《尚书》的不同版本。残石的内容系今文欧阳《尚书》29篇中的《尧典》，对应后世通行孔传古文《尚书·舜典》。展览特意展出了更清晰版的拓片，并将原文补足后置于展柜供观众阅读。
同样的文字内容也在展厅另一件与《尚书》有关的展品中呈现，为《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朱文公”和“蔡九峰”分别是朱熹和蔡沈，二人为师徒。“朱熹很注重《尚书》的注释解读，但因为年事已高，便把这项工作交给了蔡沈。蔡沈又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把朱熹的研究成果与其他学者对《尚书》的研究汇集到一起，便有了这本现存最早的《尚书》集注。”董鑫指了指展出的书页，“上面的大字是原文，小字是对原文的注释。这本书也开了对古今《尚书》辨伪的先河。”
珍本《礼记》流散百年后在国图“团圆”
展厅中，一本汉代郑玄注释的《礼记》宋刻本是展览的一大看点。
宋刻本《礼记》
据传，《礼记》为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所作，是传世的儒家“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之一，后世流传有《小戴礼记》和《大戴礼记》两个版本。其中，《小戴礼记》为西汉戴圣所编，被郑玄注释后收入宋代《十三经》，成为现今通行本。
宋刻本《礼记》
靠近展品，满目印章，让人不由得联想起“盖章狂魔”乾隆皇帝。的确，这本书曾经是乾隆皇帝的旧藏。“右侧最醒目的三枚藏书印都是乾隆皇帝的藏印，分别是‘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左侧中央为‘乾隆御览之宝’椭圆朱文印。”顺着董鑫的指引，还能辨认出“天禄继鉴”的印章。“乾隆帝择取宫中珍藏的宋元明精善之本置放于乾清宫的配殿昭仁殿中，御笔题为‘天禄琳琅’，命大学士于敏中等编成《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十卷。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大火，殃及昭仁殿，藏书尽毁。后来，已是太上皇的乾隆帝命彭元瑞等再辑宫中珍藏，编为《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收书664部，名为‘天禄继鉴’，取‘继续鉴赏珍藏’的含义。”
这套清宫旧藏的珍贵书籍命运颇为周折。1922年起，溥仪以赏赐给弟弟溥杰为名，陆续盗运一百多部出宫，后辗转运到长春的伪满皇宫。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后，这些书籍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接收。《礼记》在战乱中离散：六至二十卷先被暂存于国立沈阳博物馆，后被运至北平，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一至五卷现藏于辽宁省图书馆。
此次展出的《礼记》便来自辽宁省图书馆，与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库房中的其他十五卷实现了短暂的“延津之合”。让人欣慰的是，早在多年前，这本书的电子版已早一步“合体”——两家单位分别对书进行了高清扫描、原色印刷，合二为一后出版。
《武经七书》北宋武学“教科书”复现
此次展出的典籍中不仅有“文韬”，也有“武略”。《武经七书》就是其中的代表。
“《武经七书》的宋刻本现在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南京博物院藏有宋刻元明递修本。我们展出的是影宋抄本，就是对照着宋本进行了摹写。”董鑫说，专家将影宋抄本称为“下真迹一等”，也就是说价值仅稍逊于宋刻本。
《武经七书》是北宋官方颁定的武学教科书，由7部兵书组成，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等。
展览展出的内容与《孙子》有关。“《孙子》的作者是春秋时期齐国人孙武，被尊称为‘孙子’，故其兵书为《孙子》。在孙武之后，也有一个人被称为‘孙子’，那就是战国时期的齐国人孙膑。”董鑫边讲解边将记者引到相隔不远的展柜，“《史记》对二人的事迹均有记载。但是宋代以后，大家开始有争议，一个持续千年之久的疑问产生了：孙膑和孙武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答案藏在展柜中。灯光下，一组《孙膑兵法》竹简静静“讲述”。它们于1972年出土自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两座西汉前期墓葬。“简牍上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内容，这才解决了二者是否为同一人的千年之谜。”董鑫说。
典籍插图 呈现文明交流“中国视角”
除了文本典籍，展览展出的典籍插图也颇有看点，其中便有中国现存最早、最为完整的航海图——《郑和航海图》。只不过，这幅航海图的原名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并且被收录在典籍《武备志》中。
董鑫说，《武备志》是明代重要的综合性兵书，全书广集各朝军事著作，同时附有图片700余幅。书中的《郑和航海图》有20幅，原图可能为一幅长卷，如今没有实物流传。
《武备志》的存在，让后世得以窥见郑和舰队的部分足迹。20幅图片涉及航线数百条，记载地名达500余处，详细注明了大陆海岸线、岛屿、礁石、港口等航行标识，反映出明代海图绘制的先进水平。
一幅《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堪称展厅内尺幅最大的一件展品。图上绘制出乾隆末年及嘉庆初年府、厅、州、县建制的变化，同时还简要介绍了四邻国家的大致情况，比如最西标出了荷兰等国名。值得关注的是，地图下端已经有了“万里长沙”“万里石塘”的标识，它们就是今天的南海诸岛等区域。
技术加持古老典籍可“翻阅”
在长条触摸屏舆图互动区，观众可细细打量展品每个细节；百部经典古今对话区，一键就能查询百部经典；展柜互动透明屏，通过感应观众位置自动展示《楚辞》内容……为全方位提升观众的观展体验，展览设置了多种形式的多媒体互动展项，带领观众利用新技术走进典籍的世界。很多展品旁附有二维码，看了古籍不过瘾的观众，还可通过扫码拓展阅读更多相关资料。
展览设置了多种形式的多媒体互动展项，带领观众利用新技术走进典籍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展厅内设置了毫米波雷达人在传感系统——人近灯亮，人离灯灭。展览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样一方面能够节约能源，提升设备使用寿命；另一方面大大降低了光敏感文物的曝光时间，延长了纸质文物安全陈列周期。
北京晚报 | 牛伟坤 文 方非 摄
来源：《北京晚报》2024年11月4日 探展京津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