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镇江市知青作协 钟诚
如今知青们都老了，已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然而，有关“知识青年”这个特定的身份在日常活动的认识中，仍然有一些疑惑，我们这一辈人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恐怕没法向历史交代。
一，史实揭示的一个疑惑
在1978年云南农垦知青的大返城运动中，有一批（约一万多农村青年）从上海市郊县来的回乡知识青年的处理，成为中央工作组的一个特别条款，让他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他们在上海市上山下乡运动中被当成城市学生身份而一起来到云南省农垦农场落户，成为农（军）垦农业职工达十年光阴。【12月29日晚七时半，领导小组和有关省、市来的同志碰了头，……张云（云南）同志说，困难是上海问题，他们把嘉定县一万多农民弄来了，这些人说为什么我们非要到云南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当时指出，核实一下，如果真正是农民，应该叫他们回去。——《忆征程》】但是在贯彻落实G务院六点指示中，却被专门的一条政策规定仍然回上海各郊县的人民公社当生产队集体性质的社员；从农业职工身份又返回生产队集体所有制的农民身份。
这部分返籍的回乡知青想不通，凭什么上山下乡去云南农垦我们就可以当作知识青年对待，在云南农垦十年我们与其他知青同工同酬同生活共劳动，返籍后身份就变了？离乡背井十年农垦经历必须有一个说法！然而，十几年的申诉却仍然不能换来知识青年的身份，上海市只给予相应的补偿。
这一个典型案例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必须有城镇居民户籍身份和城镇居民定粮油配给制编制注销后，重新落籍上山下乡的户籍地；根据落籍地的性质决定落籍后的非城镇居民户籍，和非城镇居民粮油供应定额制度体系（具体分农村户籍和农业职工户籍编制）。
这部分上海籍云南农垦职工最后是以农民子弟的身份返回原籍，仍然是农村户口和非定粮编制（这个编制落在上海市手中），上海市政府给足这批人相应的优惠待遇，却坚持不能给予知识青年的名分。而同批上山下乡、同睡一张床的上海籍知青都是回城待业，成为上海市城镇居民户籍和城镇居民粮油供应户。
根据以上的证据，最后以农民子弟返籍上海郊县农村的这部分上海籍云南农垦职工，不能称之为知青，这应该是“有其实而无其名”，虽然有错在他，后果却由你担，历史给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
同样的例子还有当年的寄宿生和工农兵大学生，执行的是哪里来的回哪里政策，他们上学期间在学校里“寄宿”，生活、学习在校园里。“寄宿生”都有临时城镇户籍和定粮指标，毕业后离开学校这些指标不能随身携带，而是回迁到农村去。
回乡知青在考取城镇中学后，农村的户籍和粮油关系都随之转到了城市的学校集体户里，这个学校的集体户口与城镇居民户籍不同，是一种特殊的临时性户籍制度体系。学业结束后，将随着毕业生的走向转移，其中一部分返回原籍后被称为回乡知识青年，其中的佼佼者有侯隽、邢燕子、董加耕等等（注1）；他们不享受城镇居民户籍的知识青年落户农村的生活安置补贴和住房补贴以及农业生产工具的免费供应。
在50年代还有一批有志青年随着社会上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热潮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包括江西共青城，它们应该是一种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种创业的探索，与其后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两个概念（注2）。
综上所述：
城镇居民户籍和城镇居民粮油定额配给指标是决定知识青年身份的唯一标志。
二，知识青年名称的来龙去脉
知识青年这个称谓是一个充满计划经济体制色彩的特定名称，产生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户籍制度以及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统购统销的副产品，后来又成为解决城市新生劳动力就业问题而产生的“特定名词”；它的构成要素中不一定需要一个基本达标的文化水平，也不一定需要年龄是否能满足作为青年的界定；只要是在城里待业，并且必须有城镇居民户籍和城镇居民粮油定额配给指标的青少年，都可以视为适龄对象。
【1962年10月，G务院……举行第一次“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由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农林办“负责人汇报精简安置计划，研究相关政策及物资保障，成立“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将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参加农业建设纳入国家计划并开始有组织地实施。1963 年6-7月在Z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的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会议上，Z恩来提出调整安置方案，第一次将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提到了政府的重要工作日程，拟定了1964年安置工作计划和在15年内（1964-1979） 动员 1800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规划，并要求六大区及各省、市、自治区作长远打算编制出15 年安置计划。
因此 ，1963年6～7月中央召开的六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领导小组组长会议，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式开始的标志。
1964 年 1 月，Z共Z央印发《Z共Z央、W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一指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接着，《R民日报》在不到半年时间内连续发表了……四篇社论 ，以上这一切推动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我国的全面展开和第一次高潮的到来。——《十万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新疆建设始末》】
【从 1962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1963年 2月 13日，他（注：指Z恩来）强调：“我们对人口、劳动力、城市人口怎么样安排，这是一个大事情。总的口号就是面对农村。就是下乡、上山、下水，搞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Z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533页。）】
他多次主持会议讨论研究知青问题。
我们还可以从Z恩来多次深刻阐述知青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中找到蛛丝马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目的就是解决就业问题，并且明确是一个15年的工作规划。
【1962年 11月 8日，他指出：“我们安置城市下放人员是积极的，是为了发展生产、扩大就业范围、解决城市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这是一个长期任务，我们是从这个目的开步走的，所以说这是有前途的事业。” 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提出，今后 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
【根据Z恩来指示，有关部门提出 15年内，“估计每年有百万左右的人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册）。1965年 2月，Z恩来在各大区和重点省、市、自治区安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又强调：动员城市知青和闲散劳动力下乡上山，是城乡劳动力安排上的一个方面，必须纳入城乡劳动力整体规划之中。目前在城乡劳动力安排上存在着分散现象，需要加强统一管理。——参见《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
【1964年1月16日，Z共Z央、G务院第一次发布了指导全国下乡上山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 （草案）》：Z共Z央、G务院认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为城市未能升学、就业的知识青年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就业门路，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
Z共Z央的第一个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文件是一道分界线，知识青年和上山下乡两者之间密不可分，从文件执行之日起，才能称之为“知识青年”，必须“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为城市未能升学、就业的知识青年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就业门路”，其中的一个标志为取消城镇居民户籍和定粮配制关系，并转移到非城镇居民户籍地址，取消居民定粮油供应计划。
综上所述，知识青年应该是：
有城镇居民户籍，和城镇粮油定粮编制的本届或应届毕业生和肄业生，上山下乡时取消城市户口和城市定粮编制，迁移到农村户籍和非定粮油编制或者改编为农业工人编制体制。
三，知识青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空前绝后的产物
在解放后开始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编制成为全社会最金贵的东西，在三年天灾人祸时期，城镇居民定粮国家保障24斤，而种粮食的农民最低仅仅是2两8钱一天（一斤十六两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城乡居民巨大的物资供应保障体现在工业产品的凭票供应方面，很多日常生活工业产品农民没有享用的权利。物以稀为贵，巨大的差别让户籍编制份额异常珍贵。
而当年的劳动环境也具有非常大的区别，农业生产当年还基本上靠天吃饭，农民必须承担天灾人祸的所有后果；而城市工人属于全民或集体经济体制，收入分配有保障。社会现实生活中巨大的级差让体制编制愈加精贵。
大返城时很多知青在农村业有所成，可是却放弃后作为普通知青返籍待业，为的就是一个城市户口和定粮油指标。
人们对三年天灾人祸时城市定粮供应保障，而种田人没有保障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由政府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全部由国家实行有计划的供给体制，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离开了国家规定的全民经济体制和大集体经济体制以及生产队集体经济体制，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无法解决；城市新生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由于执行劳动力资源统一计划调配制度体系，因此只能由政府包办。在当年国际两大阵营经济封锁、“工退农进”的社会现实条件下，城市新生劳动力就业问题，只能甩锅给农业，上山下乡成为无可奈何的选择。
50年代后期，中国开创了农业国家向工业国过渡的“大Y进”时期，回乡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自然而然地参加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之中，而去初级合作社当会计和记工员式的行政管理人员就成为国家号召的一个行为（注3）。
【G务院知青办在后来的下乡知青调离农村的人数统计中，也将知青调离农村的统计口径时间起点定在了1962年。情况表明，知青回城就业安排与动员知青下乡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插队知青工龄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作者：孙成民）】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首要条件必须具备生产队集体经济体制，只有这种大锅饭式的、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队集体经济体制，才能容纳知识青年来分食有限的土地上的劳动成果。无论农村的社员们愿意不愿意，“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那时有些城里干部与其他“城里人”的子女不愿到国家指定的地方“插队”，而自行联系到父母原籍农村，“回乡插队”，那也算“插队”，与农民子弟回乡仍是不同的。所以大规模知青运动时期所谓的“知青”一般就指插队知青和农场“兵团”知青，是不包括“回乡知青”的。——《兵团知青和插队知青》（作者：秦晖）】
从国家历来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的接收安置政策，以及知青返城政策中去解读，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与回乡知青两者之间的政策完全是丁是丁卯是卯，一点不含糊其词。
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什么只有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才能出现，有一个特定条件：
如果没有户籍管制和劳动力编制供给制度体系，城乡居民就可以自由迁徙，做工还是务农都可以随时随地自由选择；而农业劳动环境和科技进步逐步使农业产业化，农业工人与工业劳动的区别逐步缩小，进而趋向于同质化，劳动力的就业就成为本人的兴趣爱好和从业志向以及经济收入等方面去考虑，而不完全是政府包办。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民营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国有资产仅在国计民生和特许经营中占主导地位，政府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经济责任为：
1，公共物品的提供者；
2，宏观经济调控者；
3，外在效应的消除者；
4，收入及财产的再分配者；
5，市场秩序的维护者。
政府的职能为发展经济提供社会和谐环境和优质服务，为劳动力提供有更多选择的就业机会。而如今的组织青年干部带薪挂职农村和组织青年去农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完全不是一码事。
注1：【国家最初树立的知青典型，从上世纪 50年代的徐建春，到 60年代初的邢燕子、吕玉兰、董加耕，无一例外都是回乡知识青年。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农村的青年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明显提高，但由于工业化道路刚刚起步，中国还是处在“农业国”的地位，所以进城就业道路非常狭窄，农民子女回乡务农就成了这些青年的必然归宿。——《M泽东“知青运动”背景考略》（金明德：知青问题研究）】
注2：【用城市青年来做开垦工作，就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1953年、1954年它是一个很大的运动，城市青年被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做开垦工作。当时中国共青团派了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回来后在中国就开始这个工作，所以下乡最开始是从苏联学来的，当然跟苏联有很大不同。
——凤凰网历史频道、知青频道对话法国汉学家、知青研究专家潘鸣啸文字实录（整理：杨超）】
注3：【“全乡在贫农和下中农里面，有7个没升学的中学生和25个高小毕业生。把两个中学生分配到老社，其余的全部分配到7个‘社架子’去，以解决会计和记工员不够的困难”。
M泽东兴奋地用草体竖行写下了“本书编者按”：“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河南曾有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作者：长安武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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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楚江
统稿：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