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栓，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副院长。长期从事翻译教学、研究，兼做口笔译实践。有上千次会议的口译经验和数百万字的笔译经验。曾在纽约、日内瓦、曼谷等联合国机构短期从事英汉笔译，并为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提供远程翻译服务；应邀为奥运会等重大活动翻译审校文件。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十余部，如《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理解、表达、变通》、《非文学翻译》、《理解与表达：汉英翻译案例讲评》、《理解与表达：英汉口译案例讲评》、《如何撰写翻译实践报告——CEA框架、范文及点评》、《法律术语翻译二十讲》等。
地处四川东南部的泸州，坐拥云贵川渝通衢之利，长江、沱江交汇于此，是“一座酿造幸福的城市”。9月11日-14日，酒城泸州迎来了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第八届中国酒城·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世界各国的文化名家齐聚泸州，探讨文字与语言的艺术，感受诗酒的美丽。
活动期间，记者对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副院长李长栓进行了专访。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变革，译者应当学习、接受并善用ChatGPT等技术类工具，辅助我们更高效、更准确地进行翻译。同时也应当明白，技术不能完全取代人，它只是给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译者在人机协同工作模式下取得更好的工作效果。
李长栓：翻译的“形似”和“神似”是有机的统一
记者：您跟北外渊源颇深，从开始学习北外的广播函授英语，到后来考到北外进修，一直到现在您成为了北外高翻学院的副院长，教导未来的译者们。能谈谈您跟北外之间的故事，以及这一段“逆袭”的经历吗？
李长栓：我从小就对外语感兴趣。1985年，当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外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合办广播函授英语，我立马就报了名。学习的三年里，除了因为要拜年给长辈磕头，有一讲我没有完全听完，其余的没有落下一课。1988年课程结束，我到郑州参加全国性的结业考试。当时还发生了一个趣事：那时高考刚结束，考试要求使用的2B铅笔脱销，我跑遍了郑州的大小文具店都没有买到。最后，只能买了一只1B，一只3B，想着用3B和1B分别涂一遍，也许可以充当2B。幸运的是，第二天早上进考场前，有人把他的2B铅笔切了一半给我。随后，我顺利通过考试被选拔到北外去进修。其实最初参加英语函授课的是 10 万人，到参加考试的大概有 17000 人，最后选拔到进修的只有二十来个人。
1993年我考研考到北外，当时叫做联合国译员训练部（现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毕业之后我留校在北外教书。可以说是北外成就了我。特别是英语函授广播以及陈琳老先生。因为这些机会，让我从零开始就接受北外教授的教导，得到了最好的英语教育。
记者：算起来，从1996年至今，您从事翻译教学已经28年了。现在有一个观点，说翻译界进入了告别大师的时代。这个论调颇有一些后继无人的悲观，作为一名翻译教育者，您是怎么看待的？
李长栓：其实自从开设MTI（翻译硕士专业学位）以来，翻译教育在中国已经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现在每年招收翻译专业的学生可能超过1万人。全国有三百多所学校都开设了翻译专业的硕士学位，开设学士学位的学校就更多了。
为什么会有人提出翻译专业后继乏人呢？这可能是指MTI还没有能够培养出特别尖端的翻译人才。目前做一般翻译的人并不少见，我相信，一般的翻译人才，凭我们现在MTI教育的规模，已经培养得很充足了。所以翻译人才缺乏可能仅仅是指特别高端的人才，尤其是在笔译方面能够达到出版水平的人才比较稀缺。不过，最近国家批准了一部分学校开设DTI （翻译博士专业学位）。我希望通过DTI的培养，能够弥补在尖端翻译方面人才的不足。
记者：您曾说过，机器翻译取代人工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同时，我了解到您也在积极拥抱新时代新技术，并对ChatGPT在翻译工作中的应用表示满意。请问您觉得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翻译为目前的翻译工作带来了哪些改变？以及怎样才能发挥ChatGPT的优势辅助翻译实践呢？
李长栓：我确实非常推崇ChatGPT的功能，它既能提高效率，又能提高质量，是我们做好翻译非常有力的工具。尤其是在做汉译英的时候，我们的英语都达不到母语水平。但是ChatGPT的多数训练语料来自英语，我们可以认为ChatGPT的母语是英语，它的英语表述更好。在译文表达不地道时，译者可以通过提示语借助ChatGPT进行编辑润色，让我们的翻译结果更加通畅，意思的表达更加精准，也更加容易被接受。
其实，ChatGPT 的发展跟农牧工具的发展是一样的，从牛拉犁耕地变成拖拉机耕地，效率提高了，也更轻松了，但是操作拖拉机的还得是人。无论是使用其他引擎还是ChatGPT进行翻译，都需要人去做最后的审校，查看翻译是否有错误之处。例如涉及到中国文化、中国特色，或者是原文表述有瑕疵的地方，ChatGPT翻译起来就捉襟见肘，需要译者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原文的确切意思，然后通过对原文的表述方式进行编辑加工，确保译文的原意正确，让译文更加通顺，最后再利用ChatGPT 做语言方面的润色。这样，人和AI智能相结合，就能产出完美的译文。所以，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要把ChatGPT作为一个工具，这其实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者的水平要在ChatGPT 翻译的水平之上。
记者：您曾在《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非文学翻译》等著作中表达过您对翻译的观点：译者的理解应当接近、达到、甚至超过作者水平；译者需要表达作者清楚表达、希望表达、甚至应该表达的意思；译文的表达形式可以与原文相同、相似或完全不同。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但求神似不求形似”？同时我也注意到，有一些翻译家主张应“形似而后神似”您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何区别？
李长栓：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大多数情况下，译者需要尊重原文的文字和表述方法进行翻译。但是鉴于各国的文化习俗和语言习惯不同，如果按照原文的表达形式，没有办法更好地把原文的意图传递出来，就需要换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个时候才“求神似而不求形似”。所以这两者是有机的统一：首先是“求形似”，求而不得，再“求神似，舍弃形似”。形似和神似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选择神似，而不是形似。
翻译不仅需要根据语言本身来判断，还需要根据翻译的情景来判断。也就是我在CEA结构讲到的“理解、表达、变通”。翻译的理解不能停留在语言的转换层面，对原文的理解才是最重要的。只有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你才能够准确传递作者的意图。如果遇到原文有瑕疵，译者的能动性是最大的。例如笔误的时候，译文就需要能够修正。我曾遇到把“管理”打成“刮泥”的文件，也是经过翻阅资料查找求证，以及联系上下文，才最终确定正确的词语是“管理”，最后才根据正确含义来进行翻译。这也是前面我说ChatGPT无法取代人类的原因，它只能做到忠实，但是做不到变通。
记者：那您怎样看待作者跟译者之间的主仆论？
李长栓：从作品产生的前后顺序来看，没有原作就没有译作，确实可以说有主从之分。但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两者的作用同样大，没有主仆之分。没有译者，这个作品就无法在另外一个文化当中传播。翻译其实是在原作基础上的再创作。我刚才也说了“理解、表达、变通”，这个“变通”就是译者的创作部分。
记者：翻译是跨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在八年中持续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其中国际翻译家论坛也一直是大会的重要文化活动之一，去年大会还新增了“1573国际诗歌翻译奖”。您如何评价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在翻译领域所做的努力？未来，关于大会如何新增特色文化活动，以吸引更多人关注和参与，提升大会的国际影响力，您有何建议？
李长栓：虽然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国际诗酒文化大会，但也能明显感受到大会对翻译的关注越来越多，这非常有利于中国文化向国际传播。这也是泸州老窖这样一个知名企业在走向国际的过程当中，应当做也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但我也注意到，目前大会对翻译的关注还聚焦在诗歌、文学领域。希望今后可以关注到文学之外的翻译，例如酒文化的传播，也许可以专门开辟中国酒文化的专栏，把中国的酒文化以及一些最基本的知识翻译出来，让更多国外的人了解中国白酒文化深厚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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