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与《古文尚书》真伪：清华简无法证伪孔传本

文化 2024-11-25 00:02 广东

孔传《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增益二十五篇的真伪，堪称中国学术史上最具争议性的问题。学界依靠传统方法已经很难就该问题的研究取得突破，新出清华简无疑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的内容可与孔传本《咸有一德》《太甲》《说命》相联系，后几篇正在所谓“伪古文”二十五篇内，这就使利用清华简对“伪古文”进行研究成为可能。然而，自清华简陆续公布以来，学界主流观点仍继续沿用清人辨伪思路，指证孔传本增益二十五篇为魏晋时人伪造，并没有充分发挥清华简在这一问题研究上的巨大价值。我们认为，可以通过清华简、先秦经典引《书》与孔传本在篇名、内容、史实、文本等方面的比较，证明所谓“伪古文”不可能是魏晋时人伪作，其主体的成篇年代当在战国初年前后。

清华简无法证伪孔传本

清华简相关篇目并非传世先秦典籍所引之《书》，因而也就不能据其与孔传本的不同来证明后者是伪作。众所周知，剽取先秦经典引《书》并连缀成文是孔传本《咸有一德》《太甲》《说命》等篇作伪的重要罪名。如成立，则意味着上述增益篇目除了与先秦经典引《书》相同的内容，余则全为伪造杜撰。如果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与先秦经典所引之《书》为相同传本，则可利用其与孔传本相关篇目的不同，来指证后者为伪作。利用清华简证伪孔传本的相关著作也正是沿用了这样的思路。然而，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与先秦典籍所引《尹诰》《说命》并非同一传本，却被学界有意无意忽略了。

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与先秦经典所引《尹诰》《说命》在篇名上无法对应。清华简《尹诰》原无篇题，因其简文与郭店简、上博简《缁衣》所引《尹诰》有相近内容，整理者据之将其命名为《尹诰》。但先秦典籍所引《尹诰》不止一篇，且从简本《缁衣》到传本《缁衣》，所引《尹诰》的传本，也有变化。为行文方便，本文仍沿用《尹诰》的命名。清华简《傅说之命》有三篇，在每一篇最后一支简背面都有篇题《傅说之命》，整理者将其改题为《说命》，但《傅说之命》并非先秦典籍所引之《说命》，为了区别，本文仍用其自名。

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与先秦经典所引《尹诰》《说命》之文在内容上无法对应。清华简《尹诰》“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是说伊尹想到上天使夏桀失败这件事，便去劝说商汤从夏的灭亡吸取教训。与其相似度不高的文句又见《礼记·缁衣》引《尹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是在讲夏王与辅相如何相处。二者所说完全是两码事。清华简《尹诰》关于“咸有一德”的简文与《礼记·缁衣》所引亦有区别，我们放到下文讨论。清华简《傅说之命》简文与先秦典籍所引《说命》也有很大不同。《礼记·文王世子》与《礼记·学记》所引以及《礼记·缁衣》所引的一条，完全不见于《傅说之命》。而《礼记·缁衣》所引另一条与《国语·楚语上》白公子张所述虽有与《傅说之命》相似的内容，但异文却较多，说明先秦典籍所引《说命》与《傅说之命》并非同一传本。

上述先秦典籍所引《尹诰》《说命》与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不是同一篇或同一传本，因而也就不能用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与孔传本《咸有一德》《太甲》《说命》的不同来判定后者为魏晋时人所伪作。

孔传本的史实与文本依据

清华简为孔传本源于先秦提供史实证据。清华简《尹诰》开篇云：“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既”字表示“尹及汤，咸有一德”这件事完成以后，是为了引起下文伊尹对商汤的告诫。那么，“尹及汤，咸有一德”这件事指什么呢？其实指的就是前一篇清华简《尹至》发生的事情。清华简《尹至》讲，伊尹从夏邑赶回亳都，向商汤汇报了夏桀因荒淫而失去民心，致使天帝降灾的情形，商汤于是与伊尹结盟，同心同德，一起出兵灭掉了夏桀。因此，“尹及汤，咸有一德”指的就是伊尹和商汤一起结盟，同心同德灭夏之事。

与清华简《尹诰》这句简文近似的文句又见《礼记·缁衣》：“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按照清人辨伪的观点，古文《咸有一德》是剽窃《礼记·缁衣》引文推演而成。但问题是，《礼记·缁衣》的这句引文，仅是引用《尹诰》的一句话，并没有告诉我们“咸有一德”所指向的历史事件是什么。我们看古文《咸有一德》是如何推演的吧。《咸有一德》云：“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什么是“爰革夏正”，就是革了夏的命，灭掉了夏桀。这确实令人骇异了！“作伪者”是如何仅根据一句没有前后背景的引文，推算出伊尹和商汤“咸有一德”指向的历史事件是二人结盟，同心协力，承天命一起灭夏呢？除了“作伪者”亲眼见过清华简《尹至》或与之近似的文献外，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了。而这是汉晋时期的学者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孔传本的文本编排与一般的作伪逻辑不符。《国语·楚语上》楚国大夫白公子张引用了武丁的三句话。第一句是：“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茲故不言。”第二句是：“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第三句是：“必交修余，无余弃也。”如按孔传本《说命》是剽窃先秦经典引文成篇的观点，那作伪者应如何安排这三句话呢？显然将其置于同一篇中或紧邻的两篇中，不仅容易操作，更可从《国语》原文中获取文本密切衔接的线索。但事实上，前两句话在孔传本《说命上》，第三句话却在孔传本《说命下》。这样的安排显然不符合一般的作伪逻辑。反之，如果是《国语》在引孔传本《说命》的战国文本的话，则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国语》是在引武丁的话，并非《说命》原文，三句话自可出自不相邻的两篇之中。

孔传本有魏晋时人无法伪造的用语。《说命下》最后一段：“说拜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之休命。’”此用语见于西周册命金文，如迁簋云：“迁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命。”永盂云：“永拜稽首，对扬天子休命。”丁屖鼎云：“丁屖用吉金作朕皇考宝尊彝，敢对扬天子休命。”因此，《说命》三篇的作者必然生活在铜器尚广泛流行的年代。商周铜器往往被用作随葬品，或埋入窖藏。秦汉以后，一般人已极难见到。直到宋代“金石学”兴起，商周铜器及铭文才开始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所以，魏晋时期的人是无法伪造出上引《说命下》最后一段内容的。这是孔传本《说命》作于先秦时期的铁证。

孔传本增益二十五篇与孔安国所作传注是一体的关系。如经文是伪作，那么传注解释必能自圆。如相互冲突，则可证明二者并非伪作。《礼记·文王世子》引《说命》“念终始典于学”，郑玄注：“典，常也。”孔传本《说命下》也有这句，孔安国传：“终始常念学。”也是将“典”释“常”。其实郑注与孔传都错了，“念终始典于学”的“典”为宾语前置，正确语序应是“念终始学于典”。“典”泛指先王典册，是说心里要始终想着学习先王的典册。孔传本《说命下》在“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后，紧跟“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一句。孔安国传：“视先王成法，其长无过，其惟学乎！”先王成宪，即先王成法。《说命》行文常讲究对仗，先王成法正对应先王典册。试问，莫须有的“作伪者”在不明“典”字倒装，不知道其真实含义的情况下，如何能想到用“先王成宪”来对应“典”的呢？

孔传本增益二十五篇的时代

明清部分学者怀疑孔传本增益二十五篇是剽取先秦经典引《书》成篇的，却不知实是先秦经典引用了孔传本二十五篇的古文。孔传本原就是孔安国整理的先秦文献，听起来似乎令人生疑，但却是历史事实。从简本《缁衣》到传本《缁衣》引《书》的变化，揭示了先秦时期一场不为人知的文献革命，完成了一场由原始《书》类题材向经典《书》篇的跨越，开启了真正属于《尚书》的经典时代，并纵贯了之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

清华简《尹诰》“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郭店简、上博简《缁衣》引《尹诰》均作：“惟尹允及汤，咸有一德。”允，表示果然、真的。“既”是完成、完毕之意。“及”字含有结盟之意。“既”和“允”在时间上表示伊尹和商汤同心同德灭夏这件事完成后。可见，简本《缁衣》引《尹诰》与清华简《尹诰》源自同一传本。到了传本《缁衣》，这句引文却变成了“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简本的“尹”变成了传本的“尹躬”，简本包含动词意义的“及”变成了传本中纯粹的连词“及”。“尹”是与“汤”对称，是臣对君，而“尹躬”意为我本人，态度甚倨，说明伊尹的谈话对象发生了变化。“及”用作连词连接“尹躬”和“汤”充当主语，失去了简本“及”所包含的“结盟”之意。“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是说伊尹本人和商汤都具有纯一之德，而非三心二意。这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非像简本那样是说“伊尹与商汤结盟，与其同心同德灭夏之后”，用为时间的承转。引文从简本到传本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已经不能用文字的讹变来解释了，而是传本引用的《尹诰》在文本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如郑玄注所云：“《书序》以为《咸有一德》。”而孔传本《咸有一德》正是伊尹告诫太甲之语，所以伊尹自称“尹躬”，是其年高望重之故。

传本《缁衣》又连引《太甲》《说命》《尹诰》中的四条，完全不见于简本《缁衣》，但都见于孔传本二十五篇，传本《缁衣》较简本《缁衣》引《君陈》也有明显变化，说明传本《缁衣》已经改引孔传本《君陈》。再结合上文所论传本《缁衣》引用孔传本《咸有一德》的情况，可得出如下结论：孔传本二十五篇的绝大部分篇目，写定时间应在简本《缁衣》成篇以后，传本《缁衣》成篇以前。

简本《缁衣》主要是关于孔子的言论，传本《缁衣》被收入西汉戴圣所编《礼记》。《国语·楚语上》楚灵王时大夫白公子张所述武丁之语分别引孔传本《说命上》和《说命下》，而《国语》的成书时间约在战国中期以前。结合这几个时间点，孔传本增益二十五篇主体部分成篇时间应在战国初年前后。孔传本增益二十五篇主体文风一致，思想性强，重教化，人物形象突出，完成了部分历史性《书》类题材的经典化转向，并带动一批先秦典籍陆续采用或换用其文。如果新发现战国竹简有引见于孔传本二十五篇者，且该引文不见于其他传世先秦典籍，将进一步坐实所谓“伪古文”成篇时间不晚于战国时期的结论。

洙泗涛涛，杏坛筵盈。孔安国、梅赜、孔颖达等人孜孜以求，整理、保存、传布《古文尚书》之功，终将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孔传《古文尚书》的巨大价值也将被重新认识。

作者：刘义峰，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副研究员

来源：光明日报2024-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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