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杰华 谷俞辰：以人为核心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基本准则与关键面向
文摘
新闻
2024-10-28 13:11
北京
【作者简介】陆杰华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 谷俞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24年第9期
文章结构
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人口发展新态势
二、新时代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的基本准则
三、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的关键面向
摘 要
随着我国进入人口负增长和中度老龄化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条件和人口环境发生变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特别强调在高质量发展视域下重新审视人口发展战略。为应对人口变动新常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应辩证看待人口负增长阶段的机遇与挑战，以“一老一小”为重点、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建立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支持和服务体系，推动生育水平适度回升、人口结构不断优化、人口素质持续提高、人口流迁合理有序，实现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建设以人为核心的全龄友好型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现代化。人口发展不仅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与核心动力，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目标之一，尤其是在以新质生产力为基础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要发挥人口要素对经济社会的能动作用，更要凸显对人本身发展的关注和重视。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呼唤更高质量的人口发展。“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在此期间，我国人口形势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2021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首次超过14%，次年我国年末总人口减少85万人，出现负增长，自此我国正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和人口规模减量阶段。自2016年起，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下降。2023年，总人口负增长进一步扩大至208万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提高至15.4%，预计到“十五五”期间，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加剧。而即将到来的“十五五”时期是我国经济转型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也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面对正在发生深刻转变的人口环境，需要前瞻谋划与其相匹配的人口发展战略，为经济社会适应人口形势变化争取更多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涵纳人口发展目标的现代化。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因此，人口发展不只是社会发展的工具手段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条件，其本身也是人口现代化的过程和现代化目标所包含的内容 ，即人口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是条件与目的、路径与目标的统一。这是新时代以人口全面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底层逻辑。基于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征程的新起点上，提出“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并将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与生育激励、教育发展、老龄化应对、社会保障、充分就业等关键议题有机结合，特别强调“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据此明确了一系列适应人口负增长、少子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人口发展新常态的战略要求，为新时期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是新时期我国人口发展的趋势性特征。其中，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同地区间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发展不平衡的体现，二者与人口负增长的大变局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常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2017年以来，我国人口净增长数量持续下降，2022年，在达到14.12亿人的峰值后，我国正式进入生育主导型的人口内生性负增长阶段，并表现为持续时间长、缩减规模大、回弹难度高的基本特征。内生性人口负增长是指在无明显外生因素干扰、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人口遵循自身发展规律、由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负增长。而人口发展是长周期事件，由于我国低生育水平积蓄了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 ，且育龄妇女的规模和占比持续下降，人口负增长态势难以逆转。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方案预测，2035年我国人口将降至14.01亿人，而后负增长速度逐渐加快，2050年继续降至13.17亿人，2079年降至10亿人以下，到本世纪末时仅为7.71亿人。即使现阶段总和生育率立即提升至2.1的更替水平并长期保持，我国人口负增长态势仍将持续至2090年左右。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对人口问题的研究、人口规律的认识、人口政策的制定主要基于人口增长模式下的经验做法，对人口负增长阶段的认知尚不清晰。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阶段，亟需前瞻性地把握人口负增长的基本趋势，客观认识负增长阶段的重大机遇和风险挑战，抓住未来10—20年人口缩减平缓的初期阶段，最大程度减轻人口剧烈变动。![]()
新时代我国人口的结构性矛盾则突出表现为少子化与老龄化。与人口增量类似，人口结构对人口发展的作用同样具有长期性和隐蔽性，特别是内嵌于人口惯性中的年龄结构对代际更迭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育龄人群规模不断缩减，生育意愿持续下降，且意愿转化为行为的时点推迟，导致生育水平低迷、出生数量低位徘徊。2023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已经下降至6.39‰，同年生育水平降低至1.0左右，人口负增长从2022年的85万扩大到208万人，低生育风险持续凸显，这也导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缩减先于总人口10年 。若育龄人群的婚育行为没有较大改变，预计未来20年我国每年出生人口数量将在900万—1000万人左右，2050年后可能下降到800万人左右。而随着两次出生高峰人口队列陆续步入老年阶段，我国深度老龄化和快速高龄化趋势日益凸显，2023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9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1.1%，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1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5.4%。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远超欧美等国，也略快于日本，尤其是2000年以来，老龄化进程呈现线性加速发展趋势。未来10年间，我国老龄化速度还将进一步加快，老年人口预计以年均1000万以上的规模迅速增长。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生育率中方案预测，到2035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总量将达4.24亿（占比30.3%），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进一步达到5.09亿（占比38.8%），届时将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预计到21世纪末，我国仍将维持庞大老年人口和超老龄社会形态，并呈现出老龄化城乡倒置、老龄化地区差异等一系列特征。伴随总人口进入负增长和少子老龄化阶段，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现象值得关注。由于地域幅员辽阔，我国城乡、区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人口迁移流动高度活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2023年末城镇常住人口已达9.33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与此同时，农村常住人口持续减少，已从1995年8.59亿的峰值下降至2023年的4.77亿人。据估计，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将在未来10年间达到70%以上，而后进入增速放缓的稳定阶段，农村地区空心化问题将日益凸显。此外，我国城市层面的人口集聚和收缩现象日益显著，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经济发达区域，以及沿江沿海和省会城市的人口明显增长，局部性人口负增长则由东北地区大面积蔓延至中西部地区。具体而言，2010—2020年，甘肃、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六个省份已率先出现人口负增长，其中吉林和黑龙江人口降幅分别达到12%和17%，其他省份均在3%左右。在地级市层面，333个地级市中已有146个出现人口负增长，后者广泛分布于23个省份，东北三省几乎全域人口负增长，广东、江苏等东部发达省份亦有人口负增长城市，而县级、乡镇级单元的人口集聚和收缩更加普遍。预计未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经济发达区域和城市群人口仍将稳定增长，东北地区、农村地区、中小城市人口将持续收缩。因此，从人口发展的现实情况和未来趋势来看，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导致我国内生性人口负增长与少子老龄化并存，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新时期人口发展战略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而人口迁移形态也衍生出潜在风险，优化人口空间布局成为新的发展议题。面对以人口负增长、少子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为突出特点的人口变动新常态，亟需更加完善的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推动建设以人为核心的全龄友好型社会。针对新时期我国人口发展形势和人口变动方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首先应辩证看待我国人口变动的新态势。人口变迁有其客观规律，现代化国家普遍经历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并最终进入到人口负增长和少子老龄化阶段，后者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和经济发达的重要表现。但目前有研究对我国人口转型持悲观态度，侧重于讨论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负增长趋势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长停滞、创新能力不足、社会保障体系失衡等潜在消极影响。因此，健全人口发展的支持和服务体系，要正确理解人口变动的自然规律，改变长期以来对人口规模缩减、老龄化加剧等问题的恐慌，将发展思路从“调节人口要素”转为“适应人口转变”。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到人口总量减少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规模压力，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优化人均生存发展空间，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少子化背景下，通过存量资源规划和转换利用，闲置的教育资源等也可以被投入到养老、健康等领域。另一方面，尽管我国已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但中短期内仍将维持规模庞大的总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有研究预测，到2035年和2050年时，我国人口总量将分别降至13.7亿和12.8亿，相当于2014年和2001年时的人口总量，届时我国仍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而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方案预测，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我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依旧保持在8亿以上，与现阶段持平；到2050年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我国仍将保有约6.43亿的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超过同时期较发达地区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6.40亿），为我国调整人口发展战略、应对人口挑战提供了巨大的回旋空间。![]()
就瞄准对象而言，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应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家庭是最具中国特性的本源型传统，也是生活共同体和生命共同体的联结。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天然链接了儿童、青年、中年、老年等不同的人口群体，整合了生育、教育、就业、结婚、养老等人口发展的不同阶段，并发挥了重要的中介和缓冲作用，消化大量社会转型成本，避免了社会对个体的直接挤压。因此，家庭是促进人口发展的首要阵地，家庭的整体发展也意味着家庭内部的个体发展。但现代化背景下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多元化特征日益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的资源支持和社会功能，如部分人不再追求稳定的家庭关系，双职工家庭以隔代照料消化养老抚幼的双重压力等。面对人口变动新态势，人口发展的支持和服务体系应以家庭为瞄准对象，探索实施中国特色家庭发展战略，加强以家庭为单位的制度设计和服务供给，着重回应家庭关系离散化、家庭支持脆弱化等问题，重塑家庭内部的支持网络，以家庭总体发展带动家庭成员在不同人口阶段的发展。就政策锚点而言，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应以“一老一小”为重心。生育转变和死亡转变分别从人口金字塔的底部和顶部重塑了人口年龄结构，并带来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必然结果。基于此，“幼有所育”和“老有所养”是我国人口金字塔两端的双重压力，也是改善民生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环节。为更好地支持和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需要妥善回应“一老一小”问题，围绕保基本、促普惠、市场化的基本立场，开展养老托育一体化服务体系建设。在设施规划、服务供给、制度设计等方面，充分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撬动作用，并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服务供给，重点支持社区居家服务网络和专业化服务机构发展，为民众提供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承受、方便可及的普惠性养老托育服务，促进老幼共融与代际和谐，建设老年友好型和儿童友好型社会。此外，为实现更高质量的人口发展，还应树立“大人口观”，以全人群为目标，以全生命周期为抓手，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人口总体由不同的年龄队列组成，有研究认为，人口的各个年龄阶段及其相互关系表现为“人口回声”，即每个年龄段人口的数量和质量特征不仅反映了自身状况，还是此前年龄段人口特征的后果和此后年龄段人口特征的前提。在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人口发展并不是某个人口群体或某个生命时期的独有议题，而是涉及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普适问题。对人口总体来说，各人口要素并非相互独立，人口发展是不同子群体的共同发展。应改变过去解决单一问题的政策导向，对老龄化、低生育、负增长等分支人口问题实行一体化应对，回应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具体需求，促进不同人群的全面发展，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双向协调。对具体个体来说，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相互勾连、相互影响，应在个体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和人口生命周期的基本框架下，充分尊重人口发展的基本规律，加快完善从出生到老年、涵盖全生命周期的终身服务体系。同时，将人口发展内嵌于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连续性政策制度体系中，全方位、全过程建设全龄友好型社会环境，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基本准则的指导下，为加快实现人口赓续发展，应综合采取生育激励、社会保障、教育改革、健康支持、流迁引导等措施，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人口服务管理制度，形塑规模稳定、结构优化、素质提升、分布合理的全新人口形态，为经济社会适应人口形势变化争取更多时间和空间。第一，以配套服务和价值支持缓解生育困境，促进生育率尽快向更可持续水平回升。生育是人口发展的源头，决定人口未来的变动方向，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成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底线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让民众“愿意生”“生得起”“养得好”。其中，“想生”是根本动力，当下应创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重塑生育意义和观念体系，倡导并鼓励适龄婚育、两性合作、夫妻和美、家庭和睦、责任共担的新型婚育文化，转变青年群体的婚姻观和生育观，使育龄群体形成生育的幸福价值导向和内在驱动力，从源头提振生育意愿。在此基础上，为实现育龄群体“敢生、能生”，应在生育托育、养育教育、女性就业等多个领域建立健全综合性服务体系，提升人口服务政策的精确性，通过有效的生育支持激励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个体的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在生育托育方面，探索建立政府、用人单位、个人生育成本分担机制，规范整合生育补贴，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形成广覆盖的育儿财政支持；完善生殖健康、母婴健康、儿童健康服务体系，“提高基本生育和儿童医疗公共服务水平”，实现优生优育的基本目标；加快制定托育服务标准，增加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战略性供给，调整托育服务市场准入门槛，“支持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托育服务体系。在教育服务方面，缓解由学业和就业压力导致的初育年龄推迟现象，同时着力降低教育成本，适当引入社会资源完善校内素质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在城乡间优质均衡发展，减轻年轻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后顾之忧。在就业保障方面，关注家庭和工作的平衡问题，着力消除职场性别歧视，依托产假、男性育儿假、陪护假等生育休假制度和弹性工作制，促进就业领域的性别平等，并着重保障女性在休假期间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降低女性因生育中断职业的风险，避免潜在的母职惩罚。第二，以养老服务和参与支持践行积极老龄化，努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年期是个体生命历程的特殊时期，老年人口不仅面临着年龄增长所带来的身体机能退化问题，还因退出劳动力市场而产生脱离社会和价值丧失的风险。为保障个体晚年生活健康、幸福、有尊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基于此，未来应加快推进全社会适老化改造，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建立符合国情、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不断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养老需求。具体而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培育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健全公办养老机构运营机制，鼓励和引导企业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促进医养结合，应以公共基础设施、生活服务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文化体育设施为依托，建立起涵盖保健、预防、治疗、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的连续性老年服务综合体，并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提高对孤寡、高龄、残障失能等高风险老年群体的支持。同时，打造高质量、广覆盖的银发产品供给体系，为具备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老龄群体提供个性化服务，实现养老服务产品的精细化供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经济保障和制度设计，支持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和价值实现，促进老年人口的高质量发展。尽快完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和金融体系，持续推动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公平性建设，发展第二支柱企业年金与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引导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配置优质资源，提升老年群体财产性收入，为老年人的退休阶段提供经济保障。此外，部分已进入退休阶段的老年人口有继续工作的技能体魄和主观意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未来应探索将劳动关系和养老金制度相分离、退休年龄和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年龄脱钩，发展灵活就业机制和高端人才返聘制度。鼓励更多企业和组织开设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参与市场生产、社区治理、公益服务等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推动其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以及个体全生命周期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
第三，以健康服务和教育支持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全过程优化人口整体素质。健康素质是人口素质的重要基础，科学文化素质是人口素质的核心内容，为实现更高质量的人口发展，应持续加大对卫生健康和教育事业的投入。结合健康中国战略，增加对民众健康生活方式与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全民健康意识，普及各类疾病预防知识，尤其是慢性病的早期预防与筛查，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教育、健康诊断、健康干预和健康管理。同时，将远程医疗、在线诊疗等数字化健康服务纳入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增加公共场所体育锻炼规划面积和体育健康设施投入，提升人口健康素养。在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方面，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水平跨入中上国家发展行列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探索逐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破除对职业教育的矮化和窄化，建立职业技能培训和定向就业制度，动态调整高等教育学校的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加强老年教育体系的规范化建设，构建涵盖社区学习点、地区性老年大学、线上学习平台等资源的多层次老年教育网络，形成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终身教育体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大力增加教育资源薄弱地区的中小学阶段公共教育投入，加强课程标准化体系建设，借助教学共同体、数字化教学工具等方式，提高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均等化水平，最终实现“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加强终身教育保障”的目标。第四，以迁移和流动人口服务和资源支持实现人口有序流动，切实提高民众的生活与发展质量。目前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巨大，表现为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向东南沿海流动的基本模式，且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较为缓慢，导致部分大城市人口过度集聚。因此，面对规模庞大、流向稳定的迁移人口，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实现人口有序流动和均衡分布 ，优化民众生活质量和人口发展前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握人口流动客观规律，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促进城乡、区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在迁移和流动人口服务层面，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尊重个体自主流迁的基本权利，逐步废除与户籍相关的各类阻碍人口自由流动的政策瓶颈，“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实现“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减少因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制度造成的流迁障碍，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统筹考虑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优化央地共同支出的责任分担模式，为流迁人口提供更多财政支持，切实保障其生存和发展权利。在资源支持方面，为“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应优化乡村地区人才吸引与人才发展支持政策，改善医疗、教育、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为吸引乡村人才回流提供优良的发展环境和完备的支持体系；积极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县城内营商环境及相关设施，缓解人口由农村向城市单向集聚的压力；完善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人口空间布局，促进教育、医疗、养老资源在大中小城市间均衡分布，以产业转移吸引人才向资源承载力更高的中小城市回流，避免过度城市化带来的流迁失度、“蚁族人口”等问题。同时，基于地区环境的客观承载力，在东中部人口集聚区加强生态修复，重点支持西北和东北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完善人才引进、公共服务等政策支持体系，释放其产业发展动能及人口承载潜力，减轻部分地区人口外出谋生的压力，提高区域经济能力和人口承载力的匹配程度。第五，以动态监测和长期预测统筹人口服务管理制度，提高人口发展的稳定性和预见性。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管理制度”。就人口要素自身而言，人口行为对人口发展的作用具有长期性，极易造成政策调整滞后于形势变化的情况。对此，应尽快建立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跟踪监测和预警机制，推动人口生育、死亡、迁移等信息共建共享，包括出生人口实时变动、老龄化与死亡水平变化趋势、迁移流动基本特征等，并据此科学研判到本世纪中叶和本世纪末的人口变动方向与人口发展风险，及早研究、前瞻谋划人口发展重大问题。就人口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而言，应科学认识我国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关系的转折性变化，不再一味追求人口形态适应经济社会状况，而是重新审视和思考基于传统理念和发展模式的战略选择。进一步明确新时代应对人口结构性矛盾的基本方向与目标，尤其要注重深化东北和中西部等人口负增长地区的发展规划研究，推进重大改革和相关政策的人口基础条件评估与效果跟踪，将人口发展问题有机嵌入到经济社会全领域，促进人口与外部系统的动态均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人口问题始终是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人口要素特征的变动是配置社会资源、制定公共政策、统筹发展目标的重要依据，人口发展则是事关区域协调、民生保障、共同富裕的国家治理课题。然而，人口发展同样是遵循内在规律的动态过程，其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持续变化，尤其是“十四五”时期以来，我国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转型同步，与人口负增长、少子老龄化、区域增减分化等趋势交织。基于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其中隐含着以人为核心的思想立场。为促进更高质量的人口发展，应顺应人口变动的内在规律，重新审视人口发展新形势下的机遇与挑战，着重回答“一老一小”等关键问题，以家庭为单位建立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和支持体系。具体而言，努力营造生育友好的文化环境和政策支持，平缓人口负增长速度；进一步提高养老保障水平、促进老年社会参与，实现人口结构的均衡发展；建设针对儿童期、少年期、成年期、老年期等不同阶段的连续健康服务，以及涵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等内容的终身教育体系，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相关制度和服务体系保障流迁人口发展权，促进城乡和区域间人口均衡布局、合理集聚、有序流动，提高流迁人口的生活质量；实时动态监测人口要素及其与社会经济环境关系的变化，以前瞻性的趋势预测和战略准备，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人为核心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为即将到来的“十五五”时期提供了实践方向和具体部署。在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应始终坚持以系统观念和“大人口观”统筹谋划人口问题，以改革创新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塑造总量充裕、结构优化、素质优良、分布合理的人口形态，在全龄友好型社会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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