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榴：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人维护黄埔军校的若干举措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是国共合作以来，也是黄埔军校创办以来发生的最为严重的分裂事件。事件发生后，为维护革命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在中共广东区委统一领导下，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开展了大量破局与开拓的工作。此为黄埔军校史上一页重要的篇章。

黄埔军校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从筹创之日起，即有共产党员在该校工作和学习。该校共产党组织原称黄埔直属支部，至第四期称特别支部。中山舰事件后，熊雄（黄埔军校政治部负责人）向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陈延年、周恩来汇报情况。鉴于紧急事变突如其来，区委当即决定设立由熊雄、恽代英（政治主任教官）、聂荣臻（政治部秘书、教官）、陈赓（一期毕业生、步兵科连长）和饶来杰（区委特派员）组成中共黄埔党团，作为党在黄埔军校的“核心组织”，统领该校党的工作。

中共广东区委指出该党团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左派，争取中间力量，反对极端势力，积极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运动，加强军校政治教育工作，培养配备国民革命军各军的军事政治骨干与后备力量，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做好充分准备。”指示的要点，一是举孙中山之旗，二是坚持国民革命，为党团工作指明了大方向。

黄埔军校党团成立后，首要是统一思想，稳定组织，巩固党的队伍。当时党内难免有茫然失措、激于义愤、盲目而动的人。公开质疑中山舰事件的，校内不乏其人。其中第四期政治科学生王襄（当时是共产党员）在大会上质问蒋介石的举动，尤为轰动，“有如晴天霹雳，全场为之一惊”。黄埔军校党团立即布置各党小组召开会议，及时加以引导。熊雄专门找王襄谈话，对他不讲策略、不顾后果、个人狂热的举动提出了批评。霍步青、裘树藩（均四期生、共产党员）等，也公开挑战蒋介石。据第四期炮科学生裘树凯（裘树藩弟，共产党员）回忆：霍步青、裘树藩受到党组织的告诫，“一起挨了批评”。通过一系列工作，党内统一了思想认识，制止了惊惶情绪、冒失行为的继续蔓延，党的组织得以稳定和巩固。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以做“纯粹党员”为词，引诱、逼使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组织。本来，“党内合作”（兼具双重党籍）是孙中山的既定决策，蒋介石却置此于不顾，运足机谋，挖坑设阱，欲谋一举削弱、整垮共产党。对此，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明确指示，共产党员要站稳立场，坚守红线，决不退党。黄埔军校党团坚决贯彻执行这一指示，对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退党诱逼，作了有力的抵制。当时，黄埔军校有共产党员500多人。蒋介石诱逼的结果，只有39人退出共产党，而已暴露的共产党员，却有250多人退出了国民党，同时退出了黄埔军校和蒋介石掌控的第一军第一师。蒋介石心劳日拙，不但未能达到削弱和整垮共产党的目的，反而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削弱和孤立了自己。

中山舰事件后，从顾全统一战线大局出发，中共广东区委和黄埔党团调整策略，主动对一些问题作出退让。4月10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左翼军人团体）发表“自动解散通电”，宣布从即日起，自动解散。5月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重新成立时，仅三位共产党员（熊雄、蒋先云、范荩）选为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凡此，是共产党人顾全大局，避免统一战线破裂，维护黄埔军校之举。

北伐出师之前，蒋介石成立“黄埔同学会”。这是以蒋介石为中心、由其一手掌控的组织，规定“校长为本会会长”“一切会务均听命于会长”。该会成立时，共产党员除蒋先云声明“不受选”外，其他人未正面反对和抵制，而是有选择地参加了其中的工作。列名于该会干部名单上的游步瀛、刘仇西、蒋友谅、杨新民、杨其纲、魏亮生、李联珍、胡秉铎、余洒度等，当时均为共产党员。

7月26日，蒋介石离穗北上前，将“禁绝小组织——小团体”作为临别赠言，指令印发全校，企图将共产党定性为“小组织”或“小团体”，进而加以“禁绝”。对此，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党团负责人熊雄在《黄埔日刊》发表《对于校长“临别赠言”的说明》：第一，孙中山“主张容纳各派革命分子”原则是“不可移易”的，必须坚持；第二，所谓“小团体”是“纯以乡土或感情而结合”的团体；第三，C.P.（共产党）“既是代表工农的政党，自有其独立性”。熊雄将蒋介石的“赠言”作了有利于维护革命团结的解读，对“小组织”“小团体”作了明确的界定，严正维护了共产党的独立性。

蒋介石当时提出的“真诚团结”之类的口号，实际只在黄埔学生中讲“团结”，包含有构建黄埔宗派的意图。对此，第一期毕业生、共产党员黄鳌发表文章说：第一，团结并非只是因为黄埔同学的关系，而是因同为国民革命效力、同在一条战线上奋斗的关系；第二，不能只在黄埔同学中讲团结，对非黄埔同学的革命同志也要团结，不能歧视非黄埔同学的同志；第三，团结的要旨是维护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经过这样的解读，实际上抵消了蒋介石以封建、宗派思想控制黄埔学生的企图。

经过一系列工作，教官、学生政治识别力提高，左翼阵营的力量与声势不断提升。当时，右翼孙文主义学会在“青军会”解散后，亦已宣布解散，但“孙会”分子仍在暗中活动，挑动是非，拨弄暗潮。在正气张扬的推动下，“孙会”这类地下活动不断被举报，其成员不断分化。例如，第四期学生符琇，入伍训练时在惠州加入“孙会”。1926年9月，符琇还在《向导》发表文章，批评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是年11月18日，符琇在《黄埔日刊》刊出“早已退出孙文主义学会”的启事；次年1月7日，符琇又在《黄埔日刊》发表了反思文章——《我过去的错误》，反戈一击，并“披露孙文主义学会的恶迹”。之后，有学生（粟亢麟、潘质、王为、贺奎年、李培、梁文芳、谢斌等）先后在《黄埔日刊》发表声明，宣布与“孙会”划清界限，退出其暗中操纵的组织。

黄埔军校原有《中国军人》《革命军》《黄埔潮半周刊》等期刊。中山舰事件后，军校共产党加大了办报、办刊工作的力度。《黄埔日刊》《黄埔潮周刊》《先声旬刊》（《民众的武力》）《革命画报》等报刊，如雨后之春笋，适时破土而出。其中《黄埔日刊》尤为引人注目。该刊原名《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日刊》，创办于军校改组（1926年3月）时，至5月26日，该刊改名为《黄埔日刊》。值此“整理党务案”出笼、形势更为低落时，军校党团和政治部致力于办好《黄埔日刊》，这是共产党人占领舆论宣传高地、引领政治思想的重磅之举。《黄埔日刊》由安体诚（政治部宣传科长）主编，宋云彬（政治部编纂股长）、陈日新、张竟若（张鸿沉）、罗懋其（罗髫渔）、李元杰、尹伯休（三期生）、叶书（李逸民，四期生）等任编辑和主要撰稿者。当时，这些人均为共产党员。《黄埔日刊》发行量达三四万份，发行于校内外以至全国各地，对驱散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的阴云，掌握舆论导向，加强革命思想、文化、理论的探索与研究，发挥了积极、重大的作用。

宣传、理论工作的加强，推动了黄埔讲坛、文坛的活跃。熊雄、恽代英、萧楚女、孙炳文、韩麟符、陈启修、王懋廷、安体诚、熊锐、张秋人、李求实、黄克谦（黄松龄）、陈日新、施存统、欧阳继修、舒治平（苏怡）等教职员；各期学生杨其纲、曾中圣（曾中生）、郭俊英（郭化若）、叶书（李逸民）、袁裕（袁国平）、吴善珍（吴奚如）、陶铸等，于中山舰事件后，在该校（及校外）的文坛、讲坛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或讲演，其中不乏宣传马克思主义，坚持联俄、联共，维护国共合作之作。黄埔军校堪称精神产品的高产区，当时推出的作品，有的放矢，激浊扬清，有破有立，亦有一定的思想、学术深度。凡此，均为该校教官、学生在思想、理论领域勇于探索并有所建树的表现。

黄埔军校政治部是共产党人主持的部门。政治部的工作包括：主持军校政治教育；教导团成立后开展军队政治工作；两次东征期间开展战时政治工作。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成效卓著，在军校内外著有好评。中山舰事件后，面对逆变，共产党人任凭风浪起，坚守政治部，致力于加强政治部的各项工作，对坚持国共合作，维护黄埔军校，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当时，有的已暴露的共产党员退出了黄埔军校；蒋介石并且公开斥退了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时为共产党员），重拳打压共产党人。在极其严酷的情况下，共产党人沉着应对，坚守在政治部的各种岗位。中山舰事件后，政治部地位稳定，在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增加，共产党人在该部的作用未被弱化。在组织上，政治部设政治部主任（熊雄）、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和政治教官三层架构，其中政治主任教官和政治教官是前三期没有的设置。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政治教官于树德、陈启修、安体诚、李合林、张秋人、王懋廷等，均为第四期后（中山舰事件后）调入该校工作的共产党员。政治部的职员中，杨其纲、饶来杰、谭其镜、邝鄘、欧阳继修、毛泽覃、宛希先、王尚德等是共产党员。随后陆续调入该校的孙炳文（政治主任教官）、韩麟符（军官政治研究班政治主任教官）、萧楚女、熊锐、李求实、罗懋其、陈日新、黄松龄、施存统等，也是共产党员。

黄埔军校的前三期，未设有政治科。该校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增设政治科（与步、工、炮、经理各科并列），由政治部主办，在第四期、第五期各计划招生500人，等于在黄埔军校内，设置了一个二级学院。政治科办学规模大，教学团队强，开设政治理论课达20多门，在教学方针、方法上有许多创新。政治科致力于运用革命理论武装人、提升人，开创了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的崭新局面。

蒋介石曾经对第二期毕业生说：“你们现在所学的军事学，还没有到陆军中学程度。”对第三期毕业生说：“（你们的）实际程度还比不上陆军中学”。可见在蒋介石看来，军事教育并非黄埔军校的强项。黄埔军校的强项或优势，毫无疑问，就是共产党人主持的政治教育。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人努力坚守、充实和加强军校政治部，积极推进、深化政治教育，大力开拓政治教育的新局面，这样，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遂得以在化解危局中稳步前进，并得到巩固和发展。

针对中山舰事件后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共广东区委和黄埔党团运用各种条件，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形式，在党内开展经常性的教育。广东区委于每星期日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召开党小组长以上骨干分子会议，或组织学习、讨论，或听取周恩来、陈延年、熊雄、恽代英、邓中夏等人讲课或作时事、政治报告。黄埔军校赴农讲所参加学习者，每次均有七八十人至百来人，来回派电船接送。第四期学生李联珍（当时是共产党员）回忆：“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过一年党义。”第四期生裘树凯回忆：“凡是中共党员，规定（每星期日）上午在农民协会礼堂上党课一至三小时。”抓紧党内教育，增强了党员的政治鉴别力，提升了思想理论水平。

除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外，中共广东区委、黄埔党团抓紧了组织建设。当时，蒋介石特别提防共产党在国民党和黄埔军校吸收党员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蒋介石在《请整军、肃党、准期北伐》中严令：“如有运动本党党员加入共产党者，一经检举，则处于严律。”但在历史潮流推动下和共产党正义事业的感召下，仍有许多革命、进步青年面对险情，逆袭而上，毅然申请加入共产党。该校第四期学生饶绘峰，在共产党员李鸣珂、胡成杰（均为四期生）帮助下，于1926年5月加入共产党。这正是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出笼之时。饶绘峰的入党宣誓仪式，是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的。上海大学社会系学生罗懋其，来穗后于1926年9月间由团转党，由区委书记陈延年主持，在农讲所举行入党仪式。罗懋其随后到黄埔军校任少校政治教官。著名共产党人陶铸于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也是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入党的。

据粗略估算，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先后在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学习过的共产党员，共达千人以上，目前能查到姓名者有780多人（未包括武汉等分校），比中山舰事件时的500多人，增加了数百人。党组织日益健全、发展，在党团之下，政治部、入伍生部、各期各科成立了支部。可见经过中山舰事件，黄埔军校共产党组织不但未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1927年3月，黄埔军校特支书记杨其纲发表《本校之概况》，其中说“有了无产阶级群众，当然也有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杨其纲公开宣布：黄埔军校每期学生中，都有共产党员。

黄埔党团的党建实践，具有开创意义。在前进的道路上，特别是在紧急事件突发、人心动荡时，党内应大力加强统一领导，抓紧党的建设，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党纪、党风上，切实管好党、巩固党和发展党。只有这样，才能化解危局，战胜困难和敌人，推进党和革命的事业。

或者有人会以为，经过中山舰事件的打压，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已经一蹶不振；黄埔军校也已经走向衰落了。这一看法失之偏颇。历史事实表明，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反共、分裂活动作了有力的抵制，思想上辨明了方向，政治上站稳了脚跟，组织上得到巩固和发展。共产党组织在黄埔军校的稳定、巩固和发展，同时也稳定了黄埔军校统一战线的大局，坚持了国共合作办校的原则和方向。北伐出师后，在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下、革命潮流节节高涨的推动下，笼罩于广州和黄埔上空的中山舰事件阴云，被逐步驱散；各地青年“到黄埔去”的热浪，仍在日益升温。第四期学生2200多人，于1926年10月准期毕业；第五期于同年11月开学，招生2260多人；第六期入伍生招生4400多人。黄埔军校依旧热气腾腾，一派兴盛。

至1927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蒋介石不惜通过发动流血政变，绞杀了中国大革命，也摧毁了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然而，此前共产党人为维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办校所作的不懈努力，不应被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