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专访｜吴思敬：酒是诗人灵感的源泉，创作的催化剂

吴思敬：酒是诗人灵感的源泉，创作的催化剂

记者：您此次参加国际诗酒文化大会，有什么难忘的瞬间或故事与我们分享吗？中国酒城泸州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吴思敬：这次我是第一次来到泸州。泸州既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泸州不光有雄伟的自然风光，还有诗和酒的不解之缘。张问陶的诗句“城下人家水上城，酒楼红处一江明。衔杯却爱泸州好，十指寒香给客橙”，便写出了当时的酒城风貌。

我在90年代初也曾认识一位泸州诗人，他叫白连春。他出生于农村，其诗歌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对农民发自内心的热爱。他曾在《泥土乳汁》一诗中写道：“经过冷冷的一冬红苕更甜了/你看削了皮的红苕，/粘稠的白色的液体  那是养人的奶/一种埋在泥土里的乳汁。”这是经受过苦难的农民对于红苕的真实感受，也是他对农村的爱、农民的爱、土地的爱的集中表现。

记者：中国是诗和酒的国度，古往今来，诗与酒都是不可分割的存在，有“无诗酒不雅，无酒诗不神”的说法，您如何看待这种文化传统？对于诗与酒之间的关系您有何见解？

吴思敬：酒与诗的关系源远流长，酒是诗人灵感的源泉，创作的催化剂。据心理学家研究，人在喝酒以后，听觉的灵敏度可能有所提高，还可产生温暖的知觉和愉快的情感，如有诗人所感觉到的：“饮酒乐，乐如何，心如大海血如河”。酒精还能影响人的自我意识，使人感觉自己的能力有所提高，产生一种有力量的幻觉，甚至觉得自己可以做些事情来“拯救世界”。由于诗歌创作是以高度自信心为前提，并通过无拘无束的想象来进行的，酒精的刺激有助于使人形成富于自信、富于幻觉的心理氛围，于是，诗人也就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陶渊明有《饮酒诗》20首，他在序中交待了写作缘起：“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这表明，陶渊明是先饮酒后写诗的。杜甫有一首《饮中八仙歌》，写与他同时代的八位名人的醉态与生活。唐代诗人和书法家张旭往往在大醉后呼喊狂走，然后落笔，时人称其为“张颠”，杜甫说他：“张旭三杯草圣前，脱帽露顶王公前”。杜甫还这样写李白：“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几句并非杜甫杜撰，实际指的是李龟年奉玄宗圣旨召翰林学士李白进宫，李白却喝得酩酊大醉，全然不理。李龟年只好叫人用马驮李白至宫中。李白进宫后，酒醒，玄宗命他作咏牡丹的新词，李白要求皇帝赐酒，玄宗说：“你刚醒，再喝醉了怎么办？”李白答道：“臣是斗酒诗百篇，醉后诗写得更好。”玄宗命人赐酒，李白饮毕，立即赋出“云想衣裳花想容”等三首著名的《清平调》。

记者：如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您看来，新诗的创作、理论，可以如何从古典诗歌、诗论中汲取营养呢？

吴思敬：中国新诗是在“五四”运动中形成的，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中国新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有段时间，我们一度强调向西方传统诗歌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中国传统诗歌和传统诗学思想的继承，这是令人遗憾的。值得庆幸的是自90年代以后，我们诗坛上有很多诗人开始强调向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学习，重新探讨和开掘中国古代传统诗歌的精髓。比如张枣，他所写的《镜中》则是很好地将中国的古代文化融入到我们当代中来。现在很多诗人已经自觉地把中国古代文化融入到自己创作当中，很多诗人也都做得很好。我们回头研究中国古代的诗学，不是说诗人不写新诗了，而是要汲取古代诗学的精神、古代诗人的人格力量，及其古典的写作手法等化为己用，创造出一条新诗未来发展的光辉道路。

记者：作为一位长期观察中国诗歌发展的理论家，面对新诗潮流的多样化，您是如何评判诗歌质量的？对于不太熟悉诗歌理论的普通读者，您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帮助他们更好地欣赏和理解现代诗歌？

吴思敬：每个读者和评论家都有自己对好诗的一个判断标准。艾青的《诗人论》中说：“我们的诗神是驾着纯金的三轮马车，在生活的旷野上驰骋的。那三个轮子，闪射着同等的光芒，以同样庄严的隆隆声震响着的，就是真、善、美。”所以评价诗歌质量，最主要是看这首诗达到真、善、美的程度如何。

“真”就是真实的标准。诗歌强调两个真实，第一是诗歌所描述的客观世界的真实。比如杜甫，他在安史之乱中所写的《三吏三别》，真实地记录了战乱时期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杜甫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第二是诗歌的真实，就是内心的真诚，简单说就是诗人要说真话，要说出内心的真实声音，不说套话、官话、言不由衷的话。

“善”是一个伦理的标准。诗人要有人道主义精神，要有博大的爱，才能写出“善”的优秀诗歌。杜甫的《又呈吴郎》里写道：“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杜甫通过劝吴郎允许西邻寡妇打枣的描述，表达了杜甫对普通劳动者和贫苦百姓的关爱和同情，体现杜甫心忧天下的博大胸怀。这就是一种“善”的体现。

“美”是一种艺术标准，可以说诗歌是一种美文。它是用一种最美的语言，将自己的情感真实地写出来，所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人寻求的是语言的家园，要创造出独特的语言，也就是说诗人要用特殊的角度将真实情感写出来。

“真”是一首诗的基础，“善”是一种社会责任和效益，“美”是语言艺术的独创性，只有真、善、美结合在一块儿，写出的诗歌才是优秀的诗歌。

记者：近年，“矿工诗人”、“外卖诗人”等现象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我们知道，您是国内较早关注到草根诗人、“网红”诗人、“打工诗人”等现象的评论家，可否分享一下您对这些群体的关注和看法？他们的作品在当今诗歌文学场域中有何独特价值？

吴思敬：我很肯定这样的写作现象。他们拿起笔书写自己的生活，真实地写出了这些行业的艰苦和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这种现象说明了诗歌正走出象牙塔，向我们的社会各层面渗透。这种现象也是新诗继续蓬勃发展的突出表现。有些诗人强调诗歌是“贵族的”，诗的读者是小众化的，他们追求所谓的“纯诗”，他们的想法可以理解，但读者面会很窄，也很难产生大的影响。而这些底层诗人所写的诗歌是面向生活的，写出了生活的苦难和艰辛，写出了他们的渴望与理想，比较容易引起读者共鸣。所以这种现象在当今诗歌场域中是值得肯定的。

记者：诗歌和美酒是世界通用的语言，您如何看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在诗酒文化中的相互影响和交融？可否分享一些您在这种跨文化交流中的经验和感受？

吴思敬：诗酒文化在古今中外的传统文化中占有很大地位。据在意大利曾与拜伦有过接触的法国作家司汤达回忆，“拜伦夜间工作时，他喝一种用杜松子酒掺了水的淡酒。当灵感不来时，他就大量喝这种酒”（司汤达：《拜伦爵士在意大利——一个目击者的叙述（1816年）》。在他的诗歌当中，他很多地方就直接描写了他喝酒后的体会。

诗酒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国际诗酒文化大会每一届都邀请了一些国际著名诗人参加，着眼于中外诗人的交流，让中国诗酒文化走出国门，这个眼光是高远的。此次的1573国际诗歌翻译奖颁给了中国翻译家赵振江和俄罗斯的翻译家谢尔盖·阿尔卡基耶维奇·托罗普采夫，正是有了他们的翻译，我们才有机会与不同国家的文化和诗人进行交流。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在做一件让人佩服的事，我希望能一直继续坚持办下去。

记者：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在八年中持续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未来，关于大会如何新增特色文化活动、提升参与体验，以吸引更多人关注和参与，提升大会的国际影响力，您有何建议？

吴思敬：第一是坚持。因为很多诗歌节或诗歌奖只办了一两届便没有了后续。我们这个活动现在已经成功举办到了第八届。如果国际诗酒文化大会能坚持举办到二三十届，甚至更多届，那么它的思想文化渗透就不单是一代人、两代人了，还可能影响到我们子子孙孙。

第二是开放。2023年起，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在一开始的“1573国际诗歌奖”“1573金沙诗歌奖”基础上，增设“1573国际诗歌翻译奖”“1573国际作曲家奖”，足以彰显出泸州老窖的开放性。这个开放涉足各个领域，是国际诗酒文化大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