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love)一词,早在二千五百年前,源于欧洲,不过,那时西方人所说的爱情更多是指一种精神概念。而我们的古人,那个时候对于爱情一词的理解,应该说,也主要是基于精神的层面。不过,西方人也好,东方人也好,一讲到爱情,不管将其解释成何种精神,都少不了其中一个内容,那就是“欲”,即所谓人之常情,“七情六欲”之欲。古籍《说文解字》更是说得直白明了:“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也”。
但奇也怪哉的是,在古人诗词文章的字里行间,甚少见到爱情这个词,“爱”和“情”往往被分割开来描述。原来,以前我们古人对爱情一词的理解并不是局限于男欢女爱。古人所描述的爱,涵盖了友爱,慈爱、关爱、博爱等。情,涵盖了情感、情怀、情义等。事实上,爱情最早,或者说最基础的定义,就是伟大的、豁达的一种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使得那时人们崇尚情义道德,讲究仁心仁术。而那时人与人的关系也不似得现在那么复杂,那么狭隘,那么无情无义。那时人与人的关系,当然也包括男女之间的关系就是两句话,朴实无华,纯洁纯真。
然而,现在人们理解爱情,早已撇开了什么精神范畴,仅仅局限于男女之间那些事,跟过去完全是另一个版本。那么,现在人们的爱情观念,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本质的改变呢?这事还得托赖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北京大学一位著名的教授张竞生。张竞生,广东饶平人,早年留学法国八年之久,并获法国里昂大学博士学位。1921年他应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当上北大哲学系教授。在上世纪初的旧中国,当局有一条禁令,就是女子不可穿着袒胸露背,而且一律要束胸。所谓束胸,即是女子到发育时期,就要用一块厚厚的布,将胸部紧紧束缚不能让其凸显出来,这块布当时的人叫它束奶帕。张竞生认为这是一条极愚味的禁令,于是,他第一个站出来要求当局取缔这条禁令,并向妇女们呼吁,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天乳运动”。所谓的“天乳运动”,就是妇女们坚决扔掉束奶帕,做自由身女人的运动。
与此同时,张竞生还标新立异地提出他的四条爱情定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四、夫妻是朋友之一种。在此基础上,他还创作了一本赤裸裸描写情爱性欲的书,书名叫《性史》。这本书一出版,即被当局定性为民国第一色情禁书。也因此,张竞生背上了“卖春教授”的骂名,当年的东北王张作霖还扬言,要将这个伤风败俗的家伙抓起来枪毙。的确,张竞生当时的所作所为,不能不说真是惊世骇俗。他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真不知算是一次观念上的革命呢,还是观念上的堕落。而事实上,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对传统爱情的观念,开始逐渐改变。爱情,在其美丽的外衣下,开始突显其专属性、排外性,自私性,甚至敌对性了,并且延至现在。 然而,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应该理性地认知,除了爱情,别忘了人世间还有一种最可贵也是最长久的“情”,这就是情真意切的真情!如果说,爱情是相对的话,那么,只有这种真情是绝对的,也因此,它会天长地久,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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