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的景观建筑事务所里,有一句骂人的话经常用来形容那些只会画图而没有任何设计能力的人,翻译过来大概意思是:“傻X,这么大的一个树台,你都会种错地方”。城市空间里随处可见的树台在很多景观建筑师眼里,是最简单也是最不需要创造力的一个设计。如果你连树台都设计不好,就说明了你不配做一名景观建筑师。这个说法我是完全不赞同的。毕竟,这些高傲自大的设计师们对于树台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意义是根本无法理解的。20多年前,我在建筑学院上的第一堂课是一位来自景观系的老师Jane的《植物认知》课。Jane是一位非常优雅的英国人,2015年退休了。在Jane的第一节课上,她问了我们一个问题,这也是我进入建筑学院老师问的第一个问题:what is a tree? 树是什么?作为刚刚接触景观的学生,大家回答的非常的相似:树是植物、树是自然、树是生态、树是鸟的家、树是装饰、树是景观...“树是我母亲的菜地。”我突然举起手来,很小声地说了一句。“什么?你母亲在树上种菜?”可能是我英文表达的问题,Jane完全没有弄明白我在说什么,全班都哄堂大笑了起来,一时气氛变得很尴尬。90年代,父母在福建县城的一个小区里买了一套房,我们举家从乡村搬到了城市。在小区的正中央,有一个种着桂花树和玫瑰花树的圆形大树台。有一天,母亲交给了我一个任务,要我在树台里每天偷偷拔掉一颗玫瑰花树。在我拔完一周之后,树台里出现了一块小小的空地,母亲开始在空地上悄悄种上了葱、姜和大蒜。一个月后,空地逐渐变大,母亲又种上了西红柿和南瓜,树台的一角变成了母亲的秘密菜园。母亲种菜的行为很快引起了周边居民的注意。三个月后,整个树台里的玫瑰花树全被拔光,取而代之的是邻居们种的各种瓜果蔬菜,原先这些从没来往的左邻右舍因为一起种菜慢慢开始有了互动和交流,树台也从此成为了我们小区最有活力的日常公共空间(everyday public space)。在我分享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一位澳洲同学立马举手问我:“这些和Jane的问题 ‘树是什么’ 有什么关系吗?”“如果景观设计师连‘这些’都搞不懂,他们怎么去为像我母亲一样的普通人做设计?” 我反问道。在我母亲种菜的这个例子里,树不只是空间里的一个装饰,一个漂亮的风景,树还衍生了行动,创造了新的空间,孕育和连接了生命。我不知道,我小时候偷拔玫瑰花树和母亲种菜的这些行为会不会引起班上其他同学的反感和不适。但我记得在上完那堂植物课之后,Jane请我喝了一杯咖啡,她说我母亲的故事深深地触动到了她,她从来不知道树台对普通人还有这样的用处,并也以此提醒我设计师一定要为具体的人和真实的需求设计。临走时,Jane建议我去了解一下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一些关于生命的思考,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柏格森这个名字。
在某城市,当树台上的一颗树死了之后,管理者放了一些绿色的塑料叶子在树枝上——树死了,但绿化率不能死(拍摄:小芳)。几年后,我在《物质与记忆》一书中看到一段柏格森对“秩序”的阐述:“在意识和科学的旁边,还有生命……个体意识被赋予以通过行动来展现自身的能力,从而要求形成某些互相区别的物质区域,这些物质区域正好对应于生物的身体...... 在我看来,不存在所谓的紊乱,只有两类型的秩序,几何的秩序 ( ordre géométrique) 与生命的秩序 ( ordre vital)。” 对于柏格森来说,人们在日常实践中常常通过这两种秩序来表现“自然”(柏格森的此段翻译来源于互联网和季鐵男老师)。我常常在想:如果景观设计师设计的那个圆形树台和种植的玫瑰花是在展现一种“几何的秩序”的话,那我母亲带领社区居民拔掉玫瑰花在树台里种菜是不是在建构一种“生命的秩序”?这两种秩序如何共存?柏格森这段对秩序的思考从此影响了我。在Jane的那门植物课结束后,我开始树台空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之后漫长的一段时间中养成了一个观察树的习惯:无论去到哪里,我都喜欢跑到有树的地方,并查看和记录树下面各种各样人的行为和活动——那些从不被设计师关注的、有关普通人的日常空间实践和创作。过去20年,我观察过的树台已经超过了3000个,当中有许多有趣的发现,提供了我一个重新理解“景观建筑学”这门专业。如果有人要问:作为一名空间工作者,这3000个树台观察对你启发最大的是什么?我的答案是:一定要对材料敏感,哪怕是树底下一块普普通通的砖头,都有无数个意想不到的用法。比如在澳门,树底下的一块八角砖可以变成路人的“烟灰缸”。同样在澳门,树底下一块三孔长砖就成了周边居民的“祭拜坛”。工作坊的学生高冰琼和我分享了她对树台的一个有趣观察:在上海某新村,为了防止露宿者使用街头的长椅,管理者在长椅上加了一个金属隔挡片。然而,这块金属隔挡片并没有让人离开或隔离开来,反而变成了一个人与人之间亲密连接的媒介:当地居民在这块隔挡片上放了一个棋牌,在长椅上下起了棋来。
然而,支撑这个棋盘只靠一块隔挡片是不行的,当地居民又找到了两块高度和隔挡片的高度完全一样的正方形砖头,三个支撑物让这个棋盘更不容易翻落。
那两块砖头刚好是在长椅旁边的树台上“借”过来的,这时候有人可能会问:安装隔挡片的管理者和设计树台的景观设计师事先有聊过吗?为什么高度碰巧是一样的?难道管理者事先预测到了这个隔挡片各种使用方法?还是景观设计师建议了管理者采用多高的隔挡片才可以激发更多的非正规活动?
我也不知道答案,但有一个我能确定的是,如果长椅旁边没有树台,树台里没有刚刚好和隔挡片一样高度的砖头,“下棋”这一日常活动就实现不了了。最后,我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不能因为所谓的这些空间智慧和活力而粉饰或浪漫那些在长椅上加隔挡片驱赶露宿者的人的行为。
2019年,我搬到了广州海珠某小区。小区附近有个社区公园,公园里有很多树和圆形树台,树台里铺满了一模一样的砖头——两头粗中间细长得有点像哑铃的浅蓝色长柱体。
这个公园很热闹,很多老年人喜欢带着小孩来在这里玩。老人一般聚集在树底下打牌,小孩在公园里打闹。为了解决一些公园设计上的不合理,树台上的砖头就自然而然变成了老年人和小孩空间创作的工具。
坐在树台打牌的老人一般会用砖头再加一个简易坐垫(报纸、纸壳等)作为椅子来用,砖头的数量取决于他们想要达到的舒适度。
坐在公园其它地方的老人也会从树台里搬来砖头,根据自己的身高,通过叠加的方法来达到椅子的效果。树台里的砖头也是腿短的人经常会用到的神器。
有人用砖头来固定绑着绳子的网球。
也有人把砖头变成羽毛球场的分界线。
小孩子把砖头当足球踢。
还有小孩用粉笔在砖头上涂鸦绘画。
小孩子用砖头在“搭积木”。
打牌的人也喜欢拿砖头来压纸张。
因为砖头引发的活动越来越多,树台上能找到没有残缺的砖头越来越难,使得公园里很多时候一砖难求。
为了自己使用的砖头被人拿走,有人直接把砖头绑在了树上。大部分人在公园做完活动后,会选择把自己的砖头藏在公园的灌木丛中。
还有的人干脆把砖头带回了家。
在这里,我想试问一下那些公园的设计师们,你们当初有没有想过,自己曾经随便放在树台里的砖头竟然会成为激活整个公园甚至激活整个社区的“英雄”?2024年2月24号元宵节,我回到这个公园做观察。我很震惊地看到所有树台里的砖头一夜之间被公园管理者清理掉了,新铺上了一层景观碎木块。那天,不知道是没有了砖头,还是天冷的原因,我在看不到公园之前那般喧闹的景象了。
分享了以上几个案例之后,或许有人会问我:观察树台,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我可以告诉大家,没什么好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长时间盯着一棵树看,从几天到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上面这棵树也是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里。以下的观察是从2009年开始的,我每天跑步经过时记录一张。
树底下经常坐着一群老年人,一起演奏各种乐器。
在同样的一棵树上,一位皮肤晒的发红的阿叔借助一个油桶加一个砖头去抓上面的树杆,每次做6组引体向上,每组15个,有点佩服。过了一段时间,一位肌肉男在树上挂了一个滑轮,用铁链拉两块水泥墩,一次他能拉12次。我觉得按照他的身形,有点少了。拉水泥墩的肌肉男不在时,一位瘦一点的阿叔会踩在那两块水泥墩去够上面的树杆,做引体向上。这位阿叔每次做4组,一组做10个。
有一天,树的两个杆上被人绑了一根木条,一位皮肤雪白的阿叔在木条上做引体向上。这根木条绑的有点斜,无法达到两只手臂的肌肉平衡,用的人不多。另外一位体型瘦高的阿叔发现能力比较强,他没有借用任何材料的帮助,在树上找到了两个把手,但他一次只能做4个引体向上,哎,怎么说呢?过了不久,公园管理者把木条没收了。树上塞满了纸壳和空的矿泉水瓶,应该是环卫工人或收旧物的工人临时放在这里的。突然有一天,树上夹了一个粉色的棉被,树台上坐着一位小哥在看手机,看样子,树台要被长期占领了。
一天凌晨,我回家经过,室外温度大概只有6度,风很大,看见小哥躺在树台上睡觉,脸用被子盖着,脚上套上了一层衣物。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小哥终于离开了,又有人在树上放了两根看起来很专业的器械,我也不知道这是用来干嘛的。再到最后,城市管理者在树台周边的空地上种上了景观草,但这并不影响来到这颗树下喝茶的两位阿叔。
在之后的观察中,不知是不是因为景观草的出现,还是别的原因,这棵树下的活动越来越少了。在以上的案例中,无论是景观草的出现,还是砖头的消失,都是一次在管理者和专业者主导下的对城市公共空间活力的消杀。这些极度规范化与一致化的“景观”最终成为了一种形式主义的摆设,它们无法包含民众讨论公共事务的天然内涵,也无法促成人与人之间(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建构和公民意识的培育。对于正在发生巨变的中国城市和民众的公共生活,这种类型的“景观”扮演了一个非常消极的角色。
六年前,我再次回到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小区,难过地看到母亲和居民们自力营造的菜园已被“老旧社区微改造”项目以混乱无序的名义整顿清除了,原先种满菜的树台也被改造成了一个干净整洁的小区晨晚练体育活动点(放了三组做引体向上的器械)。后因小区老年人居多,引体向上没法做,树台最终成为了周边居民用来堆放杂物和停放共享车辆的场所。因为没有了菜地,部分老年人开始呆在家中,不愿再出来。
1961年,加拿大记者和社会活动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的开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纽约东哈莱姆的一个贫民住宅区里,居民对于小区里的一个作为摆设用的公共草坪深恶痛绝,并号召大家一起把它铲掉。这草坪对于小区居民来说没有任何用处,如果真要说出一个用处,那就是当政府官员看到时,他们会由衷地感慨一句:看,穷人也有漂亮的草坪了!
透过草坪的故事,雅各布斯试图批判美国自上而下的现代城市规划中过份注重空间的物质形态,强调美学秩序,而无视普通人对空间的真实需求。雅各布斯说,那些看似混乱无序的空间,背后都有一种神奇的秩序(这和柏格森眼里的“生命的秩序”不谋而合),在维系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然而也有一种东西,比公开的丑陋和混乱还要恶劣,那就是戴着一副虚伪面具,假装秩序井然,其实质是对正在挣扎中并要求给予关注的真实需求视而不见或者进行压抑。只有那些真正在空间里生活、工作和花费大量时间的人,以及他们之间自发形成的各种交互活动,才是建立城市空间秩序的首要条件。
在雅各布斯看来,公共空间活力的丧失是美国城市规划理念的恶果,她所描述的美国上世纪50年代的城市空间衰败现象直指今日中国急功近利的城市化过程中管理者和专业者对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生产和使用模式的生搬硬套。从以上几个树台的观察案例中,我们可以得知,民众透过个人的力量来抵抗一直以来被各种政治与经济权利所主导的公共空间的生产和使用模式。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除了美化公共场所、提供城市绿化率和改善空间环境之外,在这些案例里树台也成为了人与人之间交流融合的空间,成为了团结一致、社会凝聚和公民创作的力量源泉,成为了空间行动的催化剂。就像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所提醒的:“植物不应该作为土地的装饰,甚至遮盖、否定,而应成为土地意志的流露和赞美。” 当然,如果利奥波德在“土地意志”后面再多加一个“个人意志”,这会在某些特殊的地理文脉和文化实践中,听起来更加动人和显得有力量。
以下是我近期的一些树台观察,大部分树台都在我的广州住所附近500米范围内,如果你对这些观察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给我留言。
这个树台里的土壤每年都换,很松软,周边居民会来这里插香祭拜。有人把树台当神坛,也有人把树台当垃圾桶。
环卫工人经常会把捡来可回收卖钱的物品偷偷藏进这些洞里,这些洞也是露宿者经常光顾的一个“城市另类空间”。有时候,树台也是陌生人一起睡觉的床(提供:佳璐)。不要以为树是给人看的,也还可以给人用。在这里,绽开的棕榈树树皮为空间使用者创造了一个天然的“公共衣帽间”。这个树台左边挂的衣物和自行车,是一位露宿者的;右边挂的衣物包括那个播放器是一群跳广场舞阿姨的。他们很融洽地共用了一棵树。没有树皮,也不想带小钩子,你还可以在树上安装一个永久的衣物挂件。如果树变成一个取外卖的地方,会是怎样的一个景象?(提供:拧)树台上也可以晒。
树和树的配合,创造一个临时的羽毛球场。我们看到,两棵树的距离可以衍生一个活动。树还可以是一个摊位,为普通人提供生计(图二:佳璐)。一个合适的高度,可以衍生更多使用树台空间的可能性。
树台也是社区交流中心(图来自朋友圈,忘了是哪位朋友拍摄的了)。
为什么老百姓这么喜欢在树底下搞事?
看完这篇推文之后,你还会用“连树台都不会设计”来嘲笑那些不懂设计的设计师吗?你觉得你自己设计过的树台有几个是为人设计的呢?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 我们都应该好好想想,除了会画画图讲讲故事外,设计师还能做什么?前段时间在朋友圈热议的一个树台设计(来源:李迪華)
从“树台”开始,把一个小小的“树台”设计好,为具体的人设计,为真实的需求而设计,是在今天面临人工智能全面取代以及行业急剧下滑之际所有设计师面临的最急迫的一件工作。
如果连这工作都做不好,那这行业完全可以由人工智能来主导,或许ta们还更有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