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强调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深刻阐释了“发展”和“绿色”之间的辩证关系，也为经济社会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提供了价值引领和技术路线，绿色发展理念逐渐成为政府管理、企业生产和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项基本共识。

随着绿色发展受重视程度的提高，对全国和各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进行量化评估变得日益迫切。2016年12月，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共同发布了《绿色发展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设置了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公众满意程度7个方面，共56项评价指标。基于该指标体系，有关部门对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的绿色发展指数进行了测算并排名。《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一经发布，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同时也引发了较大的争议。普遍认为，56项指标数量过多，有些指标并不适用于全国所有地区，用一把尺子量全国的做法缺乏公平性。同时，56项评价指标中既有反映绿色发展静态成效的指标，也有反映推进绿色发展动态过程的指标，将两类指标混同测算指数的方法不尽合理。

学术界对绿色发展指数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基于当时国际社会对“增长的极限”问题的探讨，尝试对绿色GDP进行核算，但实际进展较为缓慢，推广运用程度并不高。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鲍勃·霍尔（Bob Hall）等建立了一套绿色指数，对全美各个州的环境质量进行评估。虽然这一指标体系与中国实际情况相差较大，但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国内，最早的绿色发展指数研究成果是北京师范大学2009年发布的《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该报告设计的绿色发展指数包括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政府政策支持度3个一级指标，以及9个二级指标和60个三级指标。与四部委《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类似，该指标体系也存在指标选取过多、适用性不强的问题，同时还存在将绿色发展概念泛化的问题。例如，经济增长绿化度指标中，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很难说与绿色发展有很强的关联。在这之后。向书坚等设计了包括生产、消费、生态三个方面的绿色经济发展指数，对2006—2010年期间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得出了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结论。由于该指数的测度时间较早，未能反映新时代绿色发展的重要特征，并且指标设计未充分厘清“发展”和“绿色”之间的逻辑关系。例如“人均能源消费”指标，很难说该指标是衡量绿色水平还是发展水平的，指标方向不清晰。林卫斌等基于绿色GDP理念设计了一套绿色发展指数，并分解为经济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三个方面。该指标体系虽然建立了发展和绿色之间的关系，能够同时反映发展水平和绿色程度，但是对非化石能源消耗、碳排放等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不足。此外，还有一些绿色发展指数的研究仅关注某个省份或某一经济区域。这些研究虽然有助于设计符合当地实际的指标体系，但由于无法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比较分析，应用价值受到影响。

鉴于此，本文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构建反映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十三五”期间全国和各省份经济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全面评价、分析各地区推动绿色发展的成效和不足，为更好地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探索高质量发展道路提供实证依据。

（一）新时代绿色发展内涵的界定

绿色发展概念源自于1987年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即“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认识到人类的经济活动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因而强调发展不能忽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应该说，这是发展理念的一次重要进步。但是，这一时期的可持续理念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是一种对传统发展观的被动修正。随着时代的进步，作为第二代可持续发展观的绿色发展理念应运而生，绿色发展更加强调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理念高度吻合。

我国在走向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经历了曲折。早在1979年，我国就颁布了环境保护法，旨在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避免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应该说，我国政府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在世界范围内是比较早的。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环境保护事实上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一时期工业发展模式粗放，全社会的环保意识普遍淡薄，环保法规流于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到21世纪初，尽管从国家层面已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建设资源集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但推进工业化的目标仍然优先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提出后，绿色发展才真正受到重视，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才被理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高度的社会共识下，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绿色发展成效斐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发展”与“绿色”二者关系的处理设定了更高的要求，提出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导向，开创了新时代的绿色发展观。从内涵上讲，新时代的绿色发展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方式，它破解了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此外，新时代的绿色发展还要求发挥生态系统的价值创造能力，强调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它要求通过发展绿色创新科技，在开辟新的绿色产业业态过程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揭示的新时代绿色发展观，为我们构建一套符合新时代特征，体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数提供了基础性依据。

（二）新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指数的构成

新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指数是一个指标体系，其自身就是这个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选取可持续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三者作为二级指标，其中可持续发展二级指标下设立经济发展、生态贡献、能源结构、温室气体排放4个三级指标，资源利用二级指标下设立能源利用、水资源利用、土地资源利用3个三级指标，环境保护二级指标下设立空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固体污染防治3个三级指标。每一个三级指标通过相应的测算指标来进行度量（见表1）。

表1  新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新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指数在指标选取上充分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揭示的新时代绿色发展观，并借鉴已有绿色发展指数研究的选取方法。其一，该指标体系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发展”与“绿色”相统一的内涵。在可持续发展二级指标下，设置衡量经济发展的人均国内（地区）生产总值指标（GDP）和衡量生态贡献的人均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指标，表明绿色发展仍然是高质量发展逻辑下的发展理念，不是只要绿色不要发展。其二，该指标体系体现了生态环境的生产力属性和绿色技术对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创造价值。不仅通过GEP指标反映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提高做出的生态产品供给贡献，在有关排放、消耗、污染的指标设置上，也通过选择单位GDP排放、消耗、污染指标而非人均排放、消耗、污染指标，反映在生产总值创造中绿色技术运用的成效。其三，该指标体系充分反映了“双碳”战略导向。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指标从总体上考量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使用效率或能源强度，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指标反映在既定能源强度下清洁能源对高排放、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的替代程度，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则反映在既定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条件下通过绿色技术的使用而达到的节能减排效果，这三个指标从递进的逻辑上全方位反映“双碳”战略的执行效果。其四，该指标体系共3个二级指标、10个三级指标，指标数量精炼，不仅避免了采用多个类似指标对同一领域问题重复度量，也最大限度地考虑到指标对全国不同地区的普遍适用性。其五，该指标体系中所有指标均为体现绿色发展静态结果的指标，而没有体现动态过程的指标，因而总指数所反映的是某一地区在某一时点上的绿色发展水平，可有效避免短期政策变动和外部冲击的影响。

（三）测算方法和数据说明

1. 标准化方法

由于各测算指标的单位不同，需要通过标准化消除量纲。本文采取最大最小值法，根据指标经济含义所体现出的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方向将数值映射在[0，100]之间，即实现所有指标的满分为100分。鉴于全国和各省的指标在测算口径上具有一致性，可将两个层面的数据共同做标准化处理。

对于正向指标，采取如下处理：

对于负向指标，采取如下处理：

2. 赋权方法

新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共3个二级指标，10个三级指标。由于每个三级指标均从不同角度考察绿色发展水平，因此在初步赋予每个三级指标10%等权重的基础上，通过“倒推加总”的方式得到3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即可持续发展40%、资源利用30%、环境保护30%。考虑到不同三级指标的数值变异程度不同，其所反映出的经济信息量也有所不同，应将其对于总指数的影响作出区分。由于熵值法可通过计算数据所反映出来的信息“熵”来衡量变量的无序程度，使得无序程度较大的变量能够对总指数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本文在确定二级指标的权重后，对每个三级指标运用熵值法赋权。

熵值法的实施步骤如下：

（1）将全国、省级层面数据标准化后，计算第i年份第j项指标值的比重：

（2）计算变量的信息熵：

（3）计算信息熵冗余度：

（4）计算指标权重：

（5）权重调节：（注：由于熵值法仅考虑变量的离散程度，与根据经济意义对变量选择的目标不完全一致，根据（1）-（4）步进行测算的结果可能会导致变量权重差异过大，从而难以全面衡量各指标的综合水平，为克服熵值法这一弱点，在第（2）步引入Δ，在保持各变量权重大小关系的前提下降低权重的差距。）

取Δ=0.005，将变量之间的权重差距控制在范围，最终得出三级指标权重如表1所示。

表2  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水平测算结果(2020年)

3. 数据说明

在新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指数的10个测算指标中，人均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GEP核算团队，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其余8个测算指标均直接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级统计年鉴。其中，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利用率为固体废物的处置量与综合利用量之和再除以产生量。为避免极端值影响，对所有数据进行1%的缩尾处理。

（一）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及变化趋势

经测算，2020年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指数为66.44。三项二级指标中，可持续发展指数为48.30，资源利用指数为82.77，环境保护指数为74.30。资源利用指数最高，环境保护指数其次，可持续发展指数最低。这表明，当前我国在高效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方面取得的成绩比较突出，在防治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方面取得的成绩略次于前者，而在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在可持续发展二级指标下，生态贡献和温室气体排放2项三级指数相对较高，对可持续发展有促进作用。这表明，我国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大国，生态系统价值容量较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生态产品价值量较大；同时，在“双碳”战略的有力驱动下，我国在控制碳排放方面的取得的成效相对于绿色发展其他领域来说是较为突出的。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2项三级指数较低，是拖累可持续发展指数的主要因素，这表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代表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核心指标人均GDP仍然较低，不仅距离发达经济体有较大距离，在绿色发展各领域横向比较来说也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同时，在能源结构方面，尽管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但我国仍然高度依赖排放量大且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推动能源结构转型任重道远。

在资源利用二级指标下，能源利用、水资源利用和土地资源利用3个三级指数均较高，其中能源利用指数最高，水资源利用指数和土地资源利用指数略低。与温室气体排放指数较高的原因类似，能源利用指数较高得益于“双碳”战略驱动下全社会节能降耗意识的提高。水资源利用指数和土地资源利用指数虽然相对较高，但仍有提高的空间，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部分地区水资源极度短缺的国家，提高企业和居民节水意识尤为重要；同时，在土地资源利用方面，仍需要大力推动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精细管控土地资源，提高土地集约化利用水平。

在环境保护二级指标下，空气污染防治三级指数较高，是环境保护领域的亮点。这表明，近年来在打赢蓝天保卫战等举措的推动下，空气污染问题的确得到了有效的治理，空气质量提升效果显著。水污染防治和固体污染防治2项三级指数相对较低，表明尽管我国在水污染和固体污染领域的治理力度不小，也早已出台了有关的防治法规，但水体污染和一般工业废品污染的防治工作仍有待加强，特别是对于发展阶段仍处在工业化中期的中西部地区，由工业化和城镇化粗放发展以及对绿色环保技术运用不足所产生的生态环境代价很高，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从“十三五”期间绿色发展总指数和各二级指数的变化趋势来看，各类指数均呈现持续提升的态势，并且增幅平稳。其中，绿色发展指数从53.03提高到66.44，增幅25.3%。可持续发展指数从29.66提高到48.29，增幅62.8%，虽然基数较低，但增幅在二级指标中最大。资源利用指数从76.38提高到82.78，增幅8.4%，由于基数较高，因而增幅相对较低。环境保护指数从60.83提高到74.29，增幅22.1%（见图1）。从三级指标的变化趋势来看，10项三级指数在“十三五”期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见图2）。在可持续发展二级指标下，经济发展、能源结构、温室气体排放3个三级指标增幅相对较低，生态贡献三级指标增幅较大，是推动可持续发展指数提高的主要动力。在资源利用二级指标下，能源利用、水资源利用、土地资源利用3个二级指标的增幅依次递增，虽然从2020年静态水平看，三者水平依次递减，但从动态过程来看，这种差距在逐渐收敛。在环境保护二级指标下，空气污染防治指数提升幅度最大，高于水污染防治指数的增幅，而后者又高于固体污染防治指数的提升幅度，三者在“十三五”期间的增幅与其在2020年的水平排序相同，表明各类污染治理的静态形势与动态趋势具有一致性。

图1  “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绿色发展一级、二级指标指数变化趋势

图1  “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绿色发展一级、二级指标指数变化趋势

图2  “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绿色发展三级指标指数增长情况

（二）各地区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变化趋势及其对比分析

31个省级区域2020年绿色发展指数和排名情况如表3所示。其中，上海以83.5的绿色发展指数排名第1，排名2—5位的分别是北京、福建、浙江、广东，其绿色发展指数分别为83.5、80.5、79.0、78.7。宁夏绿色发展指数为44.7，排名各地区第31位，排名第27—30位的分别是辽宁、新疆、黑龙江、西藏，其绿色发展指数分别为54.2、46.8、46.4、45.0。总体来看，各地区绿色发展指数和排名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达地区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型程度较高，对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践行力度较大，绿色发展指数得分也较高。欠发达地区以及部分陷入发展转型困境的地区，由于推进高质量发展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传统发展方式，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较大，绿色发展指数得分也较低。

表3  2020年各地区绿色发展一级、二级指标指数及排名

从各地区二级指标的指数来看，可持续发展指数排名前5位的地区分别为西藏、云南、青海、上海、北京；排名后5位的地区分别是黑龙江、辽宁、河北、山西、宁夏。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指数排名靠前的地区中，既有经济发达地区，也有欠发达地区。西藏、云南、青海等地区由于生态资源丰富，用人均GEP衡量的生态系统产品贡献较大，并且这些地区普遍承担国家层面的生态涵养功能，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配置上的绿色化程度较高。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之所以可持续发展指数较高，主要源于用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发展三级指数较高，同时，发达地区在绿色技术创新和运用方面的优势，也使其在能源结构、温室气体排放等三级指数较高。相比之下，排名靠后的地区由于工业化发展阶段落后，主导产业的资源密集度高，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在能源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技术运用等方面均较为滞后，可持续发展指数较低。

资源利用指数排名前5位的地区分别为北京、上海、福建、浙江、江苏；排名后5位的地区分别为甘肃、黑龙江、宁夏、新疆、西藏。资源利用指数排名与经济发达程度呈显著的正相关。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绿色技术普及率较高，单位GDP能耗、水耗、土地消耗均相对较低，因而有较高的资源利用指数。相比之下，欠发达地区绿色技术运用程度不高，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较高，资源利用指数较低。此外，西藏、新疆等地区由于区域面积广大，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且布局分散，导致在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的使用上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也是造成其资源利用指数偏低的原因。

环境保护指数排名前5位的地区分别为北京、上海、浙江、天津、江苏；排名后5位的地区分别为内蒙古、新疆、青海、黑龙江、西藏。环境保护指数排名与经济发达程度呈显著的正相关。经济发达地区由于企业环保技术和居民环保意识均较高，在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和固体污染防治方面均走在全国前列，因而环境保护指数较高。相比之下，欠发达地区无论是企业生产技术更新还是居民环保意识培育，均与发达地区存在一定差距，加之欠发达地区的“两高一资”产业占比仍普遍较高，导致其环境保护指数较低。

从31个省级区域绿色发展指数的变化趋势来看，“十三五”期间，各地区绿色发展指数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从增幅来看，河北、江西、宁夏、新疆等地区绿色发展指数的增幅相对较大，主要原因是这几个地区的环境保护二级指数提高幅度较大。由于上述地区大多为“两高一资”产业较为集中的地区，表明其在“十三五”期间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方面的推进力度较大，环境保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总体上看，各地区绿色发展指数增幅的差别不大，因而各地区绿色发展指数得分并未呈现出明显的收敛态势，各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位次在“十三五”期初与期末大致相同，发达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相对于欠发达地区始终保持着一定的优势（见图3）。

图3  “十三五”期间各地区经济绿色发展指数增长情况 

从31个省级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变化趋势来看，“十三五”期间，各地区可持续发展指数均有所提高。从增幅来看，北京、四川、云南、西藏、青海等地区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增幅较大，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的生态贡献三级指数增幅较大，北京、西藏、青海的能源结构三级指数增幅较大。相比之下，辽宁、重庆、宁夏等地区增幅较小，主要原因是辽宁的经济发展三级指数增幅较小，重庆能源结构三级指数不升反降，宁夏的温室气体排放三级指数有所降低。可持续发展指数增幅较大的地区也是该指数静态数值较高的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总体上高于东部地区。

图4  “十三五”期间各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数增长情况 

从31个省级区域资源利用指数的变化趋势来看，“十三五”期间，各地区资源利用指数均有所提高。从增幅来看，“十三五”初期资源利用指数较低的地区，5年间的增长率较高，因而各地区的差距总体上呈现一定的收敛趋势。黑龙江、西藏、新疆三地资源利用指数增幅较大，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的单位GDP用水和用地两个三级指数出现了明显提升，西藏单位GDP能源消耗三级指数提升幅度较大。

图5  “十三五”期间各地区经济资源利用指数增长情况 

从31个省级区域环境保护指数的变化趋势来看，“十三五”期间，绝大多数地区环境保护指数均有所提高。从增幅来看，“十三五”初期环境保护指数较低的地区，5年间的增长率较高，因此各地区差距总体呈现一定的收敛趋势。河北、山西、江西、宁夏、新疆等地区环境保护指数增幅较大，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空气污染防治三级指数增幅均较大，江西、宁夏、新疆水污染防治三级指数增幅较大，河北的固体污染防治三级指数增幅较大。黑龙江是唯一一个污染防治指数出现下降的地区，主要原因是该地区水污染防治三级指数和固定污染三级指数均出现明显的下降，环境保护指数下降也是导致黑龙江在“十三五”期间绿色发展总指数提升幅度较低的原因。

图6  “十三五”期间各地区经济环境保护指数增长情况

本文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基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重要理念，构建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指数，并利用统计数据，对“十三五”期间全国和各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和趋势进行测算。测算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总指数为66.44，较之“十三五”初期提高了25.3%，可持续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3个二级指数分别为48.29、82.78、60.83，比“十三五”初期分别提高62.8%、8.4%、22.1%。在10个三级指数中，温室气体排放指数、能源利用指数、空气污染治理指数相对较高，生态贡献指数、空气污染防治指数、水污染防治指数提升幅度较大。分地区看，发达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总体上高于欠发达地区，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水平上相对欠发达地区的优势较为明显，但差距呈现缩小趋势。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总体高于中东部地区。绝大多数地区“十三五”期间在绿色发展总指数和3个二级指数上均有所提高，但总体上各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差距的收敛趋势并不明显，各地区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水平差距呈现出一定的收敛趋势。

基于新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指数测算结果所揭示的政策含义，未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一步推进绿色发展。

第一，在继续提高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能力的同时，着力强化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虽然新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指数的3个二级指数在“十三五”期间均有所提高，但三者之间的发展并不平衡，可持续发展指数显著低于资源利用指数和环境保护指数，特别是可持续发展二级指数下的经济发展、能源结构2个三级指数相对较低。因此，应在继续推动减少碳排放、促进生态系统价值创造能力发挥的同时，在全社会推动树立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大力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加快新型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在开辟绿色产业新业态过程中创造经济增长点。东部发达地区应在节能减排和降低化石能源消费比例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提高生态系统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生态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西部欠发达地区应进一步发挥生态资源丰裕优势，加快绿色产业发展。

第二，在继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着力提高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目前，节能降耗已在全社会形成广泛共识，促进能耗降低的技术和法规也日益成熟和完善，但对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节约意识有待强化，这表现在资源利用二级指数下，水资源利用和土地资源利用指数相对较低。因此，水资源紧缺地区应采取更严格的水资源保护举措，充分利用价格、税费、奖励等政策工具促进企业和居民节约用水。加快征地制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和宅基地制度改革，提高城乡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特别是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要避免建设用地粗放使用，减少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对农地的过度占用。促进农村和人口密度过低的欠发达地区的居民点撤并和集中居住，提高资源利用的规模效益。

第三，在继续改善空气质量的同时，着力加强水污染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污染的治理。在整治雾霾、打赢蓝天保卫战等一系列措施的有力推动下，近年来我国空气污染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改善，而对水污染和工业固体污染的重视程度不足，这表现在环境保护二级指数下，水污染防治指数和固体污染防治指数相对较低。因此，应大力推动《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两部近年来新修订法律有关精神的落实，促进废水和固体废物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将相关污染物防治目标纳入地方考核评价体系。应加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污染物减排和循环再利用方面的技术合作，并建立有效激励机制，推动欠发达地区的环保意识实现跨越式转变，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实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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