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经济困难是多个复杂因素造成的，从国际上来说是美西方与中国脱钩断链打经济战，从国内来说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模式已经发展到了天花板，重投资、轻消费，重土地、轻民生的发展阶段已经难以为继，到了必须要调整的时候，而调整是需要时间的，正在这个时候叠加了疫情和美西方的经济战，这种叠加效应使得我们的经济这几年出现了非常困难的局面。
要说清楚我们的经济模式和产业结构之所以出现发展瓶颈，得把时间往前倒，30年前也就是1994年的央地分税制改革是最核心的关键。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4年这段时间，中国当时最流行的一个词就是“承包”，农村是土地承包制，城市是企业承包制，而政府则是财政承包制。财政承包是指中央和地方按一定比例分账，地方政府在缴纳一定的财政份额后剩下来的都归地方自己规划，因此当时的地方政府有非常大的动力去扩大税收来源、大力发展经济。
但这也造成一个结果，那就是地方经济在做大，但是中央所获得的财政仍然还是那些，中央财政收入占总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这也好理解，地方有积极性，地方结余多，中央占比自然就少。这样的结果显然不符合我们国家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发展模式，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财政，我们的国防建设、中央宏观调控等方面都无从谈起。于是便有了1994年影响深远的分税制改革。
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将税收分为三类，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同时分设国税和地税两套机构。这其中最大的税种就是增值税，由改革前地方的最大税源，改革后变成了央地共享税，中央占75%，地方占25%。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2%一跃成为55%，并长期稳定到这个水平。改革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份额，使得中央政府在应对各种国内国际困难时发挥出了巨大贡献，比如随后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国防军队建设、国有企业改革和转移支付缩小公共服务差距等等。
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分税制也彻底改变了地方的发展模式。改革后地方上的事权一点没减少，可财政收入却少了很多，虽然中央有转移支付模式，但很多事情仍然需要地方政府自己解决。这就导致地方出现了两种产业结构偏好。
第一是招商引资。分税制改革前企业的税收基本是按隶属关系上缴的，而改革后企业的税收则是按属地即所在地上缴的。这就给了地方政府强烈的刺激去招商引资，特别是那些体量巨大的制造业，不仅投资巨大、GDP数量好看，而且可以解决大量的人员就业，一举多得。但带来的副作用也很明显，那就是企业在所在地产生的税收几乎全部在生产环节出现，使得地方政府重视投资、重视生产而轻视消费，重视企业而相对轻视民生。各地重复建设、重复招商、恶性竞争，导致生产能力超强，但消费能力相对较弱，产能过剩、环境污染。
第二是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诞生。本来在分税制改革的1994年，国有土地转让的收益非常低，因此这部分决定权就留在了地方。可到了4年后的1998年，城市土地的价值有了翻天覆地的飞跃，这其中有两个关键。一是单位停止福利分房制度，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政策，1998年宣布了中国商品房时代的来临。二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实施，其中规定农村土地严禁用于非农建设，而农村土地想要转为建设用地，必须经征地后转为国有土地才能进行其他建设，这也使得地方政府对土地拥有了绝对的垄断权。
招商引资和土地财政使得地方政府的发展插上了翅膀，一手工业化、一手城市化，两手抓两手硬。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中国1998年到2018年这20年走上高速发展期。可问题就是，地方政府不能只卖地，还得有相应的配套，各种基础设施建设，道路、轨道、公园、医院、学校等等都是天量的投入，光靠企业税收和土地出让仍然不够，怎么办？土地金融应运而生。
法律规定，地方政府是不能直接向银行贷款的，因此各个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的投资公司作为地方融资平台，用于地方的建设投资开发，重庆著名的“八大投”就是其中的典范。地方政府以土地为抵押，撬动银行等各种资金形成土地金融，快速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建设。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财政，房价、地价、银行、地方建设形成这个复杂的共生体。
这套模式说白了，是借用未来的钱来发展今天的工业和城市，这种寅吃卯粮、击鼓传花的游戏只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那就是房地产持续上涨。而当时间来到2018年，也就是房地产高歌猛进20年后，终于到了天花板。14亿人口的天花板，中国城市化率65%的天花板，中国老龄化快速到来等等，这一切都预示着土地金融到了发展的尽头。
而一旦房价出现下跌或者预期变差、信心不足，银行坏账就会增加，导致银行会压缩贷款，从而导致企业资金链出现紧张，企业就降本裁员，失去工作就会进一步导致消费降级、还不起房贷，导致房地产预期进一步不好，银行坏账进一步增加，形成螺旋式的恶性循环。
发展到这个阶段，地方背负了大量的债务，个人因为房贷也背负了大量的债务。房产占了中国家庭资产的70%左右，其中60%是住房、10%是商业。而美国正好相反，70%是金融资产，房产不到30%。土地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远远超过了人的发展，导致基础设施高速发展而关于人的公共服务相对不足，医疗、连续、养老等投入不足导致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而高房价又导致家庭负债过高，一旦有风吹草动，中国的中产阶级严重缺乏闪转腾挪的空间，疲于应付、一夜返贫的事情也就出现了。
总结一下，经济发展到了瓶颈阶段。
第一，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体系已经比较完善，即便再扩大投资其边际效应也非常有限。
第二，中国这些年消费的增加主要原因并不是劳动收入，也就是说不是你的工资从5000变一万，一万变两万这么来的，而是财产增加所带来的，如果消费的升级靠的不是劳动收入，而是基于财富效应，特别是房地产的财富效应，这样的消费是非常不可靠的，一旦房地产受挫，财富就会缩水，消费自然就降下去了。收入较低、消费不足，无法消化过度投资所带来的过剩产能，债务风险就会加剧。
第三，劳动性收入下降而财富性收入上升，会扩大贫富差距，比如北京居民的户均总资产为900万左右，上海为800万左右，而东北三省只有140万左右，而新疆只有120万左右。这个差距不是说北京和新疆的劳动收入真有6-7倍的差距，而是基于房价。
第四，投资所产生的过剩产能，国内消费不足，必然要走出去向国外输出，天量的输出也会冲击国际分工体系，引发贸易冲突。
因此，这几年中央政府的调整方向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打造服务型政府而不是投资型政府，改变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和重土地、轻民生的发展模式。这个调整是需要时间的，特别是在国际大环境也不好的叠加效应下，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所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