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绘画中，常常能看到以“博古图”“玩古图”“鉴古图”等冠名的作品。“博”“玩”“鉴”均有鉴定、赏玩之意，同时也有“博古通今”的含义，“古”即古董、古玩。顾名思义，这类作品主要是描绘有关人物鉴赏古玩的内容。画家手中的画笔，犹如携带矫饰镜头的相机，以柳堤烟树的浪漫诗情，挽留着消逝的风物。历代博古绘画中常被描绘的物件包括罐、碗、杯、盘、鼎、瓶、笔筒、花瓶、茶具、地毯、书卷、香炉、花几、如意、古琴、蕉叶、瑞草等文人喜爱的祥瑞古雅之物。其中，瓶、鼎、炉、盂、书册、经卷等几乎是博古画中经常会出现的物件。当太湖石、芭蕉、松竹、古树、梅树、栏杆等不断进入“博古图”来体现文人欢聚场所的名贵和幽静时，“闲庭聚四宾以玩古”这样文人雅集的遗风，逐渐物化成为由器物和景致所支撑的雅士生活。
传世博古题材的卷轴画目前所见较早且较为出名的主要有：《群贤博古图卷》（赵伯驹）、《博古图》（佚名）、《围炉博古图》（张训礼）。这类“博古”画，在宋代乃至明代都蔚然成风。
上面的几张《博古图轴》中，大部分还是表现文人墨客正在鉴赏手中古玩的情景。宋代有大量“场景式博古”图的创作，这一时期的“博古图”不是权贵之间唏嘘的珍宝，而是友人、宾客、侍女聚众赏玩文物的题材。博古图中的人物三两为群或于屋舍或于树下鉴赏着珍贵的文物，这些文物已不仅仅是礼乐文明的象征，更多的是因其文化内涵成为“雅文化”的代表，是赏玩的对象。
文人士大夫们在宴饮集会上赏玩文物，是一种“雅集”“雅玩”的高级趣味。文人士大夫们追求较高的精神活动和深厚的文化内涵，雅集便成了这种精神宣泄的出口。三五知己坐于案前，对童仆手中举起的画细细品鉴。这一类博古图最大的特点在于记录文人们在闲暇之余观赏古玩的场景。
明朝也是一个慕古、尚古风潮兴盛的时代。晚明文人高雅、淡泊，他们著书、闻香、赏花、品茗、鉴古。心存清趣，则生雅致。鉴古成为一种精神生活方式。他们目对清供，心生沁爽，无尘氛之俗。
董其昌认为，贤者在赏玩古物中，既可体会到悠游闲暇的情致，也可留心学问，做到即物见道，尝谓：“先王之盛德在于礼乐，文士之精神存于翰墨。玩礼乐之器可以进德，玩墨迹旧刻可以精艺。居今之世，可与古人相见在此也。助我进德进艺，垂之永久。”同时，古器物收藏日益兴盛，清鉴赏玩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钟鼎彝器成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博古图也有了些许炫耀的成分。
明代博古绘画题材常为太湖石、芭蕉、松竹几类，如仇英《竹院品古图》中所绘内容主要为屏风、桌椅、太湖石、竹子、石桌、石凳、栏杆、嫩竹、仙鹤等，仇英对于画面的布局，巧妙运用两扇屏风来分割场景。
屏风的历史悠久，一开始被称作“邸”或“座”，《史记》中记载：“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天子当屏而立。”可见，屏的使用最初与天子密不可分，随着“礼乐制度”的瓦解，屏风的使用也“飞入寻常百姓家”。
屏风在画面中有美化、协调、分隔等作用，《竹院品古图》中的屏风把画面分割成前景与远景，从前景与远景中可以看出作者传达给我们的某种精神内涵。前景中桌上摆满了鼎、觚、爵、壶等造型的青铜器，器型硕大，古锈斑驳，且纹饰夸张，可见作者对器皿的喜爱。一尊青铜觚作为花器放置于低矮处，里面插着一枝色泽艳丽的红珊瑚。除了器皿，画面中心两位雅士坐在画案旁认真鉴赏着锦上的团扇册页。从两人所坐的位置可推测这是一主一客；画面左下角的雅士周围有两名童仆及两各侍女正向客人呈现藏品为之鉴定。屏前热闹的场面也与屏后的宁静闲适形成对比，在这一静一动中营造了一种雅逸氛围。
与仇英《竹院品古图》相似的还有杜堇的《玩古图》，两幅画的共同之处在于画面中心都摆满一桌器皿；屏风对画面稍作分割。
《玩古图》画面左上方有题款：“玩古乃常，博之志大。尚象制名，礼乐所在。日无礼乐，人反愧然。作之正之，吾有待焉。柽居杜堇。柬冕征玩古图并题，予则似求形外，意拖言表，观者鉴之”，可见明代的“玩古”之风盛行。
透过满桌古物探寻古代礼乐制度，将看似逸乐的耳目之玩，提升为“好古敏求”的文人雅趣。屏风、古树、芭蕉、假山、栏杆、竹、花卉……均置于室外园林环境中。风雅的主人和评鉴客人的桌上放满了：炉、碗、洗、玉饰、方鼎、博山炉、金奁、壶、鬲、豆、鼎、玉璧、兽炉、钟。由此得知杜堇“好古”的高度与雅趣。
图中也随处可见用来衬托收藏者身份的梧桐、芭蕉、湖石、芙蓉，这些植物都是明代布置居室与庭院的常见之物。明中期以后，文人频繁的雅集活动从形式到内容都更为丰富，一些雅集中的内容发展成独立的题材，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博古”“品古”类题材，如尤求的《西园雅集图》《松荫博古图》《品古图》等作品多为“品古雅集”卷轴画，画面中主要人物的活动也多一改从前的鉴赏古青铜，变成鉴赏书画，这也说明当时这种社会主流的文化活动已被市民所喜爱，从而相继购买这类题材的艺术品装饰庭院、客厅、书房。往日在博图题材中不起眼的琴、棋、书、画、酒、花、茶等又重新回归到画面中，这正是文人雅士津津乐道的“玩古”。
《松荫博古图》表现友人们的雅集活动，一群文人聚在斑竹栏杆围栏的庭院露台中，周围有两根古树和高耸的太湖石，桌案上有几件古器摆在一张石桌上，一位文人坐在桌子旁欣赏着画卷。
谢环的《杏园雅集图》描绘的是春天时节，在杨荣的居所举行的一场真实的雅集图景。时值阁臣们沐休假期，参与者有杨荣、杨士奇、王直、杨溥、王英、钱习礼、周述、李时勉、陈循九位朝中大臣以及谢环。
谢环是一位宫廷画家，历事永乐、宣德两朝，深得宣德皇帝的喜爱。其中，杨士奇、杨荣、杨溥被合称为“三杨”，三人均历事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先后位至台阁重臣，正统时以大学士辅政，权倾一时。“三杨”还是当时“台阁体”诗文的代表人物。时人称杨士奇有学行，杨荣有才识，杨溥有雅操。又以居第所处，称杨士奇为西杨，杨荣为东杨，杨溥为南杨。因他们都是当职官员，地位显赫，谢环在绘制这幅博古图时势必会考虑诸如人物座次的安排、器皿摆放穿插关系等。从杨荣为这幅画写的后序可知人物座位安排：倚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左少傅庐陵杨公，其右为荣，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傍杏花而坐者三人，其中大宗伯南郡杨公，左少詹事临川王公，右侍读学士文江钱公；徐行后至者四人，前左庶子吉水周公，次侍读学士安成李公，又次侍讲学士泰和陈公；最后至者谢君，其官锦衣卫千户，而十人者皆衣冠伟然，华发交映，又有执事及傍侍童子九人，治饮馔傔从五人。”
这张画虽为雅集图，但又不能与同时代的雅集图一样绘制，可见，由于这是一场官员们的雅集活动，整个杏园都是为这一次博古而装扮。画中鉴赏的古物都精心设计好摆放位置，如罗汉床、桌椅香具、茶具、酒具、文具等物品的呈现，将室内的器具摆放在室外，雅集的庄重性和戏剧感同时展开。室外的植物、动物、流水、石屏、小桥等物象具有私家花园的特色。
博古题材绘画的出现是对这种博古、雅集活动的真实记录和追慕心仪古器的需要。作为工笔画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对器物的记录画风一直延续，在各个时期，都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手法持续表现。即便是在当代，这样的“器物画”依然在不断完善和提高。
器物出现在画面中，不再单纯以记录为目的，更多的是对内心世界的表述，对一种精神与文化的传达。它表现的内容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是能与彼此心灵产生共鸣的对象。在表现手法上，除了遵循传统技法外，也进行光影、构成、色彩、材质等多方面的尝试。以日常生活中的器物作为描绘对象，如花瓶、酒杯等，经过艺术的提炼升华，成为具有独特语言的工笔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