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创作的旧体诗，有不少描绘的都是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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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25 17:15
江苏
镇江是一座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江南文化名城，是吴文化的发源地，它的文化命脉源远流长，它的文化底蕴浓郁厚重，它的文化价值举足轻重，它的文化魅力经久不衰，它的文化影响代代相传。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太伯奔吴,自号句吴”,句吴是历史上吴国的前身。3000年前,周太王长子太伯、次子仲雍由陕西周原南下,渡江进入宁镇地区。他们入乡随俗,与土著荆蛮人结合在一起。于是“荆蛮人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从镇江地域文化特征来看,有以下特征：一、历史久远，二、南北兼容，三、东西并蓄，四、宗教多元，五、文武兼备，六、隐士文化。镇江是一座天然山水城市,地理区位独特而优越。镇江也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经济繁荣、交通便捷、文化发达、人才辈出,这些对镇江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自然山水与人文山水的有机结合，造就了镇江文气的充盈。镇江特有的临江近海、江河交汇的地理区位,有利于南北、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使镇江地域文化不仅吸纳了北方的中原文化,而且也兼容了外来文化。镇江不仅在国内的交流史上有过华彩的篇章，大规模的对外交流也频繁出现。随着商业交流的日益兴盛，文化交流也一度大规模地出现。有了上述几大特征，仰慕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们在镇江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自然能够怡然自乐。在镇江对外交流史上，涌现过不少外域的文人雅士，或者寄情山水，或者讲经说法，或者留学游历或者偶然经过，由于倾慕镇江的秀丽山水与厚重底蕴，常常文思泉涌。留下了不少优秀的诗作。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的一些历史或人为缘故，使得一些近代以前的外域文人中所作的很有价值的诗作一度时期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笔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搜集与整理，从各种史料，文选中整理出以下一些外域文人的诗作，虽然不能穷尽所有，但这些有代表性的诗作对镇江文化界以及文化人对镇江气象风貌的解读，会有一定帮助，现将九首出众的篇章摘录如下：夹道修篁接断山，小桥流水走平田。云间无处寻黄鹂。雪里何人看杜鹃。夸富贵，幕神仙，到头还是梦悠然。僧窗半日闲中味，只有诗人得秘传。上述外国友人的一些诗作中，涵盖了吟赏山川、怀古揽胜、民间传说、闲情偶记等诸多题材内容，范围广，兼容并蓄，除此之外，还有日本来唐代太学学习、并中进士的阿倍仲麻吕（晁衡）回国路过镇江北固山时作《望月望乡》诗；日本僧人古源邵，元日本画家雪舟；唐代至明代朝鲜诗人崔致远等游历镇江山水，作诗抒怀不一而足。无论就镇江外域诗人诗作的数量还是质量来说，都是相当可观的，也是很有研究价值的。从上述九首诗作的作者来看，日本的策颜周良、森槐南以及提到的雪舟等都是僧人，而朝鲜诗人李齐贤的《鹧鸪天·鹤林寺》、《金山寺》等诗作都透露除了浓浓的禅意，单单这些，历代镇江佛教对外交流的兴盛便可见一斑。历史上，有不少海外僧人远渡重洋来到镇江参加佛会，研讨佛学。尤其是日本佛教界，与镇江佛教的联系更加紧密，由于唐代高僧鉴真在日本的影响，常有日本僧人来镇江佛寺受戒、参禅。唐代诗人徐道晖在《题金山寺》中云：“两寺今为一，僧多外国人”。一个寺庙中僧人多为外国人，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不多见的。可以料想到当时镇江佛教的兴盛是何种程度，其辐射力有多么的强。宋代有日本僧人荣西、觉心等法师来金山寺传承。有天竺僧人法喜华讲华严经于鹤林寺的僧舍圆音室。元初日本僧人古源邵元，明代日本僧人雪舟擅长绘画，他在金山寺时仔细观察景观，回国后，绘制了《大唐扬子江心龙游禅寺之图》，现为日本国宝。到了近现代，也有日本僧人友松圆谛、岸文贞等法师来焦山讲学，匈牙利人照空，在上海与太虚大师结下佛缘，皈依佛门后，也专门入宝华山隆昌寺学习佛教。之所以外国友人的文字能够一定程度上涉及镇江佛教文化，这与历史上佛教与镇江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至顺镇江志》卷九记载到：“攘竞之风，往往有之，迹其丹青土木，庄严像教，绰有可观。”其实早在汉朝佛教就传入了镇江。先在焦山建普济寺，随后三国吴时建甘露寺，西晋中建昌国寺、竹林寺、鹤林寺等。南朝刘宋起，历朝统治者都信奉佛教，镇江的寺庙逐渐增多,经过长期的发展，一度颇为壮观。据统计资料显示，民国初期，丹阳寺庙有105座，建国前期又发展为309座，丹徒地区也有寺庙200多处。由此看来，镇江佛教的历史文化底蕴非常丰富，中外佛教交流兴盛也就不足为其，加以镇江佛教山川风景秀丽。通常为世人所熟悉与称道的“镇江三山”（金山、焦山、北固山）都是佛教胜地，从历代本土文人的诗作中寻找“三山”的踪迹，可谓不胜枚举。唐代“开元大家”代表诗人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李白的《焦山望松寥山》、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都是蜚声海内外。佛教名山与经典文化相得益彰、水乳交融，充分体现着镇江佛教事业的兴盛。满腹汉学的外域友人触景生情，所谓“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留。”文章的价值正在于其能够再现历史文化风貌。无论是李齐贤的“忘机鹭宿钟声里，听法龙蟠塔影间”还是日下部鸣鹤的“江南第一碑，屹然江中立”都直接写出了镇江著名的金焦二山的某些文化内核。金山寺的古刹森严，肃穆安详，钟声阵阵，佛意浓浓。焦山作为佛教名山不仅佛名远扬，而前还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瘗鹤铭》深藏其中。从另一侧面也体现了镇江地域文化的博大精深，各文化艺术领域可以融会贯通，吐故纳新。更可以消解异样文化样式的“边缘化界限”。这些外国友人的诗句中记载的文化符号与我们在正史上获取的诸多信息与材料基本吻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充分证明镇江历史上佛教文化影响力之广，佛教圣地吸引力之强。从文化阐释意义上来说，外国友人的文化阐释文本也印证了镇江本土阐释文本的真实可靠性。随着镇江文化的进一步发掘，以及这些才华横溢的外国友人在各自国内的文化影响力，镇江佛教文化的魅力更加为世界所重视，镇江的对外佛教交流更加的兴盛。改革开放之后，日本的鉴真大师第81代传人森本孝顺长老来金山、焦山二佛寺朝拜。旅居新加坡的中国佛教徒还向江天禅寺赠送了六千多斤重的汉白玉佛像一尊······镇江佛教对外交流的历史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续写。![]()
日本诗人森槐南的《夜过镇江》很能说明这一点，从诗中我们不难发现“扬州风物最相思”不是直接写镇江，只是诗人路过镇江而已。而诗人又陶醉于镇江美丽的景色，说“好赊京口斜阳酒，流水寒鸦万柳丝。”似乎对镇江很熟悉，酒可以“赊”。其实不然，诗人和镇江的渊源并不深，从心理学上来说，可能是因为镇江秀美的山川、充盈的历史文化底气，满足了诗人所谓的“期待”，使得诗人感觉到一种“诗意的栖息”，因此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诗人可以尽情吟赏山水，感悟人生，如创作散文一般，避免许多程式的束缚。由此也可以看出镇江区域文化精神的某些端倪，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镇江是全国的交通要塞。政治上没有掀起过太大波澜，可是南来北往的行人，形形色色。自然也免不了外国友人。随着全国经济中心南移、人口增长及大运河开凿,自隋唐起,镇江就逐渐发展成为运河线上的以商业、手工业、运输业著称,“商贾并凑”的民居城市。码头文化的影响力已不局限于一种对外文化交流的范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1861年5月镇江正式对外开埠,成为长江下游最早开辟的通商口岸。镇江先后有英、美、德、日等几十家洋行和轮船公司,他们经营江海航运,开设工厂,设立商栈。镇江人也吸取了西方的近代文明,增强了开放意识、信息意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和协作意识,促进了镇江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19世纪90年代,镇江出现了机器生产为代表的近代工业。这又是外国友人在吟赏镇江山水所没有预想到的客观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