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方圆三里的内城。城，内城），七里之郭（外城），环（围）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它），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这样）而不胜者，是（这）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城墙）非不高也，池（护城河）非不深也，兵革（泛指武器装备。兵，兵器。革，皮革制成的甲、胄、盾之类）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弃城而逃。委，放弃。去，离开。之，代词，城），是（这）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所以）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使人民定居下来（而不迁到别的地方去），不能靠疆域的边界。域，限制。以，凭借、靠），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巩固国防不能靠山河的险要。固，巩固。国，国防。以，凭、靠），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震慑天下不能靠武器的锐利。以，凭、靠）。
得道（指能够施行治国的正道，即行仁政）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到）至（极点），亲戚（内外亲属，包括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畔（同“叛”，背叛）之（他）；多助之（到）至（极点），天下顺之（他）。以（凭借）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用于主谓间，取消句子独立性）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所以能行仁政的君主不战则已，战就一定能胜利。君子，这里指能行仁政的君主，即上文所说的“得道者”。有，要么）。
赏析：
这篇短文选自《孟子·公孙丑下》，观点正确鲜明，论证严密有力，无论思想内容或说理方法，都值得肯定和借鉴。
文章的主旨十分明确，即高度强调“人和”的重要性，具体来说，就是阐明了战争的胜败，主要取决于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又取决于统治者是否“得道”（即能不能推行仁政）。孟子的这个结论，和他一贯宣传的“民为贵，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尽心下》），“得其民斯得天下，得其心斯得民”（《离娄上》），“与百姓同乐则王”（《梁惠王下》）的主张是一致的，也是被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孟子的这个认识，正是总结了人们的认识经验和历史教训而获得的，因而是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的。不过，孟子处在列强纷争，崇尚武力，蔑视仁政的动乱时代，他的主张是无法实现的。
从写作上看，作者确有匠心独运之处。文章一开头就用两个层递句把天时、地利、人和排列在一起，以两个“不如”加以比较，说明了三者的关系，突出了“人和”的重要性。这不但显得论点十分明确，而且以此统率全篇，决定了全篇的布局。
接着，分两个方面进行对比论证。二、三两个自然段是第一方面，它用实际战争结果来证明，属于事实论证部分。先证明“天时不如地利”，是宾；再证明“地利不如人和”，是主。在证明“地利不如人和”时，连用了四个并列排比句，每句又用双重否定的句式，极写“地利”方面的优越条件，为下文蓄势；一句“委而去之”（这里省去了主语“守土的人民”），用语极其冷峻，表明了上述一切优越条件毫无用处，这就充分突出了“人和”的无比重要。这里有一桩非常典型的历史事例。《左传·闵公二年》载：卫懿公好鹤，让鹤食禄乘轩，一点也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后来，狄人侵伐卫国，卫懿公正想载鹤出游，闻讯大惊，才考虑征发人民战守。结果人民、士兵都逃避山野，不肯出战御敌，一些被抓回的士兵仍拒绝出战，说：“让鹤去！鹤享有官禄官位，我们哪里能作战？”最后，卫国的国都被占领，懿公被杀，国家几乎灭亡。这不正是“委而去之”的生动体现吗？
在事实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末段再从另一方面，即政治方面来证明，属于道理论证部分。这部分也可分作两层。第一层先用“故曰”来承上启下；然后紧接连用三个并列排比句，以三个“不以”（不能只依靠）进一步强调物质条件的不足恃，从反面说明了“人和”的重要；最后得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警策性断语，从而指明了能否获得“人和”的先决条件，在于能否“得道”（推行仁政）。这样，文章就不仅分析了问题，而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可以说，孟子写作本文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此吧。第二层又承上将“多助”与“寡助”的结果作一番鲜明的对比（“天下顺之”与“亲戚畔之”），从而自然地得出了“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的结论。这个结论，和本文开头提出的论点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论证的两个方面的安排，孟子也是有用意的。因为第一部分是事实论证，事实胜于雄辩，结果易为人们所知，结论也就容易被人们接受；第二部分是道理论证，这种结果不易被人们看出，因而接受结论也就需要有个思考过程。但是有了事实论证为基础，人们对于道理论证也就易于接受了。所以这种安排论证的方法，是符合从已知到未知、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规律的。
全文不仅气势充沛，而且章法严密，逻辑性很强，确实不愧是一篇传诵千古的政治短论。
