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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静自在读书会·第十一季，我们特别策划了「中医在海外」系列讲座，分别邀请了四位来自比利时、法国、日本的中医前行者，分享他们认识中医、学习中医、运用中医的故事。
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希望呈现的图景是：
在中国之外，还有一些中医学习者、实践者，他们因不同的人生际遇接触到中医，此后又用了几十年时间，扎扎实实地走在这条长路上，并将在这条路上的所学分享、传递出去。
8月1日，系列讲座的最后一场，我们将视野从欧洲拉回亚洲，邀请了在日本研习中医逾20年的戴昭宇教授。戴教授是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中医内科学教学主任。
1500年前，中医学通过朝鲜半岛传至日本。日本汉方医学与中医同源异流，两者不尽相同：他们使用的处方药量更少、针灸用针也更短更细、临床诊断独重腹诊，还总结了更具实用性的口诀汉方......
戴昭宇教授留日20多年来，一直将中日两国传统医学的比较作为研究方向。通过他的分享，能让我们更客观地认识日本汉方医学与中医学，或许也会为我们认识与理解中医带来不一样的启发。
以下是本次讲座的文稿。全文约6100字，预计阅读时间为30分钟。回听完整版讲座请至文末点击“阅读原文”。
大家好，我是戴昭宇，目前在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工作，非常荣幸能和大家一起交流。
我在日本连续生活工作了20多年，从事中医学的临床教学，一直将中日两国传统医学的比较研究作为研究方向，最近不断往返于日本、香港和大陆之间。
我的祖籍是山东省泰安市，母亲的家族在当地一直以治疗麻风病见长，我是家族第五代传人。1980年，即高考恢复的第四年。当时有一句非常流行的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我偏偏喜欢文史类内容，比较了理工科院校的各类专业，实在提不起兴趣。
权衡之下，决定报考北京中医药大学，也算延续家族事业，正式走上了中医学道路。
5年后，我又考入同校中医内科专业硕士，跟随中国工程院董建华院士学习脾胃病，经历了三年学位课程训练与研究。后又经郑金生等教授指导，于中国中医科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董建华院士
我在北中医除了学习中医学相关技能以外，还要学习西医的所有知识，包括内窥镜，也就是胃镜、肠镜等检查手段。
日本当时对于消化系统类疾病的诊断领先于国际，我想去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便在1989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选择去日本留学。
到了日本才发现，他们国内没有中医学院校，也不承认中医师资格。我在北中医的学历一时很难找到对口的专业。
80年代中期，国内逐渐兴起了临床心理学。1986年，导师董建华医生出版了一本《实用中医心理学》，也是这本著作，让我和师兄们对临床心理学逐渐有了了解，并对中医心身医疗产生了关注和追求。
我在研究生学习阶段，接触过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发现无论是胃肠病还是肝胆病，大多和精神情绪、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如果单纯从现代医学的解剖结构，或是脏器分类系统来论治，效果往往并不理想。这也是我们传统中医所强调的，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例如，中医对于脾胃病也可能会考虑从肝胆论治。
从肝的生理病理特点而言，从肝的生理病理特点而言，它主持疏泄，对诸内脏的功能具有调整作用。
不仅同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相关，还调节着气血津液的循行，也影响着我们的情志和情绪。因此从肝胆论治各种心身病变，以及调节我们的心理、精神状态，也是中医历来重视的。
我刚到日本的前一年半，在语言学校进修日语，后两年就在日本国立千叶大学学习临床心理学。这个过程中，与日本唯一一家中医学专业出版社的社长山本胜司先生相识。
这家出版社从1980年创刊至今，发行有日文版的《中医临床》期刊，是日本中医学界广为人知的中医学专业杂志。
山本胜司先生邀请我到他的出版社工作，因此我在之后的十多年间，还担任中医学专业编辑记者。为杂志制订出版计划、采访日中两国的医学专家、执笔撰稿或翻译，并追踪中日两国中医学的相关进展，生活充实且繁忙。
《日本汉方医学与中医学——江户医案纵横谈》戴昭宇教授译著
虽然我在日本没有医师资格，不能行医。但如果作为日本医疗机构的顾问或研修生，就可以和日本医师共同接诊。所以我在日本近20年时间，以医师顾问身份，曾在不同医疗机构分别参与过内科、儿科、精神科、妇科、皮肤科的临床治疗。这大大拓宽了我的眼界，随着临床技能的不断提高，我也收获了许多新的快乐。
世界各地都有自己本土的医学，中医传到日本之前，日本也有当地流传的民间医学，其中还包括一些宗教流派的医术。我们常说“巫医不分家”，医术的发展往往与宗教活动相关。
1500年前，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汉传佛教又经由朝鲜半岛传到日本，中医学也在这个时期进入日本。公元七世纪，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隋朝和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有资格成为遣隋使或遣唐使的日本人，都是当时的僧侣。
当时在中日海上渡船漂流是非常危险的，日本人经历千辛万苦，才能来到中国，许多人壮志未酬，就牺牲在海上了。大量日本僧侣来到中国学习佛法，并对中国文化各领域的知识加以积极吸收，其中就包括了我们中医学的内容。
有件值得一提的故事：日本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醫心方》，作者丹波康赖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
随着汉王朝覆灭，你方唱罢我登场，后来人追杀前王族的子孙，许多人都要逃难。刘氏后裔中的一枝当时逃到了日本，入籍日本后，被赐姓“丹波”。丹波康赖随着医学技艺的不断提升，被官府授称为“针博士”（专门负责针灸治疗的高级医师）。
他根据日本皇室搜集到的200多种中医相关文献，整理出了《醫心方》。这本书为日本汉方医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文献及理论的基础。集合了从先秦到隋唐时期，在中国已经失传了的中医文献。丹波康赖为我们中医药文献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很多近现代的中医典籍，都是根据《醫心方》里的内容辑佚复原而成。
千百年来，日本长期处于模仿吸收阶段，对于中医学的继承也是如此。他们仿照传统中医的理论特点，加以临床验证。直到江户时期（1603年-1867年），西洋医学从荷兰传入日本，为了跟中国医学相区分，才有了“汉方医学”这个词，专指来源于中国的医学体系。
随着汉方医学的独立发展，日本也分化出一些与中医学不同的特色和流派。
比如，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注重了我们中医学所强调的“三因制宜”原则，即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
改良一：药量不同
日本汉方使用的处方药量，往往是传统中医常用量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
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日本85%以上的中药原料都是从中国船运到日本，成本很高，如果完全按照传统中医的用量，很多日本人是吃不起的。而且中国人用药讲究加工炮制，比如甘草要把中间的节去掉，日本人是舍不得去掉的，他们对中药格外珍惜，因为一旦去节，可用的药量又减少了。
另一个原因，跟日本人的体质有关，这点我也深有体会。他们对中药很敏感，少许药量就能起效。也可能是因为中国人一生服用中药的机会比较多，对中药有一定的耐受性。
改良二：毫针更短更细
中国传统针灸往往以得气作为判断疗效的重要指标，就患者而言局部有气感，或有酸麻胀重等感觉，所以常常运用提插捻转的强刺激手法。而日本针灸用针往往非常细，且比较短，大都是用相对柔和的手法，往往不求得气。
改良三：诊断独重腹诊
提到日本汉方医学，不得不提的就是腹诊。
传统中医学诊断讲究“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切诊一般指脉诊，医生通过摸脉来对患者的精神状态加以体察，然后做出判断，而日本汉方的古方派诊断往往只看腹部的状态：通过感受腹部肌力的强弱，和按压不同部位时肌肉的紧张程度，决定最终的临床用药。
腹诊作为一种有效的诊疗手段，在《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中都有相关记载，但国内临床应用的并不多。日本将腹诊继承和发扬起来，它是日本汉方医学在诊断方面独具特色的部分。
在中日两国之间，对“证”的理解和应用存在显著差异。传统中医“辨证论治”和日本汉方“方证相对”中的“证”，说的是一个字，却代表不同的概念。
在汉方医学界，特别是日本古方派（汉方医学里的一个流派）。吉益东洞在《方极》中首次提出“方证相对”的概念，但这个“证”指的是“腹证”，也就是手指按压患者腹部，所得出的诊断结论。
“方证相对”的诊疗思路和方法，可以说寓含在张仲景的《伤寒论》中。不过，原文强调：“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所谓“知犯何逆”，是要搞清患者由于什么原因或机理，导致目前的症状或状态。亦即在把握患者病因病理的基础上，才好展开有的放矢的“随证治之”。
而日本汉方忽略了“知犯何逆”，他们不去追求病因病机，只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只重视患者的腹壁反应状态。
比如胸胁苦满，从中医学角度理解，指苦于胸胁胀满、堵闷的症状，或以胸胁堵闷、胀满为苦，它是一种患者的自觉症状。而在日本汉方，尤其是吉益东洞的古方派占据日本汉方界主流地位以后，他们认为胸胁苦满是一种他觉的体征，不在于患者自身感受，只取决于医生手指按压患者胸胁时，是否有明显的抵触感。如果指下有感觉，无论患者自身有无症状，医生都认为他是胸胁苦满。
对日本人而言，研读中文著作，接受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本身就不容易。要想培养自己的门生，让学术成果得以传承，其难度更大。
中医学强调“学术并重”，而日本汉方非常重视实用性，往往“重术轻学”。他们并不擅长抽象思维。想要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结合四诊归纳具体症状，再推理、概括为某某证，对一般的日本人来说难度太大了。
因此后世派（汉方医学流派）的第三、四代弟子，把辨证论治逐渐归结为从经验出发。他们不再强调各种理论，只针对临床效果，患者有什么临床表现，就选用什么方剂，这也是日本口诀汉方的由来。通过“口诀”这样简单的语言提示，更利于日本汉方的传播与教学。
在“方证相对”诊疗模式的主导下，他们的临床经验积累通常以方剂为单位，而且临床应用时对原方尽量不做加减，方与证之间就相当于一把钥匙对应一把锁。
即使到了现代，日本人还在不断创造新的口诀。比如“凡见患者便秘，排出兔粪样粪便，就选用六君子汤”。
如果按照中医学的诊断思路进行辨证，便秘患者往往是因为胃肠蠕动无力，不能排出成形粪便。首先要辨明患者是脾胃气虚证，然后再考虑使用六君子汤健脾益气，增加胃肠蠕动力，从而调整改善便秘。
日本人简化了辨证过程，直接用口诀的方式记忆，也使他们探索出了许多独特的临床经验。比如五苓散（茯苓、泽泻、猪苓、肉桂、炒白术），中医认为它是一张温阳化气的方剂，既能发散风寒，又能健脾利水。常用于伤寒表不解、阳气不振、水湿内停的病证。
而日本近现代的临床研究发现，五苓散针对气压低、阴天下雨时会出现头痛的患者效果非常好。所以他们的经验口诀就是“在阴天下雨时头痛的患者，可选用五苓散来治疗。”这就是所谓的口诀汉方。
虽然日本汉方重术轻学，但他们也积累了很多这样独特的临床经验。古方派的现代代表人物大塚敬节，说口诀汉方是中国中医学在日本的简化版。但我们阅读《伤寒论》会发现，原文也是某些症状对应某某处方，所以口诀汉方并非完全由日本独创。
民国以来，许多中国学者非常关注日本汉方的研究，用以弥补传统中医研究的不足。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写道：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医疗的目的就是治病救人，虽然日本汉方起源于中国，我们也要取长补短，共同促进医学进步。
关于日本人为何长寿，有多方面复杂因素，并不是简单通过某种饮食或运动，就能达到的。有研究数据表明，除了医疗条件、遗传等客观因素外，最重要的还是生活习惯，它在决定长寿的因素占比中高达60%。
日本从本世纪初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做“生活习惯病”，指由于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疾病，是影响我们寿命最主要的病因。
比如运动不足，或者营养偏颇（肉类、糖类摄取过多）。也包括精神心理方面的不良习惯，比如生闷气、焦躁等。可能会引发一些心脑血管病、肿瘤或代谢综合征，像我们说的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尿酸血症、肥胖症等。用中国话说就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威胁人类长寿最重要的疾病群”。
这些年日本政府通过大量的养生科普、宣传，每年为40岁以上社会人群安排免费体检，50岁以上人群一年两次体检。体检车会直接开到你的单位，体检以后还会给你建档案。
如果某项指标异常，比如高血压、高血糖，或者偏于肥胖了，会有工作人员跟你沟通，从饮食、运动上跟你讨论改善措施，并定期跟踪看你是否在努力改进。
日本政府也会结合中医“治未病”的养生理论，倡导群众在预防上多花一块钱，今后在治疗上就能少花十块钱。
另外，在日本，家庭主妇也是一种职业，她们每天要照顾一家人的一日三餐，维护一家人的身体健康、相夫教子、照顾老人。曾经有研究表明，一位主妇对于家庭的贡献度，从经济角度而言，相当于一名护士的工作收入。主妇们在每月制订的家庭预算中，会列出外出学习进修保健新知识的必要开支。
我觉得这些对于日本人的长寿，都发挥了正向积极的作用。
从辨证论治到方证相对，从四诊合参到独重腹诊，能看出日本汉方医学在不断取舍、简化传统中医的内容。
传统中医和日本汉方毕竟是同源异流、同根异枝。用日本学者的话来说，它们两者的关系，比起中医与藏医学或者蒙医学应该更为紧密。
国内对于汉方医学，存在很多不够客观的声音。有一派对日本的一切都很不屑，认为汉方医学就是从中国拿去的，觉得他们是坐井观天。也有一派认为日本的一切都是先进的，汉方医学已经远远把传统中医甩在后边了。
所以这些年我的研究领域，也围绕中日两国传统医学的诊断治疗思路比较来展开，让彼此把对方当做一面镜子，相互参考，互为借鉴。
实际上日本汉方界除了古方派，还存在着许多其他流派。在诊疗思路与方法上，不仅有腹诊和方证相对、药证相对、口诀汉方，也有与中医学辨证论治相类同的察证辨治以及审因论治、审机定治，也有体质用药、季节用药、试探疗法等等多种多样的方法论。
只是因为古方派最为特别，也最为极端，在日本汉方界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我们才把它当做日本汉方医学的代表，大家注意不要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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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陈沉
图片 | 戴昭宇 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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